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假设你有一位朋友，名叫卡罗琳。她是一家市办学校大型食品供应系统的主管，管理着几百所学校的餐饮服务。每天有几十万个孩子在她管理的食堂里就餐。卡罗琳接受过正规的营养学教育（ 她在州立大学获得了营养学硕士学位 ），而且她充满创造力，不喜欢循规蹈矩地思考问题。
有一天晚上，卡罗琳和她的朋友亚当喝酒聊天。亚当是一位喜欢统计学的管理咨询专家，一直为连锁超市服务。酒过三巡，他们想到了一个有趣的点子。他们想在学校食堂里做一个实验：保持菜单不变，只是改变食物的摆放和展示方式，会不会影响孩子们的选择？于是，卡罗琳联络了几十家学校食堂的主管，提出了详细的摆放要求。有些学校把甜品摆在了最前面，有的摆在最后，还有的单独摆成一排。每种食物被摆在不同的位置上，而且每家食堂都不相同。有的学校把炸薯条放在视线高度上，有的学校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摆放的则是胡萝卜条。
亚当设计过超市的楼层平面图，所以他强烈地相信，他们的食堂实验一定会产生非常显著的结果。他猜对了，仅靠改变食堂菜品的摆放方式，卡罗琳就可以明显增加或者减少很多种食物的消耗量。这次实验给她上了至关重要的一课：情境的微小改变能够极大地影响学生，同样也可以极大地影响成年人。而且这样的影响既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作恶。比如，卡罗琳现在知道，她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健康食物的消耗，同时减少非健康食物的消耗。
卡罗琳的合作伙伴足有几百所学校，她还招募了一支由研究生志愿者组成的团队，专门搜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拥有非常可观的力量，足以影响孩子们每天吃什么。这个新发现的巨大力量让她陷入了沉思，一时不知自己应该拿它做些什么。下面是朋友和同事给她的建议。他们平常都很认真，当然偶尔也喜欢恶作剧一下：
·全面考虑所有因素。食物的摆放要以学生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随机摆放食物。
·通过摆放，尽可能让孩子们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同样的食物。
·哪家供应商给的回扣最高，就让哪家食物的销量最高。
·一句话——利润最大化。
第一个选择显然是很吸引人的，但它似乎带有倾向性，甚至有点儿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不过其他的选择更糟糕！第二项选择是随机摆放食物。可能有人认为它比较中立，原则性比较强，甚至不偏不倚。但是随机摆放在食堂里是行不通的。从方便的角度来说，沙拉酱就应该放在沙拉而不是甜点旁边。不仅如此，如果学校之间的食品配送是随机的，那就意味着有些学校孩子们的饮食不如其他学校的那么健康。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如果卡罗琳能改善大多数孩子的饮食，让一部分孩子变得更健康，她会选择这种不偏不倚的做法吗？
第三个选择似乎是避免倾向性的有益尝试：尽可能地效仿孩子们自主选择的方式。这样也许真的算是一种中立的选择，也许卡罗琳应该不加分辨地按照就餐人的想法摆放食物（ 至少 可以在高年级学生就餐的食堂里这样处理 ）。但是，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很难实现。卡罗琳和亚当的实验告诉我们，孩子们对食物的选择取决于食物的摆放方式。那么，孩子们“真正的喜好”是什么？我们说，卡罗琳应当让孩子们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主选择”，这里的“自主选择”究竟该如何选择？一家食堂不可能不去组织和管理食物。就算把思考对象从孩子换成大人，这里的很多思考也是适用的。
如果卡罗琳是个腐败分子，第四个选择会让她无法自拔。对食物摆放方式的人为操纵会成为她操弄权柄、谋取私利的有力工具。但是，卡罗琳是位诚实正直的管理者，她对这样的选择从来都不屑一顾（ 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如此自律 ， 唉 ！）。第五项选择和第二项、第三项选择一样，它们都有一定的吸引力。如果卡罗琳认为最好的餐厅就是最赚钱的餐厅，那么它的吸引力会更大。但是，如果利润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损害孩子们的健康，尤其是考虑到她管理的是学校食堂，卡罗琳真的会这么做吗？
我们把卡罗琳这样的人称为“选择架构者”。这些架构者的主要职责是组织人们赖以做出决策的具体情境。虽然卡罗琳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虚构人物，但是我们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很多选择架构者，而且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那些真的在管理餐厅和食堂的人。假如你是一名医生，在向患者讲述各种可行的疗法时，你就是一名选择架构者；假如你设计了某种表格或网站，帮助新入职的员工在多种员工福利中做出选择，你就是一名选择架构者；假如你负责设计选票，帮助人们选择候选人，你就是一名选择架构者；假如你负责设计一家药店或杂货店，你也是一名选择架构者（ 而且你会遇到很多卡罗 琳遇到的问题 ）；假如你为人父母，向自己的儿子或女儿介绍各种可能的教育选择，你就是一名选择架构者；假如你是一名销售员，你也是一名选择架构者（ 而且你很清楚这一点 ）。
“选择架构”和传统意义上的建筑形式存在很多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二者都不存在所谓的“中立”设计。以一座办公楼的设计为例。设计师会收到各种各样的要求——要有一座大堂，要有120间办公室和13间大小不同的会议室，要有一间大会场，足够容纳公司里的所有人，诸如此类。这座大楼一定坐落于某个特定的地点。其他的限制条件数以百计，有些是法律方面的，有些是审美的需要，还有些出自实用的考虑。而设计师最终交工的大楼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有门窗，有楼梯，还有走廊。合格的设计师都很清楚，看上去不经意的决定，比如洗手间的位置，实际上都会微妙地影响大楼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在每次往返洗手间的路上，人们有可能偶遇自己的同事（ 包括自己喜欢遇见的和不愿遇见的 ）。一座好的建筑不仅是吸引人的，还是“好用的”。
我们会看到，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必须假定一切都是有用的，这是一条特别有用的经验。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的方向上，这些微小细节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说到这个原理，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男厕所算是个绝妙的例子。这座机场的管理者一度在男厕所每个小便池里都蚀刻了一只黑色的苍蝇图案。如此看来，一定是有些男士在解手时不大注意准头，造成了一些污秽的场面。不过，一旦找到了靶子，他们就会集中注意力，准头自然就提高了。这个想法的提出者阿德·基博姆表示，苍蝇的设计带来了神奇的效果：“准头提高了！如果一位男士在解手时看见了一只苍蝇，一定会瞄准它。”基博姆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史基浦机场扩建项目的负责人。根据他的说法，在小便池里蚀刻苍蝇这一做法减少了80%的“旁逸斜出”——这是一项我们无从验证的数据。但是我们可以欣喜地向读者汇报，自从本书第一版讲述了这个事例之后，我们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机场里见到了这样的苍蝇。是的，谢谢，我们听说过可得性启发法，并且会在下文谈到它。
无事不重要这一观点既会让人们变得麻木无力，也能让人们充满力量。优秀的架构者深知，虽然他们建不出完美的大楼，但是可以做出设计上的选择，创造有益的效果。比如，咖啡机的摆放位置会影响办公室里的互动。政策制定者往往有很多“画苍蝇”的机会，比如在信用卡账单的显眼位置明确标示：持卡人可能因逾期还款或者过度使用而承担罚金。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在等待进入超市的通道上画线，可以使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就像建筑师必定要为一座大楼画出图纸一样，像卡罗琳这样的选择架构者也必须为食堂的午餐选择某种具体的摆放方式。她可以通过这样的做法影响人们吃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助推。
总的来说，如果你认为卡罗琳应当利用手中的机会，助推孩子们选择更有益的食物，也就是第一个选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阵营：自由意志家长制俱乐部。我们清楚地知道，很多读者不会立刻喜欢上这个表达方式。因为无论是“自由意志”，还是“家长制”，都有些让人望而生厌。流行文化和政治为这两个概念塑造的刻板形象让它们不堪重负，也让很多人对它们心存鄙夷。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概念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为什么要把两个遭人唾弃、自相矛盾的概念结合在一起？我们的想法是，只要理解得当，这两个概念其实蕴藏着很多很好的含义——而且它们合在一起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单独出现的时候。这两个概念的问题在于，它们被教条主义者牢牢垄断了。
分析我们提出的策略。“自由意志”的一面在于，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没有损害他人，它总会直截了当地主张人应当自行其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安排，如果他们希望如此。借用米尔顿·弗里德曼生前的话来说，自由意志家长制呼吁人们“自由选择”。我们力图设计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持或提高人们选择的自由。我们之所以使用“自由意志”来修正“家长制”，就是为了保有自由。我们说保有自由，真的就是保有自由。推行自由意志家长制的人希望让人更轻松地各行其道；他们不想让行使自由的人们背负沉重的包袱。（ 需要 强调指出的是 ， 在有人侵害他人的情况下 ， 选择自由显然不再 是一种好想法 —— 但是 ，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 助推也可以发挥 重要作用 。 我们会在下文详细阐述这一点 。 还需要指出的是 ， 如果人们做出了糟糕透顶的选择 ， 因此危及未来的自己 ， 那么 仅靠助推是不够的 。 我们也会在下文谈到这一点 。）
家长制的一面主要体现在这样一种提法上：为了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长久、健康和幸福，选择架构者会努力影响人们的行为。这样的做法是正当合理的。换句话说，我们提倡政府和私营机构运用自觉的努力把人们的选择引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我们很清楚，为了确定“家长制”的定义，探究它存在的利弊，很多人——包括很多哲学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提倡的家长制原则是为了影响人们的选择，它的作用方式会让做出选择的人生活得更加优裕—— 最终 的判断是由选择者做出的 。它是手段上的家长制，而不是目的上的家长制，这些原则旨在帮助人们实现自己选择的目标。
几十年的行为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们常常会在科学实验中做出糟糕的决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失误就更多了。这就进一步印证了甲壳虫乐队那句著名的歌词，我们都“时不时需要朋友拉一把”。简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人们在全身心投入、拥有完备的信息和无限认知能力，能完全地自我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这并不代表人们不可以偶尔享受生活，很晚才回家，吃上一顿大餐。俗话说得好：“现在就享受生活吧，生活没有彩排。”）
自由意志家长制属于一种相对温柔、软性、非粗暴干涉的家长制，因为各项选择是非封闭的、无阻隔的，所以不会形成显著的负担。假如人们就是想吸烟、吃大量的糖果、选择不合时宜的医保方案，或者不肯为退休生活存钱，自由意志家长制不会强迫他们改变——更不会让事情变得难上加难。话虽如此，我们推荐的方法毕竟属于家长制。这是因为，在关键情况下，公共和私营领域里的选择架构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关注或者落实人们预期的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应当努力把人们带入正确的方向，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一句话，他们要“助推”。
我们所说的“助推”涵盖了选择架构的方方面面。这一架构通过可预见的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同时不会禁止任何选择，也不会显著改变人们的经济激励因素。要做到纯粹地助推，必须保证人们对相关干预的回避是轻松且廉价的。助推不是税收、罚款、补贴或者强制命令。把水果放在人们眼前算是助推，禁止食用垃圾食品肯定不算。
我们推荐的很多政策都可以用在（或者已经用在了）私营领域——无论有没有政府的助推。比如，在本书讨论的很多案例中，私营单位都属于重要的选择架构者。我们认为，在涉及医保和养老计划的领域里，雇主可以给员工提供有用得多的助推（比如合理的默认规则、信息的清晰呈现和有用的提示等等）。既想赢利又想为善的私营企业可以开展环保方面的助推，帮助降低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且从中受益。反过来说，企业当然也可能利用这里讨论的概念，用不正当的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企业可能会把“胡推”强加于人。我们始终致力于降低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里的“胡推”，详见第7章。
驳斥家长制的人常常会说，人们大可以很好地做出选择，就算他们做得不够好，也至少不比旁人做得差（尤其是在旁人恰好是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的时候）。无论有没有学习过经济学，很多人至少模糊地接触过“经济人”的概念——我们每个人都能准确无误地选择这个概念，并用它来思考，它符合经济学家对人的通常描述。
把经济学教材拿过来读一读，你会发现，经济人会像爱因斯坦一样思考。他们的记忆力足以和谷歌的云端存储媲美，他们的意志力堪比圣雄甘地。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熟悉的伙计们可不是这样的。活生生的人是什么样的？没有计算器就会被长除法难住；有时会忘记配偶的生日；除夕夜喝太多酒，大年初一早上会头疼欲裂。他们不是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他们只是现代智人（Homo sapiens）。接下来我会用“经济人”来称呼前者，它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虚构物种，用“普通人”来称呼后者——当然，它是真实的物种。
以肥胖为例。美国的成人肥胖率已经超过40%；70%以上的美国成年人要么肥胖
、要么体重超标
。全球体重超标的成年人有10亿人，肥胖的有3亿人。日本、韩国和一些非洲国家的肥胖率较低，不到6%；东萨摩亚的肥胖率最高，超过了75%。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1980年至今，北美、英国、东欧、中东、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和中国部分地区的肥胖率增长了3倍。数之不尽的证据表明，肥胖会增加罹患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导致人们过早死亡。如果每个人都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饮食，或者通过助推达到更适宜的饮食，那就太好了。
理智的人当然会在意食物的口味，而不仅仅关注健康，因为美味本身就是人生乐趣的一大源泉。我们并不是说，每个体重超标的人行为必然是不理智的，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每个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都在选择最理想的饮食方案，我们也一定不会相信。这样的情形同样适用于很多其他与风险有关的人类行为，比如吸烟和饮酒等。仅仅在美国，烟酒每年引发的过早死亡就有几十万例。无论是饮食、吸烟还是饮酒，我们都不能说人们现在的选择一定是保护自身福祉的最有利方式（ 这样 说算是很客气的 ）。实际上，很多吸烟者、酗酒者和饮食过量者非常愿意求助于第三方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并且愿意为此付钱。
这些发现成了新兴的选择科学相关结论的有益补充。后者涵盖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范围广阔的大量研究。虽然这个领域的很多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室里，但也有大量的、正在飞速增长的研究来自对现实行为的钻研，还包括对自然情境下做出的选择的档案研究以及随机对照实验，等等。这些研究对人们做出的很多判断和决定的正确性与明智性提出了严肃的拷问。想要成为合格的“经济人”，人们用不着未卜先知地做出完美的预测（
那需要无所不知
），但必须做出不偏不倚、毫无偏见的预测。也就是说，你的预测可以是错的，但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在可以预知的方向上。普通人与经济人不同，普通人的错误是可以预料的。“计划谬误”就是个好例子。它是一种对完成任务所需时间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的系统化趋势。只要和承包商打过交道，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工作都比你想象的时间更长，即使你知道什么是计划谬误。
数以千计的研究证实，人类的预测充满了缺陷和偏差。人类的决策同样让我们不敢恭维。仅举一个上文提过的例子就够了：现状偏好。它就是故步自封的华丽马甲。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会在下文详细探讨这些原因，人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喜欢维持现状或者保持默认设定。比如，你新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可以选择自定义一系列设置，包括屏保、来电铃声、响铃多少次后转入语音信箱等等。手机厂商会为它们事先设置一个选项，也就是出厂默认设置。研究表明，无论默认设置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让它们一直保持不变，即使事关重大，即使其中的利害关系远远大于有人给你打电话时手机发出什么样的铃声。
默认选项的例子太多了。我们会因此发现，默认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如果私营企业或政府官员倾向于某一类结果，把它设置为默认选项，就可以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选择。只要简单地把默认设置从“选择加入”变成“选择退出”，通常就可以提高25%的参与率，有时甚至能提高更多。我们会谈到，仅仅通过设置默认选项，或者采用类似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菜单变更手段，就可以极大地影响最终的结果，从提高人们的储蓄率，到应对气候变化，从改善医保体系到减少贫困，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谈到，在有些重要的情形下，人们会行使选择自由，拒绝默认选项。比如，当对某件事的态度特别坚决时，人们就会冲破惯性的力量和暗示的圈套（ 人们通常的感受 是 ， 默认选项就是人们暗示和推荐的选择 ）。改变默认选项可以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助推，但它显然不是万能的答案，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恰当的默认选项通常能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只是助推的奇妙力量的一种例证。根据我们对助推的定义，它包括能够明显改变人类行为的干预——这些干预通常会被经济人忽略。通常只有激励才能让经济人做出反应。如果政府对糖果征税，经济人就会少买糖果，但是，“无关紧要”的因素，如各种选项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排列，不会对经济人产生影响。普通人也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是他们同样会对助推产生反应。
我们可以恰当地使用激励和助推，提高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能力，帮助解决很多社会重大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在坚守每个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很多拥护选择自由的人会摒弃任何形式的家长制。他们希望政府能让公民自主选择。源于这一思维方式的典型政策建议，把尽可能多的选择交给大众，由人们自己选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一种（ 把政府的干预或助推降到最低 ）。这种思维方式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为很多复杂问题带来了一种极尽简单的答案：选择最大化——到此为止！
很多领域都在推行这种政策，从教育到医保，再到退休储蓄计划，等等。有些领域甚至把“选择最大化”奉为百试不爽的真谛。有的时候，唯一能够取代这一“真谛”的也许是一种被揶揄为“一刀切”的政府强制命令。赞成“选择最大化”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拥护的政策与一刀切的强令之间存在巨大的空间。他们反对家长制，或者他们自以为反对家长制，所以对助推充满了疑虑。在我们看来，这种疑虑来自一种错误假设和两种错误概念。
一种错误假设是，几乎所有人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总是会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人们做出的选择至少要好于别人为他们做出的选择。我们认为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它实际上是明显错误的。事实上，我们认为，只要认真思考，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假设真的可信。
假设一位围棋新手和一位老手对弈。我们不难预料新手会输，而且完全因为他在棋着儿的选择上逊于对手——只要稍加提点，这些选择本来可以很轻易被提高。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都是新手，他们面对的和打交道的场景里盘踞着以此为生的销售老手，准备向他们兜售各色物品。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看，人们的选择到底是好是坏？这是一个体验问题，不同领域的人给出的回答可能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拥有丰富经验、完备信息和迅捷反馈的情况下，人们做出的选择都会很好——这就像在口味相近的冰激凌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人们知道自己喜欢哪一种口味——是巧克力、香草、可可还是别的什么。
如果欠缺相关经验、信息不够完整，或者反馈很少很慢，人们做出的选择就会逊色很多，比如选择养老方案、治疗方案或投资方案等等。假如让你从50种不同的保险方案中做出选择，而且每种方案的特点都五花八门，那么，外界的些许帮助也许能帮上大忙。只要人们做出的选择不尽完美，选择架构上的些许变化就可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好或不好 ， 这只能 由人们自己来判定 ， 而不能由官员来判定 ）。下文还会谈到，我们不仅有可能通过选择架构的设计让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简直易如反掌。
第一个错误概念是：我们可以避免对他人的选择造成影响。有些组织或机构 必须 做出选择，而这些选择必然会影响一部分人的行为。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在这些情况下，朝着某些方向的助推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助推势必影响人们的选择。也就是说，选择架构必然存在，它是不可避免的。仍以卡罗琳的食堂为例，来自选择架构者的种种设计要素广泛影响着食客的选择。没有一家网站或商店是完全没有设计的。当然，有些助推确实可能是无意的，比如用人单位可能选择发月薪，也可能发双周薪，而且这些单位根本无意于任何形式的助推。但是，如果发现双周薪更有利于人们节省开销，它们想必会大吃一惊。这是因为，在双周薪制度下，人们每年有两个月可以领到3份工资，而很多账单仍旧是一个月只付一次。
私营组织和政府机构当然可以谋求这样或那样的中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比如，它们可以随机选择，或者找到绝大多数人想要的。但是，无意的助推同样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形式的中立可能毫无吸引力，我们会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选择架构者当然也可以坚持主动选择，比如提出类似这样的要求：如果有人想当公务员，就要明确地选定自己更加偏爱的医保方案。但是主动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架构，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选项繁多、很难决断的情况下。假如你来到一家法国餐厅，服务员推来的小车上装满了奶酪，看上去足有几百种。请问你选哪一款？这时候，如果服务员能为你推荐一下，那可就帮了大忙。不要总是要求人们做选择，很多人并不总是喜欢做选择。如果强迫人们做出选择，他们可能会不太高兴。
有些人可能会区别对待。他们乐意接受这样的看法，但是仅限于私营机构。他们极力反对政府这样做，反对政府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对人们的选择施加影响。这些人不信任政府，在他们看来，政府要么能力不足，要么善意不够。他们害怕民选官员和行政人员昏庸颟顸，害怕他们把自身利益摆在首位，害怕他们对私人团体狭隘的私利关心过多。我们也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尤其强烈地同意，政府真的可能犯错，存在偏见，手伸得太长，而且有时还很严重。这也是我们比较偏爱助推，而不是命令、规定和禁令（ 有人危害他人的情况除外 ）的原因。但是，政府和食堂一样（ 本来很多食堂就是政府开的 ），它们都必须有一个起点，一个不是这种就是那种的起点。这是不可避免的。需要强调的是，它们每一天都在这么干。这是通过它们制定的政策来实现的，而且它的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一部分人的选择和结果。就这一点来说，反对助推的立场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没有起点，一切从何谈起？
第二个错误概念是，家长制总是会涉及强制胁迫。在食堂的例子里，食物的摆放方式并没有强迫任何人采用任何一种规定的饮食，但是卡罗琳以及和她处境相似的人，可以从一种家长制的角度做出具体的摆放选择。这就是我们谈论的那种家长制。请问，在小学食堂里，把水果和沙拉摆在甜食的前面，让孩子们多吃些蔬果，少吃些巧克力蛋糕，会有人反对这样做吗？如果消费人群换成中学生，甚至换成成年人，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这侵犯你的自由权吗？即便GPS（全球定位系统）听上去可能有些家长制的味道，但它也是在努力告诉你如何到达你想去的地方。请问，GPS侵犯你的自由权了吗？我们认为，就算对选择自由权的铁杆拥护者来说，只要没有涉及强制胁迫，有些类型的家长制就应该被接受。
如何秉持这个基本路线？我们会针对多个不同的领域提出具体的建议。这些领域五花八门，包括储蓄、医疗、消费者保护、器官捐献、气候变化和保险等等。我们认为，在选择不受限制的大前提下，出现不合时宜的设计（ 甚至包括腐坏堕落的 设计 ）的风险会降低。选择的自由就是对糟糕的选择架构最好的防范。
选择架构者可以设计用户友好的情境，帮助人们极大地改善自己的生活。很多企业就是这样在市场上获得最大成功的。选择架构有时是非常清晰可见的，消费者和员工都能领会它带来的价值。iPhone（苹果手机）之所以在经济上获得巨大的成功，部分原因就在于它优雅的设计风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使用者发现，这台设备能帮助他们轻松地得到自己想要的。选择架构有时会被人们忽略，这个时候，有人如果给予它一定的重视，往往会获益匪浅。
我们来思考一个美国职场中的例子（ 如果你生活在别的国 家 ， 请同情我们 5 秒钟 ）。美国大多数的雇主都会为员工提供一系列的福利，包括人寿保险、医疗保险、养老储蓄计划等等。每年的暮秋定为开放登记期，员工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对上一年的选择做一次修改，而且必须在线上完成。他们通常会收到一包邮寄来的材料，这些材料会说明各种选择的具体内容、如何登录系统、如何提交选择等等。员工还会因此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醒。
员工都是人，有的人会忘记登录，所以要为他们确定好默认选项——毕竟员工每天都很忙，有时难免心神涣散，甚至有些人被工作压得透不过气来。通常的默认选项有两种：要么保持上一年的选择不变，要么清除之前的所有选择，回到“原点”。简单起见，可以称它们为“保持现状”选项和“归零”选项。那么问题来了：选择架构者应当在二者之间做出何种选择呢？
推崇自由意志家长制的人会先问一问。他们会先找一些思虑周全、信息完备的员工，问问他们实际上想要什么，再决定选择什么样的默认选项。虽然这样的原则并不总能形成明确的选择，但它显然好过随机确定默认选项，也好过一刀切地把“保持现状”或者“归零”定为默认选择。比如，很有可能大多数员工不希望取消自己已有的医疗保险（ 这种保险的补贴非 常高 ）。因此，医疗保险的默认选项似乎应该定为“保持现状”（ 保持上一年度的选择不变 ），它要比“归零”的默认选项（ 回 归到没有医疗保险的原点 ）好得多。
对比一下员工的灵活支出账户（ 我们认为 ， 这是一种美国 独有的残酷 “ 福利 ”）。员工可以每个月向这个账户里存钱，用来支付某些类型的支出（ 例如保险不管的医疗费用或者子女抚 养费用等 ）。说它残酷，是因为这个账户里的钱必须在次年3月31日之前使用，否则就会被清空。但是每一年的预期开支也许和次年非常不同（ 比如医疗费用 ， 如果某一年家里添丁进 口 ， 这项费用就会上升 ； 再比如子女抚养费用 ， 孩子入学那一 年 ， 这项费用可能会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归零”的默认选项可能比“保持现状”更合理。
这并不是一个假想的问题。前段时间，塞勒和他单位（ 芝 加哥大学 ）里的三位领导开会，讨论类似的问题。那天恰巧是开放注册期的最后一天。塞勒指出了这个巧合，并且不无揶揄地问那三位领导是否记得登录系统，调整自己的福利待遇。第一位有些羞赧地说，他本想当天晚些时候做这件事。他还感谢了塞勒的提醒。第二位承认自己忘了。第三位说，他希望他老婆记得这事！然后他们又回到会议的正题上。他们要为一项听起来特别不招人喜欢的计划——“补充工资扣减计划”——确定默认选项（ 这项计划的名字起得太糟糕了 ， 实际上它是一项 避税储蓄计划 ）。当时的默认选择是“归零”。塞勒召集了这次会议。他想说服校领导，把默认选择改为“与去年相同”。校领导在会议现场表现出的疏忽大意让这件事的必要性变得格外明显，他们立即批准了这一改变。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可以让许许多多的大学员工过上更加舒适惬意的退休生活。
这个例子说明了优秀选择架构的一些原则。做出选择的都是普通人，所以设计者应该让人们的生活尽可能地轻松愉快。要给人们发送提醒（ 但不要太多 ！），尽可能把那些头脑迷糊的人需要承担的成本降到最低——就算我们和他们自己使出浑身解数，还是会有很多人迷迷糊糊。我们会看到，这些原则（ 以及很多别的原则 ）既适用于私营领域，也适用于公共领域。而且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还有广阔的空间等着我们去开发。大型企业和政府部门，请注意记笔记（ 大学和小型企业也 要记 ）。
谈到私营机构里的助推，我们要讲的有很多。不过，自由意志家长制有很多最重要的应用是属于政府组织的。我们会提出很多公共政策和法律方面的具体建议。一开始撰写此书时，我们希望这些建议能让各个党派都感兴趣。实际上，我们相信，自由意志家长制推崇的政策能同时得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结果比我们的预料好得多，事实证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这真让人喜出望外。
在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积极支持助推理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助推团队。它的官方名称是“行为洞察小组”，但是人们常称它为“助推小组”。
在美国，前总统、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贝拉克·奥巴马同样支持它的基本思想。在他的指示下，美国很多政府机构完成了数量众多的助推。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助推部门（
原名
“
社会与行为科学
小组
”，
后称
“
评估科学办公室
”）。美国国际开发署有各式各样的项目接受了行为科学及其见解的指导。自从本书第一版上市以来，全球各国的很多政府，都吸收了本书或类似的思想，让自己的计划项目变得更有用、更高效。数量众多的国家成立了不同类型的行为洞察团队和助推部门，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加拿大、芬兰、新加坡、荷兰、法国、日本、印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世界银行、联合国和欧盟委员会也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行为洞察计划”，聚焦多项公共卫生问题，包括流行病、疫苗接种和年轻人群的风险承担问题等。
尽管当前世界似乎存在分裂，但是我们依然相信，自由意志家长制能够跨越党派，为更简单地解决各种问题奠定更有希望的基础。更好的政府往往需要更少的强制手段和更多的选择自由。行政法规和禁令自有其应有的作用（ 行为科学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识别它们 ），但是，如果能用激励和助推取代规定和禁令，政府就可以变得更敏捷、更中立。所以，我们要非常明确地提出：本书不是在提倡更多的官僚主义，更不是鼓吹政府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争取更好的治理。简言之，自由意志家长制是不偏不倚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当然是巨大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希望，政治信念决然不同的人也许愿意在柔和助推的帮助下更多地做到融会贯通，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