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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们所播下的思想之种在下一代生根发芽，佛罗伦萨执政官克鲁西阿·萨鲁特提（Coluccio Salutati）成了彼特拉克思想的继承者。萨鲁特提认为，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学和雄辩术的复兴。他非常钦佩彼特拉克，甚至声称他这位偶像的作品超越了西塞罗的散文和维吉尔的诗歌。这位佛罗伦萨执政官召集了一群学者，其中包括莱昂纳多·布鲁尼（Léonard Bruni）和波吉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他给他的朋友罗马教皇国大臣尼科洛·尼科利（Niccolò Niccoli）的信就如一首首赞歌，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彼特拉克各类作品的赞美和对古代的热爱。在他们的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找到塔西佗（Tacite）或蒂特里夫（Tite Live）的手稿时，当彼此交换阅读卢克莱修（Lucrèce）著作的心得时，或者当发现西塞罗的一些作品时，他们是多么的兴奋。
萨鲁特提邀请曼纽埃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到佛罗伦萨教授希腊语和修辞学。克利索罗拉斯于 1355 年出生于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的著名学者，莱昂纳多·布鲁尼是他最勤奋的学生。布鲁尼翻译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e）的《政治学》 （ la Politique ），以及德摩斯梯尼（Démosthène）、柏拉图（Platon）和普鲁塔克（Plutarque）的一些文稿，并明确指出重译是为了“摆脱过去蹩脚的译本”。多亏克利索罗拉斯，萨鲁特提发现修昔底德（Thucydide）对伯罗奔尼撒战争（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的记述，他也凭借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官方历史学家，他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过去与雅典、罗马共和国相提并论，用以捍卫这片土地的自由。
后世将佛罗伦萨的这些文人称为人文主义者（l’humaniste）。“人文主义”这个词的意义与西塞罗给人文学科（拉丁文：studia humanitatis）所作的定义相关。萨鲁特提曾写道：“因为学习是人类特有的能力，而受过教育之人的人性优于文盲，所以古人干脆就指出学识代表着人性（拉丁文：humanitatis）。”所谓人文学科（Les humanités），即studia humanitatis，涵盖了各种自由艺术教育
，特别是指“三艺”（Trivium），即文法、逻辑和修辞。
萨鲁特提认为，所有艺术都与语言有关，语言是人类区分正义和不正义的手段。意大利文艺复兴在演变为绘画艺术革命之前，首先是一场语言的革命，它提倡一种有行动的文化，而不是一种沉思的文化。优雅博学的西塞罗被赞誉为熟稔拉丁语的典范，是那一代的佼佼者，积极地参与共和国的政治生活。莱昂纳多·布鲁尼仔细研究了西塞罗的学说，后来在推进公民人文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号召研究古代著作的价值，并将其应用于现在的公众生活。对此的批评声音也很多，特别是针对把人文主义研究和神性研究对立起来。批评者提出，人文主义视角是不是要把上帝推到一边，把人作为关切的中心呢？这难道不等同于偏袒异教徒而牺牲基督徒吗？针对这些批评，萨鲁特提争辩说，古代非宗教人士的道德推理，在本质上也是受基督教影响的，但这个说法绝不可能说服所有的质疑者。一个世纪后，多米尼加修士杰罗姆·萨沃纳罗拉（Jérôme Savonarole）仍然站出来反对这种人文主义观点，认为它导致了道德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