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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心理学家。有时我会接到紧急电话，它们通常是某个不堪重负的人打来的。
那是1998年一个美丽的秋日，我的电话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响起。打电话来的是纳塔莉的丈夫，里克。
“我真的很担心纳塔莉，”他说，“但我出城了，还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回来。”
纳塔莉一直在接受焦虑症治疗，因为她觉得自己在处理工作和照顾孩子方面失去了控制。她讨厌自己过于忙碌的生活，但承认这一点又让她感到强烈的罪恶感。她竭尽全力地取悦他人，但仍然时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纳塔莉在讲述时的语气总是带着歉意，好像让他人关注自己的问题会给他人带来麻烦，而这让她感觉自己很自私。她告诉我：“我不应该抱怨。因为与大多数人比起来，我的生活已经很轻松了。”
她的笑声听起来很紧张和勉强。但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即使在谈论一些带给她痛苦的事情时也是一样。最近，纳塔莉一直在喝更多的酒来缓解压力，当然，“只有在孩子们睡觉的时候”。
“我想她在家里，”里克在电话里说，“今天她送孩子们去上学，之后就可以休息。我打过电话，但她不接。我上次跟她说话时，她怪怪的。她让我去接孩子们。她跟你说过她有些情绪低落吗？”
我能从里克的声音里听到惊恐。虽然我的大脑在不停安慰自己，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但我的直觉发出了警报信号。我主动提出拨打“911”，但里克对此表示担心：如果纳塔莉只是不想接电话，打“911”会让她大发雷霆。我知道她住得离我很近，上下班路上我经常看到她在院子里，于是我提出亲自去看看情况。这样的回答不像我平时的风格，兴许我这样做是出于对她的担忧和了解。
一两分钟后，我来到了她那环境优美的家。我走到前门，按响了门铃。“叮——叮——”，没有回应。
我绕到屋后，敲了敲门。仍然没有回应。她的车停在车库外面。我往里面看了一眼，确定她不在里面。
里克给了我门锁密码。我输入了密码，感觉自己像个窃贼。车库的门“嘎吱”一声打开，露出整齐的空间和一扇通往内部的门。
高高的天花板，大大的窗户，房间里出奇安静。没有音乐和电视声。一切都非常整洁，甚至整洁得不正常。我在房间里一边找她，一边叫着她的名字。
厨房很大，里面有闪闪发光的灶台和厨具。孩子们的照片整齐地贴在冰箱上，每一张都被细心地附上了标签。客厅就在厨房旁边，看起来已经准备好迎接客人了。沙发上放着精致的针织罩以及蓬松的靠枕，一切看起来都能让人感到舒适。
我一直叫着她的名字，一开始是轻轻地叫——我不想过度惊扰她，她可能在睡觉——后来是大声地喊。但仍然没有任何回应。
我穿过客厅，来到我认为是主卧的另一个房间。
她静静地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一瓶只剩五分之一的伏特加和半瓶可能致命的苯二氮䓬处方药。我拨打了“911”。
她能和我说话，但很艰难。她只能呢喃着说些什么。
“纳塔莉，我正在打‘911’。”我说。
“不……”她低声说，“不要……医院。我没事。”
她的情况很糟糕。
我一边打电话给里克，一边试着让她跟我说话，保持清醒。
几分钟后，医护人员到了。她根本没有力气反抗。他们把她带走后，我又待了一会儿，努力镇定下来。但我非常不安。
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很整齐。垃圾桶是空的，锅碗瓢盆都在操作台上晾干，厨房毛巾还是湿的。孩子们的玩具整齐地堆放在沙发旁边的箱子里。卧室除了床什么都没有，没有衣服和鞋子，角落的桌子上也没有堆积的文件。
这绝对是一次整洁到完美的自杀。
从那一天起，我开始质疑抑郁症的传统标准，并在心中模糊地有了“完美隐藏的抑郁”的概念。
纳塔莉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名声在外，也很受欢迎。她对心头的一切都认真努力，还是一个非常关心子女的母亲。她还在社区以及孩子的学校做志愿者。
她从未说过要自杀。她只是觉得无穷无尽的家务困住了她，而且里克还经常出差，她只能独自承受。她看起来焦虑和紧张，而不是抑郁和沮丧。
在对她的早期治疗中，我得知纳塔莉曾被祖父性侵，但她从未告诉过家里的任何人。要不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她，她也不会向我透露。她还多次表示她的一举一动都被父母支配着，尤其是她的母亲。她永远没法让母亲满意。小时候，她是一位优秀的体操选手，收获了很多荣誉和奖牌。每次比赛她的母亲都来参加，而她的父亲总是因工作而很少出席。比赛后，她的母亲会告诉她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努力以及需要改正什么错误。
纳塔莉之所以选择成为一名会计师，是因为她的父亲也是会计师。对她来说这是“应该做的事”。她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工作，也在这里接待客户。她在工作方面对自己十分严苛。她越来越讨厌自己的工作，但又因经济问题和工作责任而无法辞职。
她承认自己心中有怒火，尤其是对她母亲，但她无法释放出来。在谈到她不必背负其他人的期待，应该多放松时，她无奈地微笑着说：“我哪里有时间呢？”
她的自杀企图是一记强有力的警钟。
纳塔莉被送进了康复中心。当她回来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生活方式对她的影响。
她解决问题的方法——隐藏真实自我，反过来成了问题所在。
纳塔莉对企图自杀感到非常内疚。但她不得不承认，她内心感到深刻的绝望。在里克说出他对纳塔莉尝试自杀的感受之后，纳塔莉终于开始向里克吐露自己内心真正的挣扎。她需要时间和空间来处理童年的问题——包括被性侵的经历和内心持续使她感到羞耻的批判声音。
纳塔莉也在努力戒酒。她与母亲建立了更明确的边界。她还在计划辞职，尽管这将导致她的思维模式、人际关系以及财务状况发生巨大变化。她知道自己必须走出现在的困境，去做一些她喜欢的事情。
纳塔莉的价值感将不再来源于实现别人对她的期望，而是来源于了解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和真正想成为的人。她学会了抛弃心中的完美主义，并且接受自己可能会生气或疲倦的事实，也意识到强烈的羞耻感曾支配她的所有生活。
大约一年之后，她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毕业”了。
她很高兴自己还活着。
她的笑容发自心底，她的快乐感染着他人。
纳塔莉的故事已经为人所熟知，因为我将故事分享给了很多像她一样的人。如果你已经拿起这本书，你也将熟知这个故事。
我希望你们能和我一起，从她的治愈中学习，也向那些正在努力挣脱“完美主义牢笼”的人学习。
这可能会救你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