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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接获雅众文化公司取得古巴浪漫冒险家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背包里极富传奇色彩的手抄本诗选《绿色笔记本》（ El cuaderno verde del Che ）出版权并邀我参与翻译的消息时，我忽有一种青春之血在身的亢奋感。传奇的“切”，革命路上随身携带的传奇的《绿色笔记本》里，抄录了四位西班牙语诗人——秘鲁诗人巴列霍（César Vallejo）、智利诗人聂鲁达（Pablo Neruda）、古巴诗人纪廉（Nicolás Guillén）、从西班牙流亡至墨西哥的莱昂·费利佩（León Felipe）——的六十九首诗作。我很快知道我为什么亢奋了。四十多年前，我与张芬龄大学刚毕业，着手翻译拉丁美洲现代诗时，最先移枝结出果实的诗人就是聂鲁达与巴列霍。1979 至 1982 年间我们在台湾的刊物上，陆续发表多篇聂鲁达与巴列霍的诗选译与评介，1981年结集出版了一册《聂鲁达诗集》。这些耕耘也呈现在我们后来出版、厚六百四十余页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1989）里。
《拉丁美洲现代诗选》中也选译了多首纪廉的诗，短短八行的《甘蔗》，译出后还引起不少回响。莱昂·费利佩的诗作本来也在当初我购自海外的几本欧美现代诗“秘笈”里，考虑到他虽流亡墨西哥，但仍为西班牙籍，就没有将他收进《拉丁美洲现代诗选》了。此次看到“切”抄选的《绿色笔记本》，觉得在墨西哥住了三十年且终老于斯的莱昂·费利佩，某种意义上，应也算是墨西哥或拉丁美洲诗人。
到目前为止出版了五册中译聂鲁达诗集、一册巴列霍诗选（《白石上的黑石》，2017）的张芬龄与我，在《绿色笔记本》里与神交多年的几位拉美诗人重逢，虽然觉得事颇曼妙但也让人叹年华、逝水之不居。商讨后决定再献绵薄之力，但因正埋首于系列日本俳句、短歌的阅读与中译工作，我们深恐能力与时间不足，乃思邀请目前在北大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博士的杰出年轻译者袁婧共同为之。我和袁婧曾在一次国际诗歌节活动中，与多位西班牙语诗人一起交流，她对西班牙语诗歌的敏锐领悟，以及勤奋、力求精准的译诗态度，让我印象深刻，这几年她也翻译出版了几位古巴、智利诗人之作，以及墨西哥小说家富恩特斯短篇集。她自己也亲履墨西哥，游学一年。此次邀到她翻译《绿色笔记本》里古巴诗人纪廉以及“半个”墨西哥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作，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事。本书中“切”所选的十八首巴列霍诗与十七首聂鲁达诗，全由我与张芬龄翻译；二十五首纪廉的诗，我与张芬龄翻译六首，袁婧翻译十九首；九首莱昂·费利佩的诗全由袁婧翻译；书前的“编者序”也由袁婧翻译。本书每首诗之后都附注了译者之名。
这本“切”的《绿色笔记本》意外“切”入我的生活，让我甘心融在其中，其实还有一个原因。2014 年秋天我受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同侪中包括古巴诗人奥玛·普锐斯（Omar Pérez）——年届半百的他居然是切·格瓦拉最小的儿子！因非婚生之故，姓与“切”不同。奥玛是极为迷人的诗人，在美国三个月当中，我与他在爱荷华酒吧、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纽约“诗人之家”等处同场吟诗、谈诗，渐成好友。他总是带着一个木箱鼓（cajón），一边击鼓，一边吟唱，潇洒、自在，令人艳羡。一方面你可以从他身上想象“切”如果复活、现身吟诗，会是什么样的英姿神情，一方面修习禅宗多年的奥玛寓动于静、不疾不徐的独特气质，可能又有别于“切”。2014 年 12 月，我邀他从哈瓦那来台北参加诗歌节，他照样拿着木箱鼓登场，一击鼓，一张口，听众们（特别是女性听众）都好似醉了。啊，颇有乃父“切”入人心，万人争迷之风。
这本《绿色笔记本：拉美四诗人诗抄》本当于今年初即可完稿，但“新冠”疫情突发，袁婧把快底定的译稿留置在学校宿舍，过了半年——也就是上个月——方获准返校取出电脑里的档案及时修订妥当、完成任务。我们把彼此译稿发给对方，就许多细节做了蛮有助益的讨论与协调。她发给我一条消息，说“翻译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喜欢这个笔记本了，经常被感动……”。我相信如此。她给我的电邮中有几段提到她与此书两位诗人相关之事，我觉得很真挚、生动，特学“切”抄录于下与大家共享：
1938 年，西班牙共和军在内战中败局已定，莱昂·费利佩不得不离开祖国，流亡墨西哥，最终在他乡去世。整整八十年后，我在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念硕士二年级，第一次有机会来到梦想中的拉美，从北京“流放”到墨西哥城，浸入这座莱昂·费利佩曾经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体会他所言的“我曾在这里尖叫、忍受、抗议、咒骂、满心惊奇”。
显然，莱昂·费利佩在美洲比在祖国得到了更多的荣耀。在墨西哥，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街道、研究中心、图书馆等等。在墨城地标性质的查普尔特佩克森林公园，草丛中蹲坐着莱昂·费利佩的塑像：年迈的他左手抱一根拐杖，右手拿一本书，眼镜后眉头微皱，头微微向下低着。如织的行人从他身旁经过，而莱昂·费利佩仿佛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又像是随时会站起身来，发表一番他标志性的慷慨激昂、富有戏剧性的演讲。走过时我也在想，此刻他是否正如他钟情的堂吉诃德，在心中构想一个“充满正义与爱的世界”。
对于纪廉，我过去有的一些模糊的刻板印象，不过是从文学史上读来的几个诸如“黑人诗歌”“民族诗人”的标签。
同样是在墨城生活期间，我偶然走进一家二手书店，在庞杂的藏书中随手翻开一本拉美诗选，映入眼帘是一首短短的小诗，题为《俳谐之一》（Haikai I），草译如下：“月在湖上/风声作响，/碎镜千片/粼粼琅琅……”（La luna sobre el lago./Susurra el viento./Rotos en mil pedazos./¡Cuántos espejos!）
我即刻被诗中简单的场景和朗朗上口的音韵打动，前后翻阅才得知这首小诗就来自那位我熟悉但陌生的大诗人，纪廉在我心中的形象也顿时生动可爱了起来。
再后来，我被纪廉的声音吸引着，有幸来到古巴，用全部感官感受他诗作中的乐声、鼓点、舞步和风景，试图理解他对这个形如“一只长长的绿蜥蜴”的小岛的深情。在翻译中，我也尝试还原自己阅读西语原文的体验，尽可能地保留其中独特的节奏和韵味。
我没想到纪廉居然也写俳句！“切”的诗人儿子奥玛恰好得过古巴颇重要的“尼古拉斯·纪廉诗歌奖”。有其子必有其父。我姑且抄一首我先前译的奥玛短诗《我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我会微笑》（No te puedo explicar por qué sonrío），让大家想象一下“切”自己写诗时，有可能切出什么样貌：
我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我会微笑
在注视这些植物的时候
植物各安其位，安歇，起身
无须解释，不因我未获准
观察的观察而失去任何
光泽，而且我未获准食用
便食用它们
未获准微笑
便微笑……
《绿色笔记本》里的诗一定让“切”微笑过。时而悲，时而愤，时而喜，时而醉——得意、如意未必胜过一株绿色植物的吾等人类，可能有时候要庆幸我们还有“诗”，还有一本藏诸心中的“绿色笔记本”，伴我们兴、观、群、怨，让我们不时出神、入神，会心、动心，因而微笑，虽然我无法向你解释为什么我们获准因为诗，因为爱，而微笑……
陈黎
2020 年 7 月 台湾花莲
三位身着突击队制服的军官和一位中情局特工仔细检查了背包。他们收获的战利品并不可观：十二卷底片、二十几张带有彩色标记的地图、一台损坏已久的便携式收音机、两个记事本和一个绿色笔记本。
记事本轰动一时。军官浏览细小的字迹，终于确认上面记录的是从 1966 年 11 月至 1967 年 10 月的日记。不久后，在关押背包主人的校舍门口临时搭建起的工作室里，一位中情局特工翻拍了日记的内容。所有物品由一位上校乘直升机送往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绿色笔记本上写了一些诗，当时似乎并未引发多少关注。
几个小时后，背包的主人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司令在这间位于伊格拉村（La Higuera）的小校舍中遭处决，他身上仅有的私人物品被瓜分。
几经易手后，切的日记被存放于玻利维亚军情局办公室的保险柜中。玻利维亚内政部部长偷走了日记副本，并把它带到古巴，这使玻国军方篡改日记的企图落空，《玻利维亚日记》在全球发行了无数个版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日记本再度成为焦点——英国著名拍卖行苏富比宣布即将拍卖切的日记原本并估价二十五万英镑。日记本是如何来到拍卖行的？玻利维亚政府展开调查，答案很快指向前独裁者路易斯·加西亚·梅萨将军
，他把日记卖给了一个“巴西人”，这个“巴西人”又转手卖给一家英国画廊，又或许“巴西人”只是充当了这场买卖的中间人。1984 年 6月，由于玻利维亚政府多次起诉，以及切的遗孀公开谴责，苏富比拍卖行被迫中止拍卖。
经过多年激烈的争论与风波，两本日记的流转已经大致清晰，然而那个绿色封面、抄有诗篇的第三个笔记本却下落不明。里面是切在玻利维亚游击战期间写作的诗吗？还是他在最后两年中抄录的诗？切钟情的诗人是谁？又或许其中既有创作也有摘抄？诗中是否藏有秘密？这个绿色笔记本身在何方？
2002 年 8 月的一个早晨，我的老友、值得信任的伙伴J. A.把一包复印件放在了我的桌上，问道：
“这是什么？是谁的？你能认出里面的字迹吗？”
我一页页地翻着，不禁打了一阵寒战。像是切的笔迹。真的吗？哪儿来的？我拜托他给我几天时间查看。
我把这包复印件带回家，用切亲笔书写的各种文件和它比照：玻利维亚日记的片段、六十年代初的信件的副本，给菲德尔的道别信的摹本，刚果日记上的修订标记。那的的确确是切的笔迹。
我慢慢浏览这一百五十张纸，必须承认的是，我满怀敬意。即便我在切的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他依旧让我感觉诧异、惊喜。
这是一本诗集，大多作品带有题目或是标有所在组诗中的序号，但并未注明作者的信息，除了一处“L.Felipe”——这无疑指向晚年流亡墨西哥的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其中许多作品是能够辨识的。切为何费力抄写或默写这些诗作？为何省略作者？又为何把它们抄在这个笔记本里呢？
毫无疑问，这就是在玻利维亚不见踪影的那个绿色笔记本。它如何流传到了这里？
我还原出背包中物品的经历。绿色笔记本和其他物品一同落入玻利维亚军情局的手中。它并未出现在加西亚·梅萨偷走并试图卖给苏富比拍卖行的材料中。线索逐渐清晰：最近几年，有人从玻利维亚军情局的保险柜中偷走或复印了这个笔记本。
切在何时写下这个绿色笔记本？
书写可能开始于 1965 年刚果游击战之后、切离开达累斯萨拉姆
之前，或者是他在布拉格的漫长等待期间，那时他准备赶赴古巴的皮纳尔德尔里奥
，组织针对玻利维亚游击战的军事训练。笔记本的封面上印有阿拉伯语。切是在 1965 年离开坦桑尼亚前买下了这个本子吗？
能确定的是，笔记本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在玻利维亚游击战期间写下的。有一张照片，如果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可以隐约看到切在一棵树上警戒，同时在绿色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我们知道那几个月切在背包里装了哪些书，其中几位作家和我在笔记本中辨认出的一致。
是抄下的还是凭记忆默写的？我翻阅藏书，比对我所熟悉的诗作。可以确定，是切抄下来的。如果凭记忆默写，不会精确到记住某个四行诗节是以分号结束，或是某个句子随意的分行方式。
那么切为何省略了作者？他们都是切非常喜欢的作家，这是他设计的一场趣味挑战吗？一场智力游戏？（“我对他们了如指掌，有必要写上名字吗？”）又或许他曾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设想，他的笔记本会因而成为一份私人文件，只有他能破解其中的秘密。也许这是一种记忆方式？把它们先抄下来再背诵。无论如何，这是一本诗歌选集。
这是切的诗歌选集。一本私人选集。
切一生热衷读诗。相关逸事不胜枚举。例如他曾在一封致医学院同窗好友蒂塔·因方特
的信中写道：“我也有过自暴自弃，或是说消极悲观的时刻（……）如果哪天我偶尔冒出那样的念头，我就喝几杯马黛茶，读几行诗。”
切在少年时遇见诗歌，那时他的哮喘时常发作，迫使他长时间静卧，他在书中找到了这个能够藏身的平行世界。他对诗歌的热爱或许始自巴勃罗·聂鲁达，还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值得一提的是，他读的是《恶之花》的法语原文。十五岁时他读到了魏尔伦和安东尼奥·马查多
。他阅读甘地
并被其深深触动，据朋友们回忆，也在这时，切诵读聂鲁达，还有西班牙诗人的作品。这四行诗一直萦绕着他。“那是谎言／以谎言打造的悲伤事实，／脚步声响起／在一个不复存在的马德里。”
1952 年，二十四岁的切在波哥大遇见一位哥伦比亚学生领袖，他们聊政治，聊文学。切告诉他，自己背得出聂鲁达的所有情诗。哥伦比亚学生出题挑战：
“第二十首……”
切毫不犹豫地回答：“今夜我可以写出最悲伤的诗。写，譬如说……”一直背完。
几年之后，在墨西哥的一间监狱中，他写信给父母：“如果因为任何原因（我并不认为有这种可能），导致我不能继续写信，甚至面临生死关头，请把下面这几行文字当作道别，它们朴实无华但无比真诚。我一生都在磕磕绊绊地寻找我的真理，在这条路上，女儿是我生命的延续，我可以暂时停下脚步了。从现在起，我不会再将死亡视作挫败，一如希克梅特
所言：‘我将带进坟墓的痛苦／只是一首未完的歌。’”
1956 年 9 月在墨西哥的日子里，切被迫秘密行动，“墨西哥当局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们相信了我的君子之言，恢复了我的自由，并要求我在十天之内离开墨西哥”，他几次出入墨西哥城。在少有的和女儿小伊尔达共度的时间里，切给她读安东尼奥·马查多献给利斯特尔将军
的诗：“我的文字遍布山川大海：／若我的笔能如你的枪／我离世时将如一位快活的将军。”七个月大的小姑娘似乎喜欢马查多诗句的声音，因为诗一念完她就又哭又闹，想要听到更多。
在马埃斯特拉山
打游击的时候，切搭建运输网络，请人将马蒂
的书，还有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
、赫特鲁迪斯·德·阿维利亚内达
、加夫列尔·德拉·孔塞普西翁
和鲁文·达里奥
的诗集运到山上，替换他在读的那本埃米尔·路德维希
的《歌德传》。有张照片记录了切在茅屋里读这本传记的样子，他侧卧，盖着一条毯子，嘴里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
1961 年 1 月，革命胜利之后，时任古巴工业部部长的切在一次采访中对伊戈尔·曼
讲，“我对聂鲁达的作品烂熟于心，床头柜上放着我阅读的法语版的波德莱尔”，并坦言他最喜欢聂鲁达的《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
“我曾描写时间和水／我曾形容哀伤和它的紫色／我曾描写天空和苹果／现在我描写斯大林格勒。”
切的伴侣阿莱达·马奇
回忆：“他一刻不停地阅读，一有空就读，在会议和会议之间，在赶路的时候。”
不过，有一张图像比上述的故事更具说服力。在军方缴获于尼扬卡瓦苏
的胶卷中，有张照片拍到切高高地爬在一棵树上，应该正处在又一次无休止的警戒之中，他的手里捧着一本诗集。
切不仅始终热衷读诗，也是个与诗歌缠绵的创作者，离她时远时近，总是满怀敬意——更准确地说是过度的敬意。他对自己的作品从不满意，认为那些诗没有多大价值，也从未拿去发表。
青少年时期的切应该是个笔耕不辍的诗人，然而我们现在能读到他为数不多的诗作都写于 1954 至 1956年间，是他在危地马拉和墨西哥时所作。那一时期的切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变，他被向他敞开的大千世界深深吸引，也沉醉于前哥伦布时期的遗迹：
切在 1955 年写下：“大海用它友好的手呼唤我／我的草原——一片大陆——／柔软而长久地铺展着／仿佛暮色中的钟声。”
之后他在另一首诗中重现这些意象：“我独自面对无情的夜晚／以及钞票特有的魅人气味／欧罗巴以陈年佳酿的嗓音呼唤我／金发美人的气息，博物馆的藏品。／在新兴国家欢快的号角声中／我迎面接受／马克思与恩格斯之歌的壮阔冲击。”
欧洲、拉丁美洲、革命，以及令人意想不到的前哥伦布世界。他在一首关于帕伦克遗迹
的诗中记录下他的痴迷：“是什么力量让你经年累月却屹立不倒／生龙活虎仿佛正值青春？日暮时分，是哪位神明轻吹／为你的余韵赋予生气？”
在墨西哥行医期间，切医治了一位名叫玛丽亚的女人，她因患有哮喘而饱受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玛丽亚有一个女儿和三四个孙子孙女，就像当时墨西哥时兴的说法，她的去世“不痛不痒”。他切身感受到玛丽亚的不幸，写下一首诗：
“年迈的玛丽亚，你将要离开／我想郑重地对你说／你的生命宛若一条串满痛苦的念珠／没有爱人没有健康没有金钱／仅仅剩下饥饿可与人分享。”
这首诗的节奏并不紧凑，但一点点地，随着对女人的不幸、医院病房和由哮喘引发的死亡的描述逐渐丰满，出现了“医生双手间温柔的羞愧”，它们握住老妇人的手并对她许诺，“用低沉雄浑的声音诉说希望，用最炽热阳刚的声音讲述复仇，你的孙辈将沐浴朝霞”。诗作最后唱了个高调，但不乏真诚，结句是大写的“我发誓”。
在切创作于墨西哥的诗作中，有一首写于乔莱奥（Choleo）农庄，他们在那里进行军事训练。那首诗恐怕是他最糟糕的作品之一。那是一首献给菲德尔
的史诗，最大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反映出这位古巴领导人对切这个阿根廷医生的巨大引力（“走吧，／预言黎明的炽热先知，／经由隐蔽的通讯小径／解放你深爱的绿鳄鱼”），另一方面表现出切对于投身革命事业的严肃态度：“如果途中遭遇武力阻拦，／让我们求取一块沾满古巴眼泪的裹尸布／以覆盖美洲历史进程中／游击队员的白骨。／就这样。”
切从未将《走吧，预言黎明的炽热先知》这首诗送给菲德尔。显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首好诗，只想把它留作纪念。
几年后，《绿色橄榄树》杂志
[1]
的主编莱昂内尔·索托
发表了这首诗，切愤慨万分，传信警告他不应该未经允许发表任何作品，更何况是“这些糟糕透顶的诗句”。切将他的诗歌视作隐私。还有一次帕尔多·利亚达
提出发表他的诗，或在广播中朗诵，切开玩笑地恐吓说要枪毙了他。
很可能切在最后几年中依旧笔耕不辍，只是那些诗作不为人所知。
在切的绿色笔记本所收录的六十九首作品中，只有一首标明了作者，即第六十五首《大冒险》在篇末写出L. Felipe。其余六十八首并未注明作者。
起初，我想列出一张名单，写下那些据我所知受切喜爱的诗人，结果清单相当庞杂，包括了几十位作家的名字。
我可以去求助一些学识渊博、熟读诗篇的朋友和专家。我确定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马塔
能在几分钟内解决绝大多数的谜题，但这个挑战令我痴迷。我继续古老的福尔摩斯式阅读，逻辑无懈可击：排除掉不可能的，余下的……我首先识别出十几首我熟悉的和有印象的作品。塞萨尔·巴列霍的《黑色的使者》。出自巴勃罗·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的第二十首《今夜我可以写出》和《绝望的歌》，以及他那首家喻户晓的《告别》；还有选自巴列霍
Trilce
的两首诗，《在我们同睡过许多夜晚的》和《今夜我从马上下来》；尼古拉斯·纪廉的好几首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认为》《山瑟玛亚》《一只长长的绿蜥蜴》；还有那首莱昂·费利佩的诗作，切已经标出了作者：“时间过去了四百年……”
由此基本确定了四位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和莱昂·费利佩。在我看来这是第一步。我从这四位诗人入手，着手查阅剩下的作品，把最困难的留到最后。有些相对容易，我直觉有几首应该来自《一般之歌》，还有的只可能是莱昂·费利佩或是某位与他十分相近的模仿者所作，有些是巴列霍式的句子，还有纪廉的加勒比颂乐。我手头的几本选集收录不全，必须找到巴列霍、聂鲁达和纪廉诗歌全集的各种版本，并从我父亲的藏书中搜罗莱昂·费利佩的所有作品。
或许这项工作对一位专家来说会简单得多，但他不会像我这样乐在其中。在顶着黑眼圈、呵欠不停地通宵达旦了一周之后，我确认了六十九首中的六十七首，其余的两首也在稍后水落石出。
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几处陷阱，切省略了两首诗的题目，将其中一首抄在两张纸上，中间夹了另一首诗，这两首诗都只抄录了片段，一首紧跟着另一首诗，没切分开。
切的选集终于理清了。
笔记本收录有巴勃罗·聂鲁达、塞萨尔·巴列霍、尼古拉斯·纪廉和莱昂·费利佩的诗作，就是这四位诗人。全部是他们的作品。有趣的是，这些诗作并未按作者排列，甚至没有任何顺序可言（选集通常以时间排序）。换句话说，切在阅读时不加区分地摘录下四位诗人的作品。起初能看出一种顺序：一首巴列霍的诗，一首聂鲁达的诗，一首纪廉的诗；这样的排列方式重复了八次。我思索这种排列的背后是否暗藏着秘密，然而规律在不久后被打破，也再没有发现其他的顺序。
有几首诗令我困惑不已，日期对应不上。纪廉的《阿空加瓜山》发表于 1967 年的诗集《伟大的动物园》，不过此前已于 1959 年刊登在古巴的《革命星期一》 [2] ；因此，这首诗很可能曾经出现在某本选集中，或者是切留存了当时的剪报。第二个疑惑来自莱昂·费利佩的《啊，这把破旧小提琴！》中的作品，这部诗集于 1965 年年底在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FCE）出版；但这并不奇怪，莱昂·费利佩可能寄了一本到古巴，在玻利维亚游击战前夕的军事训练期间，有人将书带到了皮纳尔德尔里奥的营地，转交给在那里短暂停留的切。
切在抄录中只对原诗做了微小的改动：在纪廉的《黑白混血女郎》一诗中，切修正了原诗中古巴俗语的口语拼写，把“dise”（说）改为“dice”，“cobbata”（领带）改为“corbata”，“narise”（鼻子）改为“narices”，“veddá”（真相）改为“verdad”。
还有最后一个疑问，选集中为何没有出现切最爱的那首聂鲁达的《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为何没有收入巴列霍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诗？绝非因为他已经对这些作品烂熟于心——他对聂鲁达的情诗同样了如指掌，这些情诗却出现在笔记本上。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有收入那些诗，使得这本诗选让步于情诗与抒情的反思。或许这是切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得已面对的转变——生活被革命的旋涡裹挟，而这场革命正化作虚空。
面对日常生活的艰苦，诗歌于他是庇护，将他引向内心，引向美洲和西班牙的历史想像。
1938 年，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在暴雨中的巴黎逝世，那天是星期五，并非他（在《白石上的黑石》一诗中）所预言的星期四，而当时切九岁。在选集的四位诗人中，切唯独不曾与他相识。虽然巴列霍在世时，切或许已经读过他的诗，特别是那些献给西班牙内战的作品。
巴勃罗·聂鲁达是切年轻时热爱的诗人。1955 或1956 年在墨西哥停留期间，切写过一篇关于《一般之歌》的长评，讲到其中的诗作蕴含“精确的隐喻”“朴素而优美”，并评价这部诗集为“诗意美洲的巅峰之作”。在1961 年 1 月，时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的切接见了聂鲁达，并收到一本题赠的《一般之歌》。从那时起，这本书便在床头柜上与他相伴。
尼古拉斯·纪廉和切交往甚密，他是第一位受邀参访拉卡巴尼亚要塞（La Cabaña）的诗人，切的第八纵队自古巴革命胜利后便驻守在那里。1959 年 2 月，纪廉为游击队的战士们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他曾献给切一首诗，在我看来相当笨拙（“正如圣马丁纯洁的手／伸向真挚的马蒂，正如滋养草木的拉普拉塔河前来／与考托河的水流与柔情汇合，／格瓦拉，声音粗犷的高乔人／献给菲德尔他那游击队员的鲜血。”
）。
切在墨西哥期间结识了流亡在墨西哥城的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里卡多·罗霍
回忆起一次在咖啡厅的会面——在交谈中，当流亡的诗人与流亡的年轻人翘起脚来，两人都露出磨破的鞋底。他们的会面应该给切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革命胜利后，他多次提到莱昂·菲利佩，给他写信，并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他。
这三位生命轨迹与切有所交会的诗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切的背包里，陪伴他进行最后的战役。他们以文字向切道别：
聂鲁达在《世界尽头》（ Fin de mundo ）的《哀悼英雄之死》（Tristeza en la muerte de un héroe）中写道：“我们经历了这段历史／这场死亡并见证／封存的希望再度复活／我们选择了战斗／并看到旗帜升起／我们知道那些沉默不语的／才是我们的英雄……”
纪廉在《切司令官》（Che comandante）中写道：“你的声音不会／因你的倒下而低微。／一匹烈火战马／载着你的游击队员雕像／穿越在山脉的风云之间。”
莱昂·费利佩在献给切的诗中提到洛西南特的嘶鸣，而切一直钟情堂吉诃德的这匹瘦马。诗人写道：“你永远是使徒与福音的佣军指挥官，是擅长三连翻的勇敢竞技少年。”
（袁婧 译）
[1] 《绿色橄榄树》（ Verde Olivo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las 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FAR）的机关刊物，创立于古巴革命胜利后。
[2] 《革命星期一》（ Lunes de la Revolución ），古巴《革命报》（ Revolución ）每周一份的文学增刊，于 1959 至 1961 年间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