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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族”，出自《植物自然类目图鉴》，伊丽莎白·唐宁绘，英国伦敦，1868年出版。
伊丽莎白·唐宁（1805—1889），英国植物画家、作家，1805年出生于唐宁茶商家族，受到良好的上流社会艺术教育。她撰写并绘制了许多植物学方面的书籍，本书中她选择使用坎多勒创建的基于植物多种特征的分类系统来描述植物，将同一族属的多种植物放在一起描绘，展现植物的自然“目”，产生参差对照，大大增强了插图的观赏性。
葡萄（拉丁名：Vitisvinifera），又名蒲陶、草龙珠、赐紫樱桃、山葫芦等，木质藤本，卷须每隔2节间断与叶对生。叶卵圆形，显著3—5浅裂或中裂。圆锥花序密集或疏散，多花，与叶对生。果实球形或椭圆形，可生食，可制果干，可酿酒，可入药。花期4—5月，果期8—9月。原产于亚洲西部，现广泛栽培于世界各地。
这幅插图描绘的是葡萄科的两个物种，前景重点描绘的是葡萄属的葡萄，背景中画了葡萄科开花藤本植物弗吉尼亚爬山虎（Virginia creeper，拉丁名Parthenocissus quinquefolia，又名五叶地锦）秋后变色的美丽枝叶。下方植株左侧的细节图展示了葡萄的花、蕊、果、种子，右侧的两个细节图展示了弗吉尼亚爬山虎的花和雄蕊。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太史公在《史记·大宛列传》中的描述：“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
凿空西域的张骞虽然没有亲自向中土输入葡萄和葡萄酒，但他早已经见识过葡萄酒，甚至还极有可能品尝过。同样是《大宛列传》中的记载，张骞向汉武帝讲述大宛国的地望以及种种出产：“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这是中国的史籍中第一次出现“蒲陶酒”其名。
接着，张骞又介绍安息国：“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大宛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安息即名为帕提亚的西亚古国，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
《汉书》则泛泛而言西域的且末国、难兜国、罽宾国、大宛国都种植葡萄。当然，此类记载都出自张骞之后汉使的所见所闻。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写道：“葡萄树是亚洲西部和埃及的一种古代的人工栽种的植物……葡萄树和葡萄酒至少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在埃及就已经有了，在美索不达米亚也同样在很早的年代就为人所熟知了……中国人在历史后期从一个伊朗国家大宛得到葡萄树，那是早期中国人所完全不知道的植物。这可以使我们充分地强调说：各种各样的葡萄栽培在当时亚洲西部，包括伊朗在内，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了。”
劳费尔紧接着说：“主要应该注意的事情是：葡萄和苜蓿，以及制酒术都是中国人纯粹从亚利安族的人那里得到的；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从突厥族那里学来的。”这一辨析非常重要，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一细节。
伊斯法罕四十柱宫壁画中的饮酒贵妇，十七世纪，波斯萨非王朝时期。
四十柱宫位于伊朗的伊斯法罕，是一座坐落于花园中央、狭长水池尽头的宫殿，由波斯萨非王朝（1501—1736）国王阿巴斯二世建成于1647年，专为接见和宴请外宾之用。宫殿前面的巨大门廊由二十根悬铃木巨柱支撑，倒映入水池中，虚实相映，故而得名“四十柱宫”。宫内的四壁和天花板上镶满马赛克玻璃和装饰壁画，极为奢华。
十六世纪开始，经伊朗北部通向印度的丝绸之路再次复苏。当时的萨非王朝（中国明朝称之为巴喇西）贸易发达，经济繁荣，大量出口精美工艺品。王朝贵族崇尚世俗享乐，四十柱宫壁画中有很多宴饮场景，着力刻画那些美酒佳肴、衣香鬓影。这幅画描绘了一个身穿金色衣裙的波斯贵妇，斜倚靠枕，神情慵懒，一手持盏，挽着细颈酒瓶，似乎正在独酌。她身边的酒器琳琅满目，有金器，有瓷器，有玻璃器皿。她手上的细颈圆腹玻璃瓶是波斯的独特器型，瓶中是血红的葡萄酒。杨贵妃畅饮葡萄酒时不知是否也这般自在呢？
有趣的是她左手拿着一颗红石榴。虽然石榴是当时宴会上必不可少的鲜果，但这颗石榴却是作瓶塞用的，分酒后置于瓶口，倒酒时拿下来。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九月，长安城秋高气爽，正是适合聚饮的日子。唐太宗挟两年前发动玄武门兵变得以继承皇位的喜悦，又加上这一年粮食大丰收，遂“赐酺三日”（《新唐书·太宗本纪》）。国家有喜庆之事，特赐臣民聚会饮酒称“酺（pú）”。唐太宗以国家的名义，号召官员和百姓把这三天当成狂欢节，聚会饮酒，一醉方休。不过这时人们喝的酒还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太过珍贵，不可能人人都喝得起。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葡萄酒即传入中国，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却没有随之传入，因此导致从西域而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唐代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引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记载：“西域蒲萄酒，传云可至十年。”北宋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所引更为详细：“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不解。”西域的葡萄酒可以保存十年仍然美味可口，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已经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其中的艳羡之情宛在眼前。
葡萄酒之珍贵从一件逸事可见一斑。《艺文类聚》引西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的记载：“敦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遗张让，即称凉州刺史。”《太平御览》所引则为“一斛”，还有的书中说是“一斗”。古代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张让是东汉灵帝时期的著名宦官，极受宠信，扶风郡的孟他（字伯郎）用一升（或一斗、一斛）葡萄酒贿赂张让，竟至于当上了凉州刺史的高官！一千多年之后，苏轼还为此事愤愤不平，写诗讽刺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魏文帝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太平御览》引述过他给群臣下的一通诏书，其中说：“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䬼，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䬼。又酿以为酒，甘于麹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者？”
“朱夏”指夏季，魏文帝的意思是说，由夏入秋的时候，醉酒后第二天醒来，吃葡萄最佳。“䬼（yuàn）”是厌腻、吃饱之意，葡萄吃再多也没有吃饱的时候。他又说葡萄酒“甘于麹蘗”，“麹蘗（qū niè）”指酒曲，中国古代造酒，是用粟、稻或小麦加上酒曲发酵而成，蒸馏酒的技法是从元朝才开始出现的。
用谷物造酒，可想而知有清、浊之分，因此蒸馏酒之前的酒就分为清酒和浊酒。清酒冬酿夏熟，是质量最好的酒，专用于祭祀的场合；浊酒虽然比不上清酒，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劣质酒，只不过相对清酒而言色泽稍微混浊而已。
中国古代关于酒的制度早在周代时就已经完备。浊酒共有五种，称作“五齐”，“齐”是度量而作的意思。“五齐”分别是：泛齐，酒色最浊，上面有浮沫，故称“泛齐”；醴齐，甜酒；盎齐，白色的酒；缇齐，丹黄色的酒；沈齐，“沈”通“沉”，酒糟和渣滓下沉的酒。
“五齐”就是所谓的浊酒，是相对清酒而言的。和蒸馏酒不同的是，浊酒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酒，清酒也不过是冬酿夏熟，度数当然也都没有今天的白酒高。因为是现酿，不易保存，必须酿好就喝，所以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即把刚刚酿好的酒的酒汁和酒糟分开。
由此可知，可以保存十年之久的葡萄酒对中国人是多么新鲜的诱惑啊！因此，在另一通诏书中，魏文帝又一次感叹道：“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石蜜”是甘蔗炼成的糖。在魏文帝的心目中，中土南方的龙眼和荔枝，远远比不上从西域而来的葡萄和石蜜。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志怪》中记载过一则十分稀奇的事：“大月氏国善为蒲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杏而绿蕊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风为蒲萄风，亦名裂叶风也。”“风吹裂叶”这一意象过于奇特，大概是梁元帝根据传闻而附会上的自己的想象吧。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奇怪的是中国人既于汉朝就从一个伊朗国家获得了葡萄，而且也见到一般伊朗人喝酒的习惯，却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汉朝的突厥人当然不知有葡萄和酒，因为那时他们限居在现今的蒙古，那地方的土壤和气候都不适宜种葡萄。只有安居不动的生活方式才合宜种植葡萄。突厥人直到在突厥斯坦安居了下来，夺取了前人伊朗人的遗产之后，他们才认识了伊朗人所传下来的葡萄和酒。”还记得上文中我们引述过的劳费尔的话吧，他说中国的制酒术“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从突厥族那里学来的”。因此他才断言：“突厥人是后来者，是篡夺者，他们对于种植葡萄的事业没有任何新贡献。”
劳费尔提到的“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这一事件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北宋初学者王溥所著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的《唐会要》一书中写道：“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破高昌之年即贞观十四年，造葡萄酒之法显然得自高昌，不过，唐太宗没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酿制方法，而是“自损益”，在原来酿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结果竟然酿出了八个品种的葡萄酒！
自此，葡萄酒开始成为唐朝的时尚饮料，帝国的诗人们争相在诗中吟咏：“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刘禹锡咏的就是孟他的故事。“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李白更是将苜蓿和葡萄这两种最早输入中土的植物并列。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王翰的《凉州词》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诗选画本》二编卷二“凉州词”，铃木芙蓉绘，小林新兵卫宽政二年（1790）版。
《唐诗选画本》由日本东京书肆嵩山房梓行，著名学者小村高英等选注，以明代李攀龙《唐诗选》为原本，选录五七言近体诗约三百首，多为名篇，每诗配画一幅，旁附日文，绘图者均为当时浮世绘名家。这种图文并茂的画本以其雅俗共赏极受民众喜爱，影响深远。
铃木芙蓉（1749—1816），名雍，字文煕，俗称新兵卫，号芙蓉、老莲，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文人画家，影响了江户南画风格的确立。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融合中国南宗北宗及日本画派风格，擅长中国式山水、人物、花鸟及孔子像。
图中所绘为唐代王翰《凉州词》诗意。画面背景是塞外风光。楼头送别者举杯相敬，马上欲行者勒马回头。夜光杯产自酒泉，以祁连山的老山玉雕琢而成，色泽暗绿，剔透晶莹。据说对着皎洁月色斟酒入杯，会有清辉熠熠，杯中似夜光流动。如此美器，斟以葡萄美酒，谁能不醉。
唐朝有许多名人都是葡萄酒崇拜者，甚至连杨贵妃都是葡萄酒的资深酒鬼。北宋文学家乐史所著传奇小说《杨太真外传》载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欢会，说：“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于是宣召翰林学士李白写新词。其时李白宿酒未醒，但还是援笔立就，这就是著名的《清平调词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乐史接着描写道：“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词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李龟年歌唱的时候，杨贵妃畅饮着西凉州的葡萄酒，手持的则是玻璃七宝杯，那可是堪比夜光杯的有七种宝物镶嵌的酒杯啊！“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的醉眼看到的，莫非正是微醺时倚着沉香亭栏杆的杨贵妃？
唐穆宗李恒也是葡萄酒的忠实拥趸。五代末北宋初学者陶谷所著《清异录》载：“穆宗临芳殿赏樱桃，进西凉州蒲萄酒，帝曰：‘饮此顿觉四体融和，真太平君子也。’”
从此之后，葡萄酒自宫廷至民间，遍及中国各地，成为中国人的日常饮品。
与中国不同的是，葡萄树和葡萄酒的酿制技术传入西方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且最初是供献给诸神的珍贵祭品。德国著名的植物学家玛莉安娜·波伊谢特在《植物的象征》（Symbolik der Pflanzen）一书中写道：“头戴常春藤冠的酒神狄奥尼索斯是从近东出来的，也许他带来了葡萄种植和酿酒技术。在古代希腊，人们将潮润的清新的常春藤置于烈火般的葡萄酒对面，以便消除或降低葡萄酒的醉人效力。植物神狄奥尼索斯会死，但他又每年复生。葡萄酒是他那纯净血液的象征。他乘坐由虎豹牵引的金质华车四处遨游，有大群醉醺醺的女祭司和心醉神迷、载歌载舞的女人紧紧相随，全然不顾接近诸神的种种危险。”
葡萄酒最终进入基督教的象征体系，玛莉安娜·波伊谢特继续写道：“葡萄酒在基督教中最深切意义还存在于圣餐之中，其含义被改变，人们视其为基督之血。葡萄和葡萄穗象征基督的血肉，这象征中依旧存在着人类对植物崇拜的原始残余。”
值得一提的是，葡萄乃张骞输入这一传说，也就是说中国的“张骞狂”现象，最早出自西晋张华所著《博物志》一书，《艺文类聚》的引文为：“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自此，几乎所有从丝绸之路输入的植物，都归功于张骞一人了。
不过，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的总结非常客观：“我们也不应认为张骞的事业一结束，葡萄树在中国的传播也就完成了；其实葡萄的种子后来还陆续不断地传入内地，康熙还从新疆将新品种的葡萄输入内地。在中国葡萄种类甚多，若说都是由一个人在同时带回来的，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今天喝葡萄酒已经用不起夜光杯和玻璃七宝杯了，但是当我们像杨贵妃一样畅饮的时候，是否也嗅到了一丝来自绿洲的神秘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