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
前丝路时代的汉字密码

文明的起源，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都有其神秘的一面。

1877年，著名的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出版了五卷本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联结中国与河中（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

但即使从张骞“凿空”西域算起，丝绸之路也只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远在张骞“凿空”之前，东西方就已经通过这条大通道互通有无了。

在开始我们的丝路故事之前，让我们先远眺一下前丝路时代物种输入中国的最典型最珍贵的标本，这个标本就是小麦。感谢甲骨文，把这一珍贵标本保留了下来。字中有史，汉字之中其实蕴藏着既深厚又丰富的历史信息。甲骨文中的两个字——“来”和“麦”，我们的先人造出这两个字时的造字思维不仅极富趣味性和想象力，同时还反映了远古时期地球上不同文明之间神秘的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即“字”中的“史”。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小麦的原产地是西亚、北非的新月沃土地区。所谓“新月沃土”，又称“肥沃月湾”，是指西亚、北非地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以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形似一弯新月，故称“新月沃土”或“肥沃月湾”。属于这个地区的伊拉克北部曾发现距今八千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小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地区也是大麦的原产地。

而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小麦，出土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小河墓地，东边就是著名的楼兰遗址。小河墓地的每座墓里，都随葬有一个草编篓，里面装的就有小麦。小河墓地距今约四千年，也就是说，早在四千年前，小麦就已经从新月沃土地区传入。大约一千年之后，小麦的身影又出现于小河墓地以东的吐鲁番地区，这一地区的洋海古墓群中，随葬的植物、食品中就包括小麦。这一发现生动地描绘出小麦由西向东渐次传入中原地区的路线图。

距今约三千年、出土于中原黄河流域的甲骨文中的“来”和“麦”这两个汉字中，就保存了小麦由西东传这一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

中国人常说“五谷杂粮”，将五谷和杂粮并列，五谷指主食，杂粮指辅食。米和面以外的粮食统统称作杂粮，这个常识尽人皆知；但何谓“五谷”，却极少有人能说清楚。不过，早在汉代，古人对于五谷的分类就已经有了分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为《周礼》所作的注中解释说：“五谷，麻、黍、稷、麦、豆也。”东汉经学家赵岐在为《孟子》所作的注中解释说：“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两者的区别在于麻和水稻。此外还有六谷、九谷的更详细的分类。但不管是五谷、六谷还是九谷，麦都毫无异议地位列其中，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我们先来看“来”字的演变过程。

“来”的繁体字是“來”，甲骨文字形之一（图1）很明显是一个象形字，像一株小麦的形状，中间是直立的麦秆，上面是麦叶，下面是麦根。“来”的甲骨文字形之二（图2），上面的斜撇像成熟后下垂的麦穗。“来”的金文字形（图3）误将下垂的麦穗之形匀整化为一横，而且表示麦茎的一竖还穿透了这一横，这就为字形的讹变埋下了伏笔。“来”的小篆字形（图4）跟金文字形和今天使用的繁体字形“來”几乎没有区别，麦子的形状还保留了一点遗意，但简化后的“来”字麦形尽失。

《说文解字》：“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象芒朿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诒我来麰。’”

已故的现代著名文字学家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注》一书中认为“一来二缝”应为“一来二锋”，即一麦二穗，“乃麦之嘉种，故许云瑞麦也”。不过许慎所说的“象芒朿之形”则是错误的，从甲骨文和金文字形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上面不是麦子的芒刺，而是两片麦叶。那么细微的芒刺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

现在明白了吧？“来”的本义竟然是麦子！

至于许慎所引的诗句“诒我来麰”，出自《诗经·周颂·思文》，这是一首周人歌颂祖先的诗，只有短短八句：“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烝（zhēng）民”，民众，百姓。中国台湾学者马持盈先生的白话译文为：“有文德的后稷，可以与天相配。我们众民所以得能粒食，没有不是由于你的大恩大德而来。你既遗我们以小麦，又给我们以大麦。上帝命令你以此普遍地养育下民，不分什么疆界地区。又使你宣传农业之道于中国，以为社会民生之本。”

何谓“来牟”？三国时期的学者张揖在《广雅》中解释说：“大麦，麰也；小麦，麳也。”“麰”即“牟”，大麦；“麳”即“来”，小麦。《思文》一诗赞美先祖后稷为周人带来了小麦和大麦，命周人广泛种植，从而为周人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也就是许慎所说的“周所受瑞麦来麰”，并神话化为“天所来也”，上天所赐。

麦子对周人既然如此重要，周成王的时候就诞生了一项仪式，称作“尝麦”。《逸周书·尝麦解》开篇就写道：“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孟夏是夏季的第一个月，正是麦收时节，周成王第一次在宗庙中举行祈祷仪式，并向始祖后稷祭献新麦。

《礼记·月令》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寝庙”指周天子和诸侯祭祖的宗庙，正殿称“庙”，乃接神之处，最为尊贵，因此在前，后殿称“寝”，乃藏衣冠之处，相对庙来说位卑，因此在后，合称“寝庙”。农人向周天子进献新麦，周天子以猪相配，先献于祭祖的寝庙，这就是“尝麦”之礼。

当然，麦子并非上天所赐。周人称“贻我来牟”，正是麦子乃外来物种的形象写照，引申之，则正如许慎所说“故为行来之来”，你来我往，来来去去，“来”字今天就只有这一个义项了。

不过，张舜徽先生则认为：“西土民食，以黍为主。而来与麦又屡见于殷墟卜辞，则中原之地，原自有麦。周之祖先，盖始得麦种于此，教民播殖。”此言仅指对周人而言麦种乃外来，并没有关联中原地区麦种的来源。因此，张舜徽先生得出结论：“来为小麦之名，而用为行来之来者，盖古人就周土而言，此麦种得自外来，与黍稷之为西土所固有者不同，而行来之义出焉。”此结论大致不错，但“中原之地，原自有麦”的说法却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来”的本义是外来的小麦，引申为行来之来。

我们再来看“麦”字的演变过程。

“麦”的繁体字是“麥”，甲骨文字形（图5）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是“来”，即麦子；下面是“夊”，也就是“止”的倒写，像一只脚趾朝下的脚。甲骨文中的脚都是有方向性的，脚趾朝下就表示从外而来，而“麦”的所有甲骨文和金文字形，脚趾都朝下。因此整个字形会意为：麦子是从外地引进而来的作物。“麦”的金文字形（图6）、小篆字形（图7）都大同小异，跟今天使用的繁体字形“麥”都没有多大区别。简化后的“麦”字则失去了上面的麦形。

《说文解字》：“麦，芒谷。秋种厚薶，故谓之麦。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来，有穗者；从夊。”“芒谷”指带有芒刺的谷物。

《淮南子·地形训》中写道：“麦秋生夏死。”东汉学者高诱注解说：“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意思是秋天属金，金为王，夏天属火，火为王，因此“麦秋生夏死”。这不过是汉代人用五行生克理论来附会解释麦的荣枯而已，许慎正是继承了这一穿凿附会的错误学说。

正因为“来”的本义是小麦，而小麦属于外来的作物，所以又在“来”的下面添加了一只脚趾朝下的脚，表示小麦从外而来，所以“麦”这个字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表示到来的“夊”，“麦”的本义就是到来。“来”和“麦”是两个关联性极强的汉字，因此要精确解释它们的本义，也必须相互关联地来解释。

左民安先生在《细说汉字》一书中的辨析非常有说服力：“凡是脚都有‘走’的意思，所以这个‘麦’字本来就是‘来去’之‘来’的本字，而‘来’倒是‘麦’的本字。可是在卜辞中使用‘麦’字较少，而使用‘来’字极多，所以这就发生了互换现象，把原来当‘小麦’讲的‘来’，变成了‘来去’之‘来’；把本来当‘来去’讲的‘麦’，变成了‘小麦’的‘麦’。这一交换再也没有还原过。”

其实，更早的时候，清代学者朱骏声就说过：“往来之‘来’正字是‘麦’，菽麦之‘麦’正字是‘来’，三代以还承用互易。”“麦”字字形下面的那只脚，正表示往来之来；而“来”字本身就是一棵麦子的象形。这两个字互换之后，沿用两千多年，再也无复各自当初的本义了！

不过，对“麦”字下面的那只脚，也有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南唐学者徐铉发其端：“夊，足也。周受瑞麦来麰，如行来，故从夊。”徐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周人所受的瑞麦乃外来作物，但“如行来”一语其实已经点明。

清代学者徐灏没有充分理解“如行来”一语的含义，而是简单地认为“盖象人行田收麦也”，“麦”字下面的那只脚，像农人行走于麦田之中收麦。

日本著名汉学家白川静先生继承了这一观点，在《常用字解》一书中，他认为：“‘夊’当表示用足拨土覆盖播撒的麦种，然后加以踩踏。”“‘麦’当义示踩踏麦苗，从而用来指代麦子。”

这样的解释显然小看了造字者的智商及其思维方式。麦种种下之后，不管是用手摁实还是以脚踩踏，都属于种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种植常识，为什么非要用一个“夊”画蛇添足地强调？

古人造字，一定是融入了印象最深刻的生活经验，种麦这种常识性的动作，难道还用得着强调摁实或者踩踏吗？既然已经造出了“来”，那么“来”一定要深植于土中才能生长的常识，完全没有必要再借助于“麦”下面的那只脚来表示。对古人来说，“来”并非本土而是外来作物这件事才是印象最深刻的生活经验，因此才给“来”添加了一只从外而来的脚。这才是“来”和“麦”的关联性的具体体现。

“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再结合小河墓地和洋海古墓群出土的小麦这两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就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小麦从西亚、北非的新月沃土地区一直向东传播，经由西域而传入中原黄河流域，并在“来”和“麦”的甲骨文字形中深深地植下了这一传播密码。小麦，作为前丝路时代西来物种的典型标本，其传播历程竟然神奇地体现在汉字的造字过程之中，不得不叹服古人造字时对历史原貌的深刻理解和忠实再现。

《汉书·食货志》载大儒董仲舒对汉武帝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宿麦”即冬小麦，隔年成熟。

周人说“贻我来牟”，周人的发祥地在岐山之下的周原，位于今西安以西。小麦传入周土后，继续向东、向南传播，董仲舒的这番话表明，汉代时周原以东的关中地区还没有种植小麦的习惯。

南宋初年，北方人大量迁移到长江以南，小麦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南宋学者庄绰在《鸡肋编》中有这样的记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小麦从此成为遍布中国国土的作物。而这一切的源头，就在早于丝绸之路至少一千五百年的物种输入。但只有到了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西方的物种输入才呈现出爆炸式增长的宏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