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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词叫“慕风远飏”，飏，风所飞扬也，追慕风的自由自在，远远地洋溢开去。拿这个词来形容丝绸之路开通后物质往来交流的盛大景况是最恰切的。
后人喜欢侈言“盛唐”，“盛唐气象”被当作中国历史的顶点和巅峰，但其实“盛唐”是汉朝结出的果子。唐朝名将高仙芝之所以能够横行西域，甚至翻越帕米尔高原征战，得益于汉朝解决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边患——匈奴。
经过一百多年的汉匈战争，汉元帝在位期间，匈奴的国力消耗殆尽，属国纷纷背叛，而且匈奴内部也分崩离析。匈奴已经到了“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汉书·匈奴传》）的地步。自此之后，虽然汉匈之间仍有零零星星的冲突和战争，但是匈奴已经不足为患。两百多年后“五胡内迁”，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族遭遇重大挫折，经济和文化中心向江南转移，而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反而结出了一颗熠熠发光的果子——唐朝，加上唐王室固有的少数民族血统，有唐一代才能够兼容并蓄，衣食住行、礼乐歌舞，中西合璧，遂成就了光芒万丈的“盛唐气象”。
而这一切的源头，就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凿空”这一说法出自司马迁所著《史记·大宛列传》，裴骃集解引苏林曰：“凿，开；空，通也。骞开通西域道。”司马贞索隐案：“谓西域险厄，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凿空”真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将壁垒打破，形成一条狭长的走廊，风才能够从西吹到东，从东吹到西，经过西域、中亚以迄小亚细亚、地中海西岸，连接中国和欧洲、北非的丝绸之路于是成形。丝绸输往波斯和罗马，西方的珍异之物——香料、水果、矿物等输往中国，文化大交流的时代开始了。从广州、杭州、泉州等地经南洋抵达印度、阿拉伯海和非洲东海岸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相继开通。从此之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形态都连接在了一起，全球化的时代早已经提前预演了。
张骞出使西域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联络河西走廊一带的月氏夹攻匈奴。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张骞的全部身心都投到了这项政治任务上面，无暇旁顾。因为张骞是“凿空”西域的第一人，后人就把物产的输入都归功于张骞，从而在历朝历代的各种著述和外国汉学家中间形成了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命名的“张骞狂”现象，即张骞崇拜症。
在名著《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的序言中，劳费尔如此写道：“我们必须知道伊朗植物向中国的移植是一个延续一千五百年的过程；现在学术界中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传说，说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经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此人就是名将张骞。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打破这神话。其实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苜蓿和葡萄树。在他那时代的史书里并未提及他带回有任何其他植物。只是后代不可靠的作者（大半是道家者流）认为其他伊朗植物之输入都要归功于他。日子久了，他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因此他终于被推尊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
其实劳费尔的辨正也是错误的，他说“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苜蓿和葡萄树”，但这两种植物却并非由张骞携带回中国，那是发生在张骞死后的事情。
《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这里的“蒲陶（萄）”即葡萄，“别观”即“别馆”，“离宫”和“别馆”都指帝王出行时居住的宫室，区别于正宫；“极望”乃满目之意，远远望去，满目皆是。张骞死后，因汉武帝喜爱大宛的宝马，故“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因此真正将苜蓿和葡萄树输入中国的，乃是其后不知名的汉使，即司马迁所说的“汉使取其实来”，将果实取回中国，而绝不可能是以政治任务为首端、又被匈奴两次羁押长达十三年的张骞。
那么，张骞除了完成政治任务之外，经手输入中国的物产到底是什么？答案是只有一种，就是著名的乌孙宝马。《史记·大宛列传》载：“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这里记载得非常清楚，张骞和乌孙遣使报谢汉武帝的，就是数十匹乌孙宝马。得到乌孙宝马后，汉武帝命名其为“天马”；后来又得到了大宛的汗血马，更名乌孙宝马为“西极”，而名大宛马曰“天马”。
班固的《汉书·西域传》则记载得更加清晰：“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善马。”大宛王不给，这才引发汉朝和大宛之间的战争。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兵前往大宛索取汗血宝马，因为大宛国的贰师城出产宝马，所以号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志在必得。四年后大败大宛，得马三千匹，后“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宫馆旁，极望焉”。“目宿”即苜蓿。这是中国第一次输入原产于波斯的两种植物，当然不是已经去世的张骞的功劳，应该归功于李广利的这次征伐。
苜蓿原产于伊朗，原本是马的饲料，也就是司马迁记载的“马嗜苜蓿”。日本学者星川清亲在《栽培植物的起源与传播》一书中写道：“紫苜蓿是波斯语，意思是‘最好的草’，随后转化成阿拉伯语，进而又成英语。”
汉武帝既然取得了大宛宝马，理所当然地也要把马的饲料带入中国，唐朝诗人王维有诗“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正是这一传入目的的形象写照。在为《汉书·西域传》所作的注中，颜师古写道：“今北道诸州旧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汉时所种也。”可见唐代时苜蓿已从宫廷迅速蔓延到了民间，遍布华北。
第一次将苜蓿的输入归功于张骞的记述，出自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一书，北宋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引其文：“张骞使西域，所得蒲桃、胡葱、苜蓿。”比张华稍晚的南朝梁代著名文学家任昉所著《述异记》也记载了此事，据《太平御览》的引文：“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骞始于西国得之。”正如上述，苜蓿和葡萄都是张骞之后的汉使输入的，将几乎所有的物种输入都归功于张骞一人，这只不过是中国本土的“张骞狂”现象而已。
记载西汉逸事的《西京杂记》一书中写道：“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一名怀风，时人或谓之光风，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为怀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北魏文学家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写道：“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生焉。”怀风、光风、连枝草，这些都是苜蓿在中国的别名。
综上所述，经张骞之手直接输入中国的物产只有乌孙宝马，同时他为汉武帝带回了关于大宛汗血宝马的传说，但“张骞凿空”这一事件太过重大，太具有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因此才出现了劳费尔所说的“张骞狂”的现象，“他终于被推尊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以至于后世的各种文献将一切植物的输入都归功于张骞一人。
“张骞凿空”之后，各种对中国来说堪称新奇的植物、香料、矿物等，借着这条绵长的丝绸之路，慕风远飏，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土，逐渐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里罗列了林林总总输入中土的物产：植物有胡桃、胡麻、安石榴、茉莉、指甲花、水仙、无花果等品种；食物有葡萄酒、豌豆、西瓜、黄瓜、胡萝卜、胡椒、胡蒜、胡葱、糖等品种；香料有没药、安息香、沉香、樟脑、丁香、玫瑰香水等品种；药物有胡桐泪、豆蔻、阿魏、人参、蓖麻子等品种；矿产有硼砂、硇砂、黄丹等品种；宝石有琥珀、翡翠、绿松石、珊瑚等品种。当然，交流是双向的，中国输入伊朗的物产也非常丰富：丝绸、肉桂、姜、黄连、芒果、檀香、茶、中国玫瑰、白铜……
物产的输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比如在葡萄酒输入之前，中国人的酒精类饮料主要是米酒和其他各种粮食酒，其后葡萄酒所代表的果酒类饮料成为专嗜粮食酒民族的又一选择，直至今天，甚至成为判断小资与否的标准。比如原产秘鲁的马铃薯输入中国后，以其适应性强、产量高成为饥荒年景的救命作物，直至今天，西北高原的干旱山区还在大量种植。从口味到体质，从副食到主食，从实用甚至到审美，外来物种全方位地对中土民族施加着影响。
文明就是这样你来我往，新鲜的血液相互交换，在那条风吹耳闻的古道上生发出无数传奇般的故事。
本书选取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十二种植物，分别是小麦、葡萄、石榴、曼陀罗、黄瓜、红蓝花、枣椰树、水仙、甘蔗、淡巴菰、大蒜和芒果，再选取经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四种植物，分别是桃、杏、芍药和桑，详细为读者朋友讲述它们的传播路线、功用以及在各自文化谱系中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