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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双平说要让我给写篇稿子，写写杭州2000年以后在我眼里的变化。我想了很久，除了我的年龄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以外，好像没什么变化。大到市政建设日新月异；中到汽车的更新换代，或是住房的不断升级；小到喝啤酒有奖，都和我不是很沾边。
2000年的时候，我在诸暨一所中学里当文书。因为有些无所事事，就经常找传达室的老头吹牛，我拍着胸脯说，我同你讲，我是三天两头跑杭州的。传达室老头对我十分钦佩，他是个酒糟鼻，一喝酒就鼻子红。他红着鼻子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去过西湖，那湖比我们这儿的水库还要大。他喝多了就和我没完没了地讨论杭州。
2000年夏天我终于带着一张地图去了杭州，和我同去的是初中同学陈炯。作为业务骨干，丝织厂派他去喜得宝公司学习。我对丝织厂这个厂名比较热爱，这个厂名在若干年后总是出现在我的小说中。陈炯对我的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他冷笑一声说，除了女工多，没啥。我借陈炯学习之便，留宿在他的宿舍里。他也没有好好学习丝织印染技术。我们借了两辆自行车，车轮滚滚把整个杭州给跑遍了。我们去了灵隐，也去了九溪十八涧，去了满觉陇和龙井村，去了所有该去的地方。我们回到诸暨的时候很疲惫。当我把游杭州真累这个心得告诉传达室老头的时候，他羡慕地看着我手中的杭州地图说，你真像一个跑码头的。这让我兴致勃勃地指点着地图，像一个军事指挥官一样告诉他这儿是飞来峰，这儿是六和塔。
在中学当文书的那段时间里，我把杭州地图上的地名，都用在了言情小说里。我同时给杭州的两家报纸写小说，一写一整版，每版都有五百块稿费。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一千二，拿到稿费后我经常请传达室老头喝一块多钱一瓶的西施啤酒。他对我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红着鼻子说，他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能从小县城走出去。
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去了一家报社当记者。在2004年春天以前，我其实已经把记者做得有些熟能生巧了。再后来我一个人去了一次西塘，住了三天，回来后突然脑袋一热，离开了报社。我就那么无所事事地晃荡了一年半，发现生活是需要理想的。于是在2005年5月1号背着我从部队当兵时带回来的行军背囊到了杭州。背囊的边上，插着一张新版的杭州地图。我按着地图行进，不停地问路，终于找到了省群艺馆。这个群艺馆不偏不倚地坐落在西湖边上，步行去看湖，只要五分钟。我觉得这真是上天的恩赐，于是一天两次跑过去看湖。我在群艺馆里主要是给他们编一本叫做《文化娱乐》的杂志。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比陈炯还要幸运，那杂志里面的女明星比丝织厂的女工还要多。
我实在是搞不清什么时候开始热爱文化学习的。我在晓风书屋装做博览群书的时候，看到了一张书屋自己印制的古杭城地图。我一下子喜欢上了那些地名，什么旗下、河渚、弼教坊、金衙庄……这些地名让我一下子想到，在那个年代，文人肯定经常去湖边吃老酒的，或在湖上泛舟，把西湖整个地收进自己的宽衣袖袍里，像是自家的一样。我想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我把这个想法语重心长地告诉了陈炯。陈炯长叹了一声说，俱往矣。
这张地图我现在还珍藏着。看着黑色的页面，我心中窃喜。这地图和几张老版杭州地图放在一起，就像我杭州生活的百科书一样。我还对城的西边发生了兴趣，兴致勃勃地闯进西溪，看到了挂在树上的幸福而火红的柿子，像一盏盏兴高采烈的小灯笼一般。我闯进过西湖对面的三个部队疗养院，还去了乌龟潭、茅家埠等地方，我想这些不太有游人的西湖的背面，大概和古代时候的杭城风景，差不了多少。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还学会了散步，我顺着运河散步。看到很多人在运河边的健身器材上健身的时候，我也模仿着他们的样子去健身。接着，我开始搜集杭州新房地图、杭州酒吧地图、杭州餐饮地图等等一系列的广告地图。有一天，一个上门收废纸的中年男人，在收走了许多旧书旧报以后，指了指桌上那一堆广告地图纸。我大笑说，睁大你的人眼看看，你胆子太大了，敢把地图当废纸。
有一天我得到了一张房产广告地图。那地图上的地铁线像蚯蚓一样盘踞着。我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恶心，而是对杭州的地下通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总是认为，在地底下快速前进，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如果有一天我要是也有钱的话，我想在地铁沿线买一间屋子。这样的话，我可以动不动就钻到地底下去，像土行孙一样，钱塘江东边钻进去，武林广场钻出来。一转眼，就是杭州大厦、文化广场、雷迪森，还有一个可爱的麦当劳叔叔风雨无阻地在不远处等待。这简直就是一件比李云龙打仗还要快意的事啊。
写到这儿，我突然就想起了那个酒糟鼻的传达室老头。八年过去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如果他突然来杭州找我，我一定会给他继续吹牛，从一张私人地图开始。
2018年3月12日
海飞，1971年生，浙江诸暨人。作家、影视编剧。有长篇小说《麻雀》《旗袍》《惊蛰》《向延安》《回家》《江南役》，随笔集《没有方向的河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