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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
所有的，都在觅寻自己
觅寻已失落，或掘发点醒更多的自己……
柳浪闻莺是西湖十景里与我最亲近的地方，最早进到里面是九岁十岁的时候。公园最挨着南山路的入口处有一座娃哈哈迷宫，四周是浓密的树林，迷宫挺大，由许许多多的木隔栅围成，木隔栅被刷成好看的浅蓝色。我在迷宫里来回地跑，无数次地碰壁，最后欣喜地找到了出口，在出口的地方每个孩子被奖励一支小玻璃瓶装的娃哈哈营养液，其中的味道我已不太记得了。
后来的每年暑假，爸爸都会带我去柳浪闻莺看露天电影，看电影是我们父女俩共同的爱好。那个时候，柳浪闻莺的露天电影院分为两场，甲场和乙场，甲场在靠近湖边的那块草地，乙场则稍微靠里些。每个晚上甲乙场上映不同的两部片子，我们挑喜欢的看。一般来说，动作片稍好于剧情片，译制片稍好于国产片。
湖边的蚊子可不少，除了扇子，还要备上清凉油。早早去的话，往草地上一躺，还能看着放映员搭扯大幕，调试机器。在等待的时候看夕阳在平静的西湖中西下，柳条迎风悠摆，也有湖那边的三两个男孩子赤膊游上岸来，浑身淌着水雀跃着来看电影……直到夜幕降临，放映机灿烂的光芒投射开来，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在暑热退却后的湖滨草地里笑着或哭着，随着剧情心绪跌宕……也有赶上下雷雨的夜晚，轰隆隆，大家鸟兽散地逃去树丛里。我躲进放映机下面的木架里，看漫天细雨中的画面，还有男主角特写的眉眼。
那些童年的碎片，旧时光里的夏天，离我似乎越来越远，可又仿佛越来越清晰。那个陪我去看电影的中年人已年近古稀，城市里的露天电影院也越来越少了，记忆，是一份时间遗留下来的礼物。
在柳浪闻莺南出口的地方，我们也看过几次消夏晚会。台上的阿姨穿着闪亮的演出服，学着邓丽君的台步，歌声既浑厚又妩媚。
几年之后，我已是少女，在国美附中上学。有一年的最后一晚，男友约我去了柳浪闻莺北门的游船码头，那是我的第一次约会，和那位穿着军大衣的少年。我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是蹲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看着寒月在水波里碎了的倒影，听游船的船身轻轻撞击堤岸的声音，好听极了，像是《神秘园》里的鼓点。我们一直坐到天色发白，于是离开。
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我再也没有进去过柳浪闻莺。
每次回想起在杭州的日子，都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他是我的恩师施绍辰，是在艺术道路上给过我自信最多的人，也是用其风范感染过我的人。
国美附中的同学们称他为“施老大”，他是我们的校长，也给我们授课。在我的眼里，他的风度更接近于一位音乐家，而非画家。他穿着考究，有欧洲古典范儿，气质脱俗，直直的身板，礼貌的微笑，齐耳的短发倒梳着，露出明亮的额头。在沉思的时候，他会略微蹙眉，眼神忧郁而充满诗意。
当时我们附中的教学楼是一座仿民国式建筑，白墙灰瓦，建筑中间有两个方形的中庭，施校长的画室紧挨着我们的教室，窗户向着中庭。每次路过他的画室，我们都爱往里看，里面总是插着鲜花，钢琴的旁边立着画架，画架上的油画画幅都较大，色调多是明快的，正如同他言语中的温暖。作为国美的油画高材生，他早年游学阿尔及利亚研究“马格里布”绘画，所以他对沙漠很有感情，对技法又深有研究。他的作品《撒哈拉沙漠》笔触很小而色彩丰富，人物和骆驼塑造得很结实，作品的气势很是磅礴。他的画面似乎总有音律感，这大概和他深厚的音乐素养有关。
附中二年级的上学期，施校长给我们上过素描课，画的是石膏像灯光作业。他给我们看画的时候总会挺拔地坐着，轻轻执着铅笔，如成竹在胸的指挥家，他的语调亲切而有力，又像一位吟诗的人。贪玩的我那时候并没有好好上课，作业也是临时抱佛脚。到了下学期，换成施校长的儿子施舸老师代课，施校长特意嘱咐他说“祝铮鸣是个艺术感觉很好的孩子，你要多留意她”。可是那时的我成天逃课，没有认真画画，现在想起来满是懊悔。
2006年的春天我回南方，听到了恩师的噩耗，一时无法接受。施绍辰先生是在2003年因心肌梗死去世的，那时候他刚刚退休不久。有同学说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滨江，他推着外孙女的小推车，很幸福的样子。
对于施校长，我总以为会再见的，却早已没有了机会。这美丽的西湖边，永远没有了他的英奕风采，没有了他温暖的话语，真是最让我伤心的地方。
十岁那年我曾经住在玉皇山下，那里景色幽美，离虎跑和净寺都近。
每个白天我去美术班学画，晚上和周末就在玉皇山下玩儿。那时候的玉皇山游人稀少，山脚下是菜农的瓦房和菜地。通往山上的那条公路上铺满了蛇皮，白色的，踩上去会发出脆脆的响声。据说那些蛇是夜里从山上爬下来被过路车轧死的。因为没人打扫，久而久之，路上积满了蛇皮。我害怕那些蛇皮，因此每每忆起玉皇山，总还有些不安的情绪。
偶尔我们会去虎跑接一些泉水回来熬粥喝。后来爸爸跟我谈起李叔同，说他是在虎跑寺出的家。他有位美丽又贤淑的日本妻子，得知他出家后在寺外长跪不起，连着好几天，最终李叔同也没出来见她。
十岁的我已经隐约知晓人生命运的苦厄，想那出家人的生活必定是“苦”的，于是连那虎跑的水，我也不怎么觉得甘甜了。
后来长大，那个法号“弘一”的僧人成了我的偶像，我喜欢他的书法，不管是他出家前的还是出家后的。我也喜欢他的那首《送别》，无论是歌词还是音律。
我们的房东也是一个老菜农，但他还有兼差，他在净慈寺里看管一口井。那口井不是一般的井。传说净慈寺被烧毁后济公去四川募化来了一百根大木头，这些木头顺着长江水流到这“醒心井”。后来，一根根的木头从井水里冒上来，这口井便有了新名字，叫作“运木古井”。九十年代浙江台播放过《济公》，“古井运木头”的镜头我到现在还能记得。
因为房东的关照，我去净慈寺里玩过几次。寺里很安静，古树也多，黄昏的时候钟楼会敲响“南屏晚钟”。“南屏晚钟”有一百零八声响，都听完需要挺长的时间。我看见过那个敲钟的和尚，他站在高高的钟楼上，穿着深蓝色的跨栏背心，浑身是汗。
我也在寺外的树林里听过南屏晚钟，虽然被来往汽车的鸣笛声搅扰了些，可还是很悠扬。
直到上中学后我才知道有一首歌也叫《南屏晚钟》，徐小凤唱的。歌里唱道：“我匆匆地走进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影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儿中……”
净慈寺的钟声
我上附中的时候，美院的伙食很好。大排和月亮肉是一块五毛钱，是食堂里最贵的肉菜了。青菜是八毛，米饭的价钱不记得了。饭票是软软的塑料片儿，有黄有绿，我们用皮筋捆好，握着去打饭。
家里每个月给我寄八百元的生活费，我要拿着存折去湖滨的工行取。八百元已是很富足，偶尔有缺钱的时候，在校门口打投币电话回家，或是写一封长长的家信，聊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进步，最后小心翼翼地问一句“可否寄一百元来买本画册？”爸妈便急急汇钱过来。
有时候我们也去打牙祭。离学校不远的劳动路上有一家牛肉粉丝店，店面小到不能再小，店里一张两人桌，店外一张四人桌，口味却是好到不能再好。开店的夫妻俩一个负责切肉，一个负责下粉丝。最后端上来的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粉，还有用油纸垫着的切片牛肉，或牛心。牛肉切得薄薄的，用牙签挑起，蘸些调配好的胡椒粉，美味至极。
除了牛肉粉丝，我还喜欢的有知味观的臭豆腐、延安路上的南方大包、东坡路夜市里的炸香蕉、校园小卖部的嘉兴肉粽子。
我最早在国美学画画，是在美院工会举办的少儿美术班里，教课的老师都是美院的退休老教师。我还记得其中有马玉如老师、赵延年老师。每节课老师设置一个命题，我们用彩笔画，现在回想就是儿童画，不过老师很是慈祥，小朋友们也友好。有时候我们也捏泥巴，捏一些动画片里的造型。
稍大一些，我开始系统地学习素描和水粉。我很快学会了用铅笔排线，用十一笔颜色画好一个苹果，其中有三笔是画明暗交界线，两笔反光，一笔阴影，亮部是四笔，高光一笔。在获得技能的同时，我开始意识到画画是一件比较无趣的事情，有时我觉得画室像个沉闷的车间，让人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我还是顺从地接受了家长的安排，每年寒暑假继续在国美学习。
一九九二年的那年暑假，我们住在美院里的万曼壁挂研究所。那是一幢废弃的教学建筑，因为万曼先生的逝世而没有再使用。房子很漂亮，欧式的，南北两间屋，北边那间住着雕塑系的曾成钢叔叔一家，南边是我们。曾叔叔气质儒雅，见人也客气，我在校园里见过他的作品《鉴湖三杰》，人物有些变形，造型却讲究。曾叔叔的夫人是个热心人，她总爱穿一件无袖的长款连衣裙。当她在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时候，印着大花朵的裙摆轻轻飘起，像只裳凤蝶。曾叔叔的儿子小我几岁，很聪明，成天戴一副跳霹雳舞的黑手套。
那个夏天我已经开始画些简单的石膏体和静物。还记得画室里潮热异常，吊扇呼哧呼哧地扇着，也无法让人清凉下来。不能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们那样玩耍着过暑假，让我禁不住地懊恼。
好在还有几件让我高兴的事情。那一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很精彩，晚上可以边吃西瓜边看伏明霞跳水；有时候哥哥姐姐来看我，我们在饭桌上玩儿“报数”的游戏，轮流报数，四和四的倍数不能说，谁说了谁罚酒；偶尔我也和小曾弟弟打羽毛球，或者看他比划霹雳舞。
万曼壁挂研究所的屋子有一扇很大的哥特式花窗，我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给玻璃涂上了五彩的颜色。之后的每个白天，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屋里出现了缤纷的光之斑。
一段学习结束后，作为奖励，爸爸带我去了绍兴游玩，我们去了兰亭、三味书屋、秋瑾故居，还有咸亨酒店。
一年后的夏天，我在吴山上的一个美术班继续学习，那一年开始画石膏像。
一九九四年年初，美院附中开设了考前班，我开始了考前的冲刺。后来成为我监护人的王笏良老师在美院担任体育课的老师。他在足球场边有一间办公室，我住在那里，一直到考学。
那间办公室最外面是些体育课的器械，往里几个架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球类，最里面是一排书柜、办公桌和单人床。书柜里放满了书，除了和体育相关的一大部分，还有不少世界名著。那几个月里我白天去考前班画画，晚上回来读小说。临考前，画画没怎么进步，小说却看完了一大摞，其中还记得的有《德伯家的苔丝》《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
我画头像，用的是费钦的画法，线和面相结合，同时也借鉴些徐方叔叔的明暗调。画水粉，参考的是徐明慧，当时的考生大部分都是按她的方法来。石膏像里头，我最拿手的是“海盗”，几乎各个角度都画过，“阿格里巴”我也能画好，“马赛”则稍差些。
附中考试的第三天，素描考的就是“海盗”，连我抽到的角度也正好画过，素描发挥不错。结果第四天的水粉却考砸了，还记得当时一出考场我哭得稀里哗啦。
后来还是被录取了。一九九四年九月，我正式入学中国美院附中。
附中的课程比较宽松，上午专业课，下午文化课，之外我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十五六岁的年纪，有几位气味相投的室友冰火相融，偶尔去湖边逛荡，偶尔去书店淘书，偶尔看一次通宵电影，也是青涩的人生体验。那时候的女生宿舍里谈论最多的是张爱玲或三毛，男生宿舍里谈论最多的是女生。
就在湖滨的一家旧书摊上，我淘到过一本中国第一次出版的《百年孤独》。那本书深棕色的书皮，书角已微微卷起，内页也泛了黄。我很快读完那本书，很多细节现在不是那么清楚了，只是小说里的“大冰块”和“猪尾巴”还深深记得。“大冰块”让我见识了现实世界里暗藏着的无穷的惊艳；而“猪尾巴”使我恐惧，这份恐惧一直伴随着我成年，在潜意识里它一直在提醒我警惕这世间所有的“未知”，还有不遵从伦理后很有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后来，《百年孤独》这本书似乎在更多的精神层面上影响了我，以至于在十多年之后我画出了一批名为《百年孤独》的头像作品，并被广为认可。从此，“百年孤独”这个名字和我宿命般地被捆绑在了一起。
国美在西湖以东，因此，西湖以西的地方我很少去。
小时候去过几次灵隐，一次岳坟，有可能还去过植物园，对此我已经不太记得清了。
有一个地方在西湖以西，我也只去过一次，可是印象深刻。
在一处荒地，立着一座牌楼，我看见上面有块高高的匾额，上面有三个字——学到老，字好像是金色的，很大很大。穿过牌楼，是一个野草丛生的大土坡，中间有宽宽的大石阶，石阶笔直往上，很高很高，似乎望不见头。土坡上的黄土被风吹得四散，除了风声，四周一片死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到了石阶的尽头。一座很大很大的荒冢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上面好像有碑文，好像又没有。
那时候我大概有六七岁，我以为，那里埋着的那个叫盖叫天的人，一定是和越王勾践一样的古人。
很多很多年过去，我才对盖叫天的生平有所了解。他是一代京剧表演大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也就是说，当年我路过他的墓地时，他也才入土十多年。
可是那墓地的荒凉至极，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烙印如此之深。
我从小就向往远方，向往流浪的感觉，这和三毛的影响不无关系。同时，我又极度害怕孤单，时刻需要安全感。少年时，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既能让我产生在远方的流浪之意，又不失安全之感的地方。后来，我在北京定居，我以为我找到了。
杭州的生活太过安逸，所以，我在杭州不曾流浪过；杭州的风情之宛然，又让我觉得失了些稳妥，我逃离了杭州，像是燕儿飞出了安乐又脆弱的窝。
那些往事，那些我曾栖息过的痕迹，就让它们过去吧。
2016年夏于北京
节选自《时钟突然拨快——生于70年代》
祝铮鸣，1979年生，浙江衢州人，画家。有美术作品《百年孤独》系列、《涅槃之卵》、《云端》，举办个人作品展“空行”“印度拂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