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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了，我一直住在这座城市：杭州。少年时认为它很小，园林那样小，园林那样美。
早先，城的概念始终保持着南宋以降的规模，十个城门以外就不是杭州城里。城外于我们有陌生的乐趣，比如春、秋游就可以跑到荒郊野外拈花惹草、架灶起锅，但终究是陌生的，只记得是离离的田野、漾漾的河塘。
坐车往南，隔江的萧山有亲戚，一年差不多由外公带去一二次，老辈人过世后也就往来稀少。
城里的几条大路少年时是踏遍的，我们嬉戏于孤山下、宝俶塔边、石板弄堂、炊烟人家。从不知道某处是什么、谁家住过，到逐渐有文化，说原来这是郁达夫的故居，那是鲁迅度蜜月的酒店，同一个墙门的邻居老太太竟是康有为的小女儿，某女生伴我撑伞踱过的大塔儿巷留下了戴望舒“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有一次，已经是2009年，我与北京来的女朋友走了一段经典的老路线，断桥出发西泠桥结束，短短的1.7公里，我自觉地充当起导游的角色，结果就是把自己介绍得感动了。
我当然知道这是因为西湖任意一个这样的自然段里，历史、人物、故事（也包括事故）都丰沛得难以想象——余秋雨当年散文的成名作《文化苦旅》中有一篇《西湖梦》，形容过这种丰沛感：“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余秋雨还违章下水游了一程，上岸时，又蓦然觉得“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与他不同，我是这座城池的“土著”“杭三代”，所以当我与人散步时说的典故就不只是象征物，而是记忆，是生命感，是脚印的无数次丈量，是时空叠加的经验穿越。换句话说，我既可以说这是南宋的某某、民国的某某、诗词歌赋的某某、四大爱情传奇的某某，但也马上可以说，我满周岁的时候在这里拍过照，我姨夫曾在这里工作，我和小伙伴经常徒步到这里谈天说地，小学时有一次实在憋不住就在它边上撒了一泡尿……
那么，秋雨请退散，我乃“钱塘苏小是乡亲”。
雨巷
有两段事迹可以证明我曾自由不羁。
一段是我1993年高中毕业并没有读大学。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大约是30%不到，所有报端的招聘广告的学历起征点就是高中，跟今天的本科差不多，不算丢人。
我的一位高中的小伙伴闲着无事连续高复三年，目标是浙江大学，结果是杭州师范学院，落差有点大。不过有趣的是，跟他遭遇仿佛，也高复了三年的一位杭师院的师兄叫马云，如今名满天下不费多言。同样有趣的是，作为当年连杭师院也不高兴去考（不高复我也确实考不上，严重偏科）的我，到头来在2011年去了它的升级版杭州师范大学做教授。渊源兜兜转转还有很多，不过，似乎都在印证少年时的印象有某种真理性：这是一座小城。
说岔了，我要说高中毕业后的那段岁月。我一边打零工一边偶然地开始自学考试。除了一年两次考前像困兽那样痛苦，且不修边幅状若苦修高僧，剩下的季节就有大量的时间读闲书、听音乐、写写字、走走路。当然，比较羞涩的一个目的是可以睡懒觉。一个少年文人的壳已经出炉，至今没有办法回炉重塑。
也就是那段日子，买书和会客成了我的两件要害事务。父母宽容地把最大的房间让给我，然后书从架上绵延到案头流溢到地面堆叠到床沿，不说那些热爱至今的门类，单说后来搬家时捐掉的那一堆，几乎都是星相医卜。那时来家会我的人就有学佛学道的、练气功的，加上浙大的几位外语系美女带着她们的外籍男不知什么友，以至于居委会一度问家父家母：“你儿子究竟在干吗？”
另一段就是阅读。不知别的杭州读书人怎样，反正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能在身边的亲戚家藏书里搞到很多唐诗宋词、明清笔记之类的东西，至少也是这方面赏析类、知识类的小册子。
我2006年9月去乌镇第一次拜会纽约归乡的木心，他也讲“我们小时候似乎家家户户都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这样的书，这就是当时江南像乌镇这样地方的风气。一些书也不定是我家的或者你家的，总是在街坊人家之间流动，读完又流到别家去。那些书神出鬼没的，就像它们自己有生命似的”。虽然我们有两代半的年龄差，时光隔了一甲子以上，但听了这番话依然令我心有戚戚焉。正是这些古典的或雅或俗的书籍才是我文学启蒙的环境。
我小时候家住解放路，离官巷口不远，那里有个儿童书店后来升级到路对面的新华书店，离家都不过步行十分钟的距离。另有两家书店让我觉得有别样的感情，常常会带给我惊喜般的暗爽，遗憾它们都早已消逝不见，像往生的长辈。现在中年的我可作古老情怀来讲。
首先是积善坊巷里头靠近中山中路出口有过一间非常简陋的古旧书店，除了收款处背后架子上有十余种线装的价格略贵的经史子集外，剩下的整屋子都是打折书、库存书，封底敲一小方蓝印，便宜出售。一些被书虫们称为“网格本”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以及“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诗苑译林”“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书系”“走向未来丛书”等，我都在这里搜集过个别品种，弗洛伊德、罗素、叔本华、萨特、波伏娃、铃木大拙，当年时髦的某些哲学译本也经常出现在这里。
我在这里买过不少中国“说部”的闲书，从《搜神记》、唐传奇，到“三言二拍”、冯梦龙的《情史》《东周列国志》、李汝珍的《镜花缘》。还有一些大家未必会看的宋元话本小说，比如《碾玉观音》《清平山堂话本》（明洪楩编的宋元明短篇集，里头有一篇《西湖三塔记》，就是《白蛇传》的雏形）；明清小说比如才子佳人类的《平山冷燕》《玉娇梨》，侠义小说《绿牡丹》，狎邪小说《品花宝鉴》，佛教题材的历史武侠《禅真逸史》《禅真后史》，道教题材的神魔世情《绿野仙踪》，附会唐赛儿反抗朱棣的神魔历史小说《女仙外史》，八仙等题材炮制的东西南北《四游记》……更不用说文言小说《聊斋》《阅微草堂笔记》《子不语》一类的，以及晚清民国时候的《官场现形记》《孽海花》和黑幕小说、侦探小说、仙侠小说、鸳鸯蝴蝶派、《红楼梦》的一批同人续作。
这样想来，只有被禁的明清艳情小说全本是没法在这里买到的——这个遗憾后来在一批日本、荷兰、我国香港等地图书馆藏书的地下翻印本中终得满足。我搜了约四十种，如《肉蒲团》《灯草和尚》《绣榻野史》《如意君传》。《金瓶梅》当时有凭副教授以上的证明限买一套的印象，我至今对没有解禁这本书的印行表示纳闷。幸而我当年也不会客气地等待，别有渠道得了一个香港的本子和一个台湾的本子。其时，我已经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班。1996年前后，靠着这些本子，帮助过一位苦于缺乏一手资料的同学完成了她关于明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硕士论文。
我并不研究中国古代的小说，却好好享受过做一个读者的所有乐趣。如今看来更重要的是，也许有了这些因缘，包括我成长史中不可能错过的港台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潮，使我面对中国网络小说时一点都不陌生、不惊讶、不反感。
另一家有所感恩的书店是西子湖畔六公园的“三联”。1991年的一天，忘记春秋，逃课外出的两个小伙伴，一位推着自行车，一位还不会骑车，步行半小时随意逛到离学校不远的六公园。阳光树色都很好，雾霾远未诞生，麻雀啁啾着，伴随偶尔的一串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飞上蓝天。午后略显幽静的小路岔道上出现了一个二层的黄墙红屋顶的小楼，然后看到牌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
我记不真切了，是不是那天就见到过多年后一桌吃饭喝酒的作家李杭育——当代文学“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肯定在三联书店见过他这点没有错。他开始的时候会象征性地出现在店里做高级店员，因为这家店是他当时的妻子叶芳做总经理，难免要服其劳的。我在店里买过他的小说集《最后一个渔佬儿》，他后来那部特别红的《唱片经典》还没有写出，但积累工作开始了。我几年后有一次以无名小卒的身份去他家代师长取一套书，就见过小山包似的一堆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胶木唱片与CD漫过了客厅的沙发。
三联书店的作用是拉高了我的格调。要完全反映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风潮和文学走向，当年也只有三联这样的人文店堂才能做到。我的三联版的《爱默生》是这里买的，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各家诗文集校注有十余种是这里买的，《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是这里买的，《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这里买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这里买的，《苏童文集》《王朔文集》是这里买的，《海子诗全编》《顾城诗全编》是这里买的，每一期《读书》杂志也是这里买的。我突然想起过去写过的一篇《自圆其说：我的批评观》里的话了：
那时（高中三年），我看各式的杂书，对儒释道的精神有内在的体认，对当代文学作品还不知其妙处，接着就高中毕业了，找了个单位工作。不到半年，忽然醍醐灌顶似的明白了鲁迅的世界——对这些领悟我内心是有狂喜的，他们成了我带着感伤的精神能量。前一段，在微博上看到央视柴静的视频，她说：“深夜没有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这话一下把我带回了那段瘦骨嶙峋貌似难民的青春后期的岁月，我当时的小身板为了扛住释迦牟尼、孔子、老庄、王阳明和鲁迅，难免是常常要在深夜吞声痛哭的，搞得如狼似犬。
现在想来，接触三联书店这样的思想粮仓就是这结果，让年轻的生命开始承受人类矛盾且喧哗的了不起的精神的金字塔尖。阅读治疗我们，又增加新的痛苦，而这些痛苦里则伴着灵魂之门打开的快感。
等我从第一个待了超过五年的单位收拾行囊另谋高就时，已经是2006年了。
这之前的五年，我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少年时最看重的一家本埠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些很不错的老师，比如直接带领我工作两年多的文学评论家、出版人李庆西，他是李杭育的哥哥，在“寻根派”理论建设、书话（一种学者随笔）、新笔记小说写作上都是当年全国排得上号的人物。作为图书编辑，他的业务活也很精，比如关于封面、版式设计和字体字号的运用，他有一种苛刻的追求和良好的审美品味，这对我是极大的训练。
那个年头，出版社、报社、杂志社这种单位都屯着一大批有水准的作家、学者、翻译家。他们同时又是编辑家，跟大学、作家协会各有千秋、互成犄角。这种文化景况今天是看不到了，遗憾也没有用，时移世易，并不都是坏事。
我因为不喜欢体制改革后的考勤（这妨碍我早晨多睡一会儿），决定调动到杭州市文联去，那儿有一本《西湖》文学月刊等着我。
2017年2月11日
节选自《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
夏烈，1976年生，浙江杭州人。文艺评论家、作家、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有专著、评论集《观念再造与想象力重建》《中国网络文艺的常识与趋势》，随笔集《大神们：我和网络作家这十年》《散杂集》等。
生命——
所有的，都在觅寻自己
觅寻已失落，或掘发点醒更多的自己……
柳浪闻莺是西湖十景里与我最亲近的地方，最早进到里面是九岁十岁的时候。公园最挨着南山路的入口处有一座娃哈哈迷宫，四周是浓密的树林，迷宫挺大，由许许多多的木隔栅围成，木隔栅被刷成好看的浅蓝色。我在迷宫里来回地跑，无数次地碰壁，最后欣喜地找到了出口，在出口的地方每个孩子被奖励一支小玻璃瓶装的娃哈哈营养液，其中的味道我已不太记得了。
后来的每年暑假，爸爸都会带我去柳浪闻莺看露天电影，看电影是我们父女俩共同的爱好。那个时候，柳浪闻莺的露天电影院分为两场，甲场和乙场，甲场在靠近湖边的那块草地，乙场则稍微靠里些。每个晚上甲乙场上映不同的两部片子，我们挑喜欢的看。一般来说，动作片稍好于剧情片，译制片稍好于国产片。
湖边的蚊子可不少，除了扇子，还要备上清凉油。早早去的话，往草地上一躺，还能看着放映员搭扯大幕，调试机器。在等待的时候看夕阳在平静的西湖中西下，柳条迎风悠摆，也有湖那边的三两个男孩子赤膊游上岸来，浑身淌着水雀跃着来看电影……直到夜幕降临，放映机灿烂的光芒投射开来，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在暑热退却后的湖滨草地里笑着或哭着，随着剧情心绪跌宕……也有赶上下雷雨的夜晚，轰隆隆，大家鸟兽散地逃去树丛里。我躲进放映机下面的木架里，看漫天细雨中的画面，还有男主角特写的眉眼。
那些童年的碎片，旧时光里的夏天，离我似乎越来越远，可又仿佛越来越清晰。那个陪我去看电影的中年人已年近古稀，城市里的露天电影院也越来越少了，记忆，是一份时间遗留下来的礼物。
在柳浪闻莺南出口的地方，我们也看过几次消夏晚会。台上的阿姨穿着闪亮的演出服，学着邓丽君的台步，歌声既浑厚又妩媚。
几年之后，我已是少女，在国美附中上学。有一年的最后一晚，男友约我去了柳浪闻莺北门的游船码头，那是我的第一次约会，和那位穿着军大衣的少年。我们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只是蹲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看着寒月在水波里碎了的倒影，听游船的船身轻轻撞击堤岸的声音，好听极了，像是《神秘园》里的鼓点。我们一直坐到天色发白，于是离开。
这之后的二十多年，我再也没有进去过柳浪闻莺。
每次回想起在杭州的日子，都会在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他是我的恩师施绍辰，是在艺术道路上给过我自信最多的人，也是用其风范感染过我的人。
国美附中的同学们称他为“施老大”，他是我们的校长，也给我们授课。在我的眼里，他的风度更接近于一位音乐家，而非画家。他穿着考究，有欧洲古典范儿，气质脱俗，直直的身板，礼貌的微笑，齐耳的短发倒梳着，露出明亮的额头。在沉思的时候，他会略微蹙眉，眼神忧郁而充满诗意。
当时我们附中的教学楼是一座仿民国式建筑，白墙灰瓦，建筑中间有两个方形的中庭，施校长的画室紧挨着我们的教室，窗户向着中庭。每次路过他的画室，我们都爱往里看，里面总是插着鲜花，钢琴的旁边立着画架，画架上的油画画幅都较大，色调多是明快的，正如同他言语中的温暖。作为国美的油画高材生，他早年游学阿尔及利亚研究“马格里布”绘画，所以他对沙漠很有感情，对技法又深有研究。他的作品《撒哈拉沙漠》笔触很小而色彩丰富，人物和骆驼塑造得很结实，作品的气势很是磅礴。他的画面似乎总有音律感，这大概和他深厚的音乐素养有关。
附中二年级的上学期，施校长给我们上过素描课，画的是石膏像灯光作业。他给我们看画的时候总会挺拔地坐着，轻轻执着铅笔，如成竹在胸的指挥家，他的语调亲切而有力，又像一位吟诗的人。贪玩的我那时候并没有好好上课，作业也是临时抱佛脚。到了下学期，换成施校长的儿子施舸老师代课，施校长特意嘱咐他说“祝铮鸣是个艺术感觉很好的孩子，你要多留意她”。可是那时的我成天逃课，没有认真画画，现在想起来满是懊悔。
2006年的春天我回南方，听到了恩师的噩耗，一时无法接受。施绍辰先生是在2003年因心肌梗死去世的，那时候他刚刚退休不久。有同学说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滨江，他推着外孙女的小推车，很幸福的样子。
对于施校长，我总以为会再见的，却早已没有了机会。这美丽的西湖边，永远没有了他的英奕风采，没有了他温暖的话语，真是最让我伤心的地方。
十岁那年我曾经住在玉皇山下，那里景色幽美，离虎跑和净寺都近。
每个白天我去美术班学画，晚上和周末就在玉皇山下玩儿。那时候的玉皇山游人稀少，山脚下是菜农的瓦房和菜地。通往山上的那条公路上铺满了蛇皮，白色的，踩上去会发出脆脆的响声。据说那些蛇是夜里从山上爬下来被过路车轧死的。因为没人打扫，久而久之，路上积满了蛇皮。我害怕那些蛇皮，因此每每忆起玉皇山，总还有些不安的情绪。
偶尔我们会去虎跑接一些泉水回来熬粥喝。后来爸爸跟我谈起李叔同，说他是在虎跑寺出的家。他有位美丽又贤淑的日本妻子，得知他出家后在寺外长跪不起，连着好几天，最终李叔同也没出来见她。
十岁的我已经隐约知晓人生命运的苦厄，想那出家人的生活必定是“苦”的，于是连那虎跑的水，我也不怎么觉得甘甜了。
后来长大，那个法号“弘一”的僧人成了我的偶像，我喜欢他的书法，不管是他出家前的还是出家后的。我也喜欢他的那首《送别》，无论是歌词还是音律。
我们的房东也是一个老菜农，但他还有兼差，他在净慈寺里看管一口井。那口井不是一般的井。传说净慈寺被烧毁后济公去四川募化来了一百根大木头，这些木头顺着长江水流到这“醒心井”。后来，一根根的木头从井水里冒上来，这口井便有了新名字，叫作“运木古井”。九十年代浙江台播放过《济公》，“古井运木头”的镜头我到现在还能记得。
因为房东的关照，我去净慈寺里玩过几次。寺里很安静，古树也多，黄昏的时候钟楼会敲响“南屏晚钟”。“南屏晚钟”有一百零八声响，都听完需要挺长的时间。我看见过那个敲钟的和尚，他站在高高的钟楼上，穿着深蓝色的跨栏背心，浑身是汗。
我也在寺外的树林里听过南屏晚钟，虽然被来往汽车的鸣笛声搅扰了些，可还是很悠扬。
直到上中学后我才知道有一首歌也叫《南屏晚钟》，徐小凤唱的。歌里唱道：“我匆匆地走进森林中，森林它一丛丛，我找不到他的影踪，只听到那南屏钟……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儿中……”
净慈寺的钟声
我上附中的时候，美院的伙食很好。大排和月亮肉是一块五毛钱，是食堂里最贵的肉菜了。青菜是八毛，米饭的价钱不记得了。饭票是软软的塑料片儿，有黄有绿，我们用皮筋捆好，握着去打饭。
家里每个月给我寄八百元的生活费，我要拿着存折去湖滨的工行取。八百元已是很富足，偶尔有缺钱的时候，在校门口打投币电话回家，或是写一封长长的家信，聊一些学习和生活上的进步，最后小心翼翼地问一句“可否寄一百元来买本画册？”爸妈便急急汇钱过来。
有时候我们也去打牙祭。离学校不远的劳动路上有一家牛肉粉丝店，店面小到不能再小，店里一张两人桌，店外一张四人桌，口味却是好到不能再好。开店的夫妻俩一个负责切肉，一个负责下粉丝。最后端上来的是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粉，还有用油纸垫着的切片牛肉，或牛心。牛肉切得薄薄的，用牙签挑起，蘸些调配好的胡椒粉，美味至极。
除了牛肉粉丝，我还喜欢的有知味观的臭豆腐、延安路上的南方大包、东坡路夜市里的炸香蕉、校园小卖部的嘉兴肉粽子。
我最早在国美学画画，是在美院工会举办的少儿美术班里，教课的老师都是美院的退休老教师。我还记得其中有马玉如老师、赵延年老师。每节课老师设置一个命题，我们用彩笔画，现在回想就是儿童画，不过老师很是慈祥，小朋友们也友好。有时候我们也捏泥巴，捏一些动画片里的造型。
稍大一些，我开始系统地学习素描和水粉。我很快学会了用铅笔排线，用十一笔颜色画好一个苹果，其中有三笔是画明暗交界线，两笔反光，一笔阴影，亮部是四笔，高光一笔。在获得技能的同时，我开始意识到画画是一件比较无趣的事情，有时我觉得画室像个沉闷的车间，让人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我还是顺从地接受了家长的安排，每年寒暑假继续在国美学习。
一九九二年的那年暑假，我们住在美院里的万曼壁挂研究所。那是一幢废弃的教学建筑，因为万曼先生的逝世而没有再使用。房子很漂亮，欧式的，南北两间屋，北边那间住着雕塑系的曾成钢叔叔一家，南边是我们。曾叔叔气质儒雅，见人也客气，我在校园里见过他的作品《鉴湖三杰》，人物有些变形，造型却讲究。曾叔叔的夫人是个热心人，她总爱穿一件无袖的长款连衣裙。当她在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时候，印着大花朵的裙摆轻轻飘起，像只裳凤蝶。曾叔叔的儿子小我几岁，很聪明，成天戴一副跳霹雳舞的黑手套。
那个夏天我已经开始画些简单的石膏体和静物。还记得画室里潮热异常，吊扇呼哧呼哧地扇着，也无法让人清凉下来。不能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们那样玩耍着过暑假，让我禁不住地懊恼。
好在还有几件让我高兴的事情。那一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很精彩，晚上可以边吃西瓜边看伏明霞跳水；有时候哥哥姐姐来看我，我们在饭桌上玩儿“报数”的游戏，轮流报数，四和四的倍数不能说，谁说了谁罚酒；偶尔我也和小曾弟弟打羽毛球，或者看他比划霹雳舞。
万曼壁挂研究所的屋子有一扇很大的哥特式花窗，我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给玻璃涂上了五彩的颜色。之后的每个白天，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屋里出现了缤纷的光之斑。
一段学习结束后，作为奖励，爸爸带我去了绍兴游玩，我们去了兰亭、三味书屋、秋瑾故居，还有咸亨酒店。
一年后的夏天，我在吴山上的一个美术班继续学习，那一年开始画石膏像。
一九九四年年初，美院附中开设了考前班，我开始了考前的冲刺。后来成为我监护人的王笏良老师在美院担任体育课的老师。他在足球场边有一间办公室，我住在那里，一直到考学。
那间办公室最外面是些体育课的器械，往里几个架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球类，最里面是一排书柜、办公桌和单人床。书柜里放满了书，除了和体育相关的一大部分，还有不少世界名著。那几个月里我白天去考前班画画，晚上回来读小说。临考前，画画没怎么进步，小说却看完了一大摞，其中还记得的有《德伯家的苔丝》《基督山伯爵》《呼啸山庄》。
我画头像，用的是费钦的画法，线和面相结合，同时也借鉴些徐方叔叔的明暗调。画水粉，参考的是徐明慧，当时的考生大部分都是按她的方法来。石膏像里头，我最拿手的是“海盗”，几乎各个角度都画过，“阿格里巴”我也能画好，“马赛”则稍差些。
附中考试的第三天，素描考的就是“海盗”，连我抽到的角度也正好画过，素描发挥不错。结果第四天的水粉却考砸了，还记得当时一出考场我哭得稀里哗啦。
后来还是被录取了。一九九四年九月，我正式入学中国美院附中。
附中的课程比较宽松，上午专业课，下午文化课，之外我们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十五六岁的年纪，有几位气味相投的室友冰火相融，偶尔去湖边逛荡，偶尔去书店淘书，偶尔看一次通宵电影，也是青涩的人生体验。那时候的女生宿舍里谈论最多的是张爱玲或三毛，男生宿舍里谈论最多的是女生。
就在湖滨的一家旧书摊上，我淘到过一本中国第一次出版的《百年孤独》。那本书深棕色的书皮，书角已微微卷起，内页也泛了黄。我很快读完那本书，很多细节现在不是那么清楚了，只是小说里的“大冰块”和“猪尾巴”还深深记得。“大冰块”让我见识了现实世界里暗藏着的无穷的惊艳；而“猪尾巴”使我恐惧，这份恐惧一直伴随着我成年，在潜意识里它一直在提醒我警惕这世间所有的“未知”，还有不遵从伦理后很有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后来，《百年孤独》这本书似乎在更多的精神层面上影响了我，以至于在十多年之后我画出了一批名为《百年孤独》的头像作品，并被广为认可。从此，“百年孤独”这个名字和我宿命般地被捆绑在了一起。
国美在西湖以东，因此，西湖以西的地方我很少去。
小时候去过几次灵隐，一次岳坟，有可能还去过植物园，对此我已经不太记得清了。
有一个地方在西湖以西，我也只去过一次，可是印象深刻。
在一处荒地，立着一座牌楼，我看见上面有块高高的匾额，上面有三个字——学到老，字好像是金色的，很大很大。穿过牌楼，是一个野草丛生的大土坡，中间有宽宽的大石阶，石阶笔直往上，很高很高，似乎望不见头。土坡上的黄土被风吹得四散，除了风声，四周一片死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到了石阶的尽头。一座很大很大的荒冢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上面好像有碑文，好像又没有。
那时候我大概有六七岁，我以为，那里埋着的那个叫盖叫天的人，一定是和越王勾践一样的古人。
很多很多年过去，我才对盖叫天的生平有所了解。他是一代京剧表演大师，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也就是说，当年我路过他的墓地时，他也才入土十多年。
可是那墓地的荒凉至极，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烙印如此之深。
我从小就向往远方，向往流浪的感觉，这和三毛的影响不无关系。同时，我又极度害怕孤单，时刻需要安全感。少年时，我一直在寻找那个既能让我产生在远方的流浪之意，又不失安全之感的地方。后来，我在北京定居，我以为我找到了。
杭州的生活太过安逸，所以，我在杭州不曾流浪过；杭州的风情之宛然，又让我觉得失了些稳妥，我逃离了杭州，像是燕儿飞出了安乐又脆弱的窝。
那些往事，那些我曾栖息过的痕迹，就让它们过去吧。
2016年夏于北京
节选自《时钟突然拨快——生于70年代》
祝铮鸣，1979年生，浙江衢州人，画家。有美术作品《百年孤独》系列、《涅槃之卵》、《云端》，举办个人作品展“空行”“印度拂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