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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戒

王跃文

作家,湖南溆浦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等 20 多部,有作品被译成日、英文出版。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自古是读书人的本分。倘学问之上,添些媚骨,藏些机巧,混得会更好。然而,人生是本大账,最终是要结算的。且说说康熙皇帝身边两位读书人的故事。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亲政时也才十三岁。冲龄践祚的皇帝,学问见识尚在稚浅,必定拜服有学问的大臣,此亦人之常情。康熙六年六月,时任内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上奏说:“如今百姓负担重,原因在于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朝廷减免的钱粮都被官员侵占而百姓空负其名,赈济钱粮也被官员吞没而百姓贫困加重。所以,要派清廉官员为督抚,贪污不肖者立予罢斥。”

因为有着道学家的名望,熊赐履奏事皇帝更能听得进去。于是,这位侍读官又指出朝廷急需解决的四大问题,都是基于弘扬道学的:“政事纷更而法制未定,职业堕废而士气日靡,学校废弛而文教日衰,风俗僭侈而礼制日废。又请选耆儒硕德、天下英俊于皇帝左右,讲论道理,以备顾问。”康熙皇帝后来坚持几十年的经筵日讲,同熊赐履此番倡言大有关系。这是后话。此时正是鳌拜专权,他自己对号入座,硬说熊赐履这些话,实是参他这位辅政大臣尸位素餐,请皇帝将熊先生以妄言罪论处,并从此禁止言官上书陈奏。康熙皇帝不许,对鳌拜说:“彼言国家大事,同你何干?”从此,熊赐履更深得皇帝宠信。

虽熊赐履在皇帝面前偶尔会说几句貌似不恭的直话,但很能讨皇帝信任。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熊赐履奏曰:“昨年皇上谒陵,大典也。今年同太皇太后幸赤城汤泉,至孝也。但海内未必知之,皆云万乘之尊,不居法宫,常常游幸关外,道路喧传,甚为不便。嗣后请皇上节巡游,慎起居,以塞天下之望。”康熙皇帝听了这番道学之言,颇有些愧疚,说:“朕知外面定有此议论。”想必皇帝会暗自欣喜,遇上难得的直谏大臣。其实,这是熊赐履的机巧。

康熙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帝召熊赐履问道:“近来朝政何如?”但凡官场老手都明白,皇帝这么问话,多是想听好消息。熊赐履却不仰体圣意,奏曰:“盖奢侈僭越至今日极矣!官贪吏酷,财尽民穷,种种弊蠹,皆由于此。”康熙皇帝听了,并不言语,又问道:“如今外面盗贼稍息否?”听皇帝这般口气,明摆着是想听几句好话了。熊赐履颇有些逆龙鳞之意,回奏道:“臣阅报,见盗案颇多,实有其故。朝廷设兵以防盗,而兵即为盗;设官以弭盗,而官即讳盗。官之讳盗,由于处分之太严;兵之为盗,由于月饷之多剋。”熊赐履低头言毕,知道皇帝可能不高兴了,又说:“今日弭盗之法,在足民,亦在足兵;在察吏,亦在察将。少宽缉盗之罚,重悬捕盗之赏。”皇帝明显脸面上有些下不来,但到底体谅熊赐履孤忠可悯,勉强说了两个字:“诚然。”

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皇帝又同熊赐履讨论治国之道,说:“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多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为可鉴。”康熙皇帝已经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熊赐履却还要阐发几句,颇有些指点皇帝的意思:“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这一年,康熙皇帝十八岁,熊赐履三十七岁。听了这位比自己大十九岁的道学家大学士的话,康熙皇帝只好说:“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也。”康熙皇帝倒也从善如流,一副深受教益的样子,换成现代汉语,便是“您讲的道理朕懂了”;或可换作通俗台词:“先生所言极是,朕受教了。”但是,第二年吴三桂就反了,“三藩之乱”骤然爆发。于是,康熙皇帝从十九岁开始,宵衣旰食,朝乾夕惕,备尝艰辛,直到半个世纪后驾崩,哪里是熊赐履说的“无为而成”“垂拱而治”那么轻巧!

大凡皇帝赏识的道学家,一旦人当差出了毛病,其学问也都不对了。康熙十五年七月,熊赐履票签出了错误,却又诿过于人,被革职。票签出错本已致罪,诿过于人则是品行有亏。诿过是自古帝王常犯之病,康熙皇帝却最恨诿过于人,曾说:“朕观前史,如汉朝有灾异见,即重处一宰相,此大谬矣。夫宰相者,佐君理事之人,倘有失误,君臣共之,竟诿之宰相,可乎?或有为君者凡事俱托付宰相,此乃其君之过,不得独咎宰相也。康熙十八年地震,魏象枢云有密本,因独留面奏,言:‘此非常之变,惟重处索额图、明珠,可以弭此灾矣。’朕谓此皆朕身之过,与伊等何预?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也。魏象枢惶遽不能对。吴三桂叛时,索额图奏云:‘始言迁徙吴三桂之人,可斩也。’朕谓欲迁徙者,朕之意也,与他人何涉?索额图悚惧不能对。朕之一生岂有一事推诿臣下者乎?”由是观之,熊赐履被革职,深层原因可能是他诿过于人,此行为同道学家相悖。康熙皇帝多年后旧事重提,说:“熊赐履著《道统》一书,过当之处甚多。”

君王好谀,自古而然。康熙皇帝却是个例外,不太听得进拍马屁的话,曾说过:“人间誉言,如服补药,无益身心。”

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朝廷要祭告天地、社稷、祖宗,并诏告天下。大臣们起草文告,说平乱摧枯拉朽,全赖皇帝一人之功德。康熙皇帝看了,立马指出:此非朕一人能成之功德,亦非容易成功之事,文告重新起草!

康熙皇帝不邀功、不喜谀的事,可见于史料者极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皇帝为教育太子之事,晓谕大学士们:“朕观古昔贤君,训储不得其道,以致颠覆,往往有之,能保其身者甚少。”“尔等宜体朕意,但毋使皇太子为不孝之子,朕为不慈之父,即朕之大幸矣!”

汤斌也是道学家,时任工部尚书,又在詹事府当差。他听了皇上谕示,立马奏对:“皇上豫教元良,旷古所无,即尧舜莫之及。”詹事府,即培养皇储的机构;元良,指的是皇太子。

康熙皇帝听了汤斌这话,很是生气,斥责道:“大凡奏对贵乎诚实,尔此言皆谗谄面谀之语。今实非尧舜之世,朕亦非尧舜之君,尔遂云远过尧舜,其果中心之诚然耶?”又说:“大凡人之言行,务期表里合一,若内外不符,实非人类。”

康熙皇帝并不认为自己治理出了尧舜盛世。且说一件后来发生的事情。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为着修明史的事作文晓谕诸臣,说道:“朕四十余年,孜孜求治,凡一事不妥,即归罪于朕,未曾一时不自责也。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但凭公论之,康熙皇帝治国是很有成就的,唯其虔敬谦恭而已。往日的少年天子,此时亲理朝政已整整四十年,其间平定“三藩之乱”花了八年,收复台湾花了两年,征剿噶尔丹花了九年,而四十年间都在治理黄河。正是这一年,河工告竣,黄患暂息,黎民称颂。

康熙朝,当面谀今,会被治罪。汤斌面谀皇帝没多久,詹事尹泰入奏:“汤斌学问平常,年又衰迈,恐不堪此任。”皇帝说:“俟再过数日裁之。”没多久,康熙皇帝就把汤斌打发回老家了。事隔多年,康熙皇帝说起汤斌,颇为讥诮:“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

历史的真相是唯一的,但历史的演绎则是万花筒。时人眼里,汤斌颇多堂皇之言,俨然狷介之士;又经后人重重描画,汤斌雍正朝入贤良祠,道光朝从祀孔子庙。到了近代,刘师培说汤斌“觍颜仕虏,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邹容则责其为“驯静奴隶”。

选自《中国艺术报》2022 年 7 月 11 日 Si3rYuRzhFpBFxI629BgWpVPO6fjvuPjGRvdvZIcezm1H8qAW+eneyIxW/cqU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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