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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外来文化传入。第一次是汉朝时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明中叶到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佛教依附于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而有所流传；其次, 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矛盾和冲突；最后, 被中国思想文化所吸收。
接下来我们就来细说一下这三个阶段。
大家知道佛教是不修仙术的，它不是教化世人修仙成道，长生不老。但是佛教刚传入中原时，老百姓就自然把佛教和道教联系起来，认为和尚和道士是一样的，也可以长生不老，有无边法力，请和尚来驱个神、赶个魔很是常见。当时印度的佛教徒，他们也是不知所措的，他们想澄清也澄清不了，因为民众根本不相信他们说的话，于是当时的佛教很自然就和玄学扯上了关系，东汉时期译出的第一部佛教经典《四十二章经》，也自称“佛教”为“佛道”。
那时佛教所讲的内容大体是“精灵不灭”“因果报应”之类。所谓的“精灵不灭”就是“有鬼论”的思想，《诗经·大雅·文王》 就有所谓“三后在天”“精灵升遐”之说。“因果报应”与儒家的“福善祸淫”的思想相贯通。
汉末魏初, 翻译的佛教经典一天天多起来, 这时佛教在中国分为两大系统流传：小乘佛教——重禅法，心神明静，专往一心，和当时的道家、神仙家的呼吸吐纳之术、养生成仙之说颇相近；大乘佛教——讲般若学，人生的根本道理最重要的是使“神返本真”, 这深受老庄思想影响。
为什么印度佛教要依附于我们原有的思想？因为我们主观上会把佛教和本土文化相连接。那时期佛经的翻译，跟儒家经典里面的《二十四孝》是有点类似的，这就导致了原本的很多意思被曲解了。可是不这么翻译，佛经就没有市场，就没有多少人关注。所以，为了更迅速、更有效地宣传推广佛教思想，其必须依附中国传统的思想，不能直接标榜“我和你不一样，我是佛教，你是道教，你是儒家”。不过佛教思想毕竟和我们本土文化不是一个体系，在依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发生矛盾和冲突。
如关于沙门是否应敬王者，即出家人见了皇帝要不要磕头，此时有一些得道高僧，经过很长时间的争论，说服了政府官员和皇帝，最终允许了出家人不跪王者，这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取得的一大进展。而且当时的梁武帝信佛不吃肉。皇帝都不吃肉，底下人谁还敢吃！于是就慢慢形成了信佛之人不吃肉的规矩。现在寺庙的好多戒律，晨钟暮鼓早晚课，出家人应该有什么礼仪形象，在外面应该怎样为人处世，都是梁武帝时期制定的。
关于僧人是出世还是入世，也一直争执不休，历史上有段时期一直在“杀佛灭佛”。不过佛教在矛盾当中没被消灭，最后还基本保留了印度佛教的样子。现在的佛教协会，其宗旨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民族佛教徒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佛教徒还讲究报“国家恩”与“父母恩”，这都是本土化之后的结果，现在佛教组织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股力量了。
其实佛教能融入进来，也是占了天机，因为魏晋时期是汉族人和少数民族的融合时期，那个时期相对来说是开放的，借助这个机会，佛教才有机会融入进来。印度佛教在隋唐以后为传统文化所吸收，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隋唐时期是文化的大繁荣时期，我们抱着开放的心态来接受佛教文化，不再需要花费精力去防御它。大家要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会最开放吗？那就是自己强大的时候。强大了就自信，自信了就敢接纳。当时的隋唐就是这样的情况。
到了宋朝，佛教则为儒家文化所吸收 , 形成了宋明理学, 即新儒家学说。我们知道，儒家思想中有一部分是比较腐朽的，此时的佛教就像一股清流，把腐朽的部分给冲洗掉了，这才有了新儒学。
我最近在观察历史上的名人，他们其实都有思想融合的经历。就拿苏东坡来说吧，他遭遇了那么多的挫折，如果不是修佛的话，外面的风言风语和社会的各种世俗，包括政治上的斗争早就把他击垮了，他还怎么坚守内心的价值观？怎么做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呢？正是佛家崇尚的修心让苏轼找到了一条更好的人格修行之路。我们原来的修行方法，即中华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这里得到了更新。
唐代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这三个宗派所讨论的问题有心性问题和理事问题，由此延伸出来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理学根本特点就是将儒家的思想体系更加地逻辑化和真理化，这使得理学具有极强的自主意识，形成了“理高于势，道统高于治统”的政治理念。
不过崇尚理智，就会忽视内心的修炼，而我们中国人更倾向于心性的管理。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崇尚的就是修心，最后修行的境地已经达到放弃我执了。所以，要打造一颗金刚心，如果你还有那么多的道理可讲，你还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你还怎么打造？所以礼学不符合主流思想，自然会被心学代替，这也是明代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宗的时代很短的原因。
我们中国人管理内心，主要凭借十六字心法，佛教的传入给我们注入了新的养分，更好地帮助我们去管理自己的这颗心，让我们在追求道的过程中更有办法。就像现在我们做心理咨询，如果整天研究心理学的理论道理，但是不修心，那怎么能做好咨询？只有修炼自己的人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心慢慢变得刚强，然后咨询方法策略也都熟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咨询师。
王阳明就更倾向于心性的修炼，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就是运用心学的思想。日本的大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他写的书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心学思想，就是“致良知，知行合一”这一套体系。讲到这里就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心学在国外会运用得很好，而在国内却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呢？我举个例子来说，有两间屋子，一个屋子是空的，你拉来一台机器直接往里面一架就可以开工；而另一间屋子里老机器一大堆，你根本就搞不清楚哪个机器能用哪个机器不能用。心学在国内不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也是这个理儿，我们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我们不清楚这一套体系是否有用。中国武术进不了奥运会，跆拳道却可以，同样也是这个理儿，跆拳道的招式简单，容易评判；中国武术招数太多，花样太多，容易把人搞晕。
现在有人主张丢掉原来的文化，轻装上阵；有人主张传统文化是最好的，我们一定要好好尊崇。所以现在传统文化教育就有两类人：一类是全盘否定，一类是唯我独尊。在我看来，这两类都有问题，只有中西合璧，洋为中用才是正道。
了解了佛教传入的历程，不知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如果没有我们遵守的中庸之道，也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历史发展，没有这样的历史发展，也就不会有佛教的传入，也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融合。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融合，也是我们中国人在不断的进程当中选择的。正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了包容开放的认知与价值观，外来文化才可能传入，也正是因为我们吸收了外来的文化，才有中华文化的绵绵不断。所以对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抱着自信的态度。
现在其他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不清楚中国人的人心、人格。虽说一些外来学者也在研究中国人的人格，比如说他们知道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这话放在普通百姓身上是很适用的，但是在政府层面，它就显得不那么合适了。另外，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推广也是不够的，这要看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这些新时代的社会精英，怎么能够运用他们的思想或者作品来推广中华文化。推广文化不单单是国家的责任，也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现在的“一带一路”其实就是很好的机会，它高举着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不仅可以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还可以共同打造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为世界输出智慧。
明代万历年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带来西方科技、文化等。此时的西学文化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得到很好的普及。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的洋务运动，更是致力于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打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旗号，企图以学习西方的长技来抵制西方的侵略。虽说这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但仍没有改变清政府被侵略的命运。
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中提出：“夫国者，人之所积也。人者，心之所器也。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就是说国家要富强，必须在人心上下功夫；国家要建设，必须先把人心建设起来。这是《建国方略》中的第一篇“心理建设”的内容，可见孙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国家的根基是建立在国民思想之上的。
在这一时期，虽说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对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是没有起到多大推动作用的。
对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中国近代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开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从闭关锁国走向世界，从“洋务运动”中的“体”“用”之争到“科玄论战”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民主”。
洋务运动崇尚“中体西用”，即学习西方的技术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限制西方文化的传入。其实这个时期清政府是被迫学习西方技术的，被迫从闭关锁国走向世界，所以当时就出现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人和留着辫子的人坐在一起谈论国事的场景。就这样，西方文化一步步地渗透进来，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
不过西方文化崇尚功利至上，而我们的文化讲究以道立国，于是在价值理想上就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如康有为的“西方物质，中国道德”，孙中山的“西方科学，中国国粹”，梁漱溟的“西方理智，中国理性”等，进而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虽然已过去90年，但论战涉及的问题至今仍未彻底澄清。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场论战的两个派别：科学派与玄学派。科学派针对传统文化及社会现实缺乏科学理性的了解，强调科学对人生观的积极影响。但无论如何，科学不能包办人生观的问题。玄学派正是看到科学方法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局限性，强调人生观以及“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
这场论战的爆发源于一场演讲。1923年2月，张君劢（mài）在清华大学做了“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被地质学家丁文江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张君劢也不甘示弱，发表文章回击丁文江，并继续捍卫自己的观点。之后大量学者参与“二人论战”，玄学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认为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不单单靠科学就能解决的。科学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却不这样认为，他把张君劢比作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先生（逻辑）”比作如来佛; 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大家各自站队，“两人论战”升级为“两派论战”，一时间，唇枪舌剑，学术界一片繁荣。后来“唯物史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参与论战，论战从两派发展为三派。“唯物史学派”以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为首，主要引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唯物史学派”虽在两条战线上战斗，但后来居上。
在这场论战中，玄学派虽说看到科学方法在人生观问题上的局限性，但是它将宋明理学、封建礼教当作精神文明的倡导，用来制约物质文明，则是大错。这就像我们学心理咨询技术，即便你会的技术越来越多，你做得也越来越好，如果你没有修心，你永远也成不了一名出色的助人者。
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战呢？这个论战其实不是单纯地由张君劢和丁文江引发的，而是受文化动力的影响。要知道人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文化动力推动下的产物，在文化这条长河中，每个人都是被裹挟着前进的。不管新中国建立也好，改革开放也好，都是历史潮流在推动。历史的潮流，不是说你想让它起它就起，不想让它起它就不起，它是流到哪里，哪里就要起浪花的，如果你正好站在浪花的位置，那恭喜你，你可以乘风破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人为的视角，而要以文化动力的视角去看历史，去看现实的发展。站在动力的视角去看历史的发展，就倾向于客观。这个人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父母们为什么不允许孩子哭？也是因为外部的压力。
百年来，我们不断探讨如何取之精华而弃之糟粕，近四十年来，西方的理性文化与东方的德性文化似乎找到了契合之机。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我们摒弃了全或无的错误理念，坚持“古为今用”，弘扬传统文化；对待外来文化，我们也积极吸收其优秀成果，坚持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