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十六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又名中华心法，其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解读这十六个字。
“人心惟危”大意是：人的内心是很微妙的，也可以说是复杂的。如果内心没有掌控好，就会非常的危险。举个例子来说，有个人在大街上被路人斜了一眼，他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路人对他有敌意，于是就一路跟踪，最后把路人给杀死了，这就是“人心惟危”。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的祖先，中华民族的智慧人物——禹，一开始就是在告诉我们自我心理管理的重要性。
“道心惟微”是指用道来把危险的人心约束住，其作用是微妙的。“道”代表世间法则，既包含自然规律，也包含精神、人文、信仰和道德。自然规律很好理解，比如说山上种了很多树，山脚下居住的人开垦荒地种了一些果蔬，结果现在大力发展经济，就把山上的树都给砍了，一下暴雨，泥石流就来了，农田也都被毁了，这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所以看似简单的伐树，其实是违背了道的。“道”还包含世间的其他法则，如精神、信仰、道德等。就好比我们在追求理想人格的过程中，理想人格就是道，你稍微有一点偏差，方向不正确，你离理想人格的距离就可能越来越远。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说领悟道心要精益求精、专一其心，真诚地遵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以应对天地间的任何事物。这里的“精”本义是“择米”，就是古人在稻谷成熟后挑选好米，引申为“谨慎选择事情”。“惟精”就是舜告诉禹解决“人心惟危”所采取的办法。现在很多人的心绪是乱的，他不具有“精”的状态，无法专一地关注一个事物，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烦恼与痛苦。
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产生心理问题，很大原因就在于外部的信息太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做选择，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某些有信息选择功能的软件才会很受大家欢迎。当你觉得这些软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信息选择时，你觉得自己掌控了它，毕竟你喜欢的它才推送，不喜欢的它就自动帮你屏蔽了，这样多好。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圈子越来越小，而外部的世界你一无所知。
我们知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其实就是“道”，也包含中庸之道。你面临太多外部的信息，此时你还能找到“一”吗？很显然，已经找不到了，所以管理自己的内心最重要的是守着自己的当下。而且，我们在走自己的道路时，还要注意不偏不倚，既要了解左边发生了什么，也要看到右边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中”。在我们的文化中，“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概念，本书在随后的内容中会对其展开论述。
守住自己的一颗心，不要让它随意骚动，减少外部环境的侵扰，你就能专心地钻研，就能做到专一。如果听见像没听见，看见像没看见，思考像没思考，这样怎么能成“一”呢？所以，管理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一颗心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十六字心法是层层递进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先告诉你人心的状态，再告诉你道心的力量。那怎样做才能避免“人心惟危”呢？办法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实实在在地讲，对这十六个字，我理解得还不够。因为它是我们的中华心法，是浓缩了很多智慧在里面的，单凭我一言，很难把所有的智慧都一一道出。所以，我很愿意和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
自古以来，我们都在追求的人格就是中庸之道。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标准了吧！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作为道德而存在的。所谓的中庸之道，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主要包含三层理论。
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我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里面涉及真诚的品质，我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虽然现在重利忘义的人比较多，很多人以金钱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也不必担心，社会发展自然有它的规律，走得太“左”，危险重重，走得太“右”，任人欺负，这都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一天，我们会调整自己的方向，走到中庸的大道上来。
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这和我们“十九大”提倡建设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个人都有情绪，都有想表达的意愿，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大家要么谨小慎微，要么趾高气扬，能做到不卑不亢的少之又少，这就违反了中正平和。所以在心性管理上，我们也追求中庸之道。
第三层理论：“中”指的是“好”，“好”就是一种状态，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好”的状态是你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并且有能力掌控一些东西。“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文明历史上没有断线，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华心法，有前赴后继的人在追求中庸之道。现在很多人会焦虑，我们的文化正在被外来文化冲击，这种担心从清朝末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纵观历史的发展，不管是引进哪种外来文化，都撼动不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才对。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在他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需要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为什么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分久必合的走势，左久必右，右久必左，最终还回到中，所以它不会断层。二是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中国人有道骨、儒表、佛心。道骨，就是我们骨子里面崇尚自由和与自然相和谐的道家思想。儒表是说我们受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我们很愿意为社会做贡献。佛心是说我们的慈悲心肠、行善之心。正因为我们同时拥有道骨、儒表和佛心，所以我们的文化具有很强的优势，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到了21世纪，人类会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婪而迷失自己，科技手段将会毁掉一切。加上道德沦丧，信仰疲乏，心灵空虚，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要拯救三大生存危机，唯有中国儒家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
我做心理学研究将近20年，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一路走来，我的内心是非常坚定的，我相信中华文化最终经历一番波折和推动之后会为世界带来巨大影响。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走能离中庸近一点。
儒家在乎个人人格的塑造，以孔子和孟子的人格塑造最为完善，他们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知行合一，这种“做到”被称之为君子。后代的读书人纷纷效仿，向君子境界努力，但如果他们只是在知识上做到、行为上却没有做到，表面做到、内在没做到，这时就形成了酸儒。
酸儒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的读书人，有些酸儒心里知道需要“做到”，也知道怎么去“做到”，但是外部环境不允许他做到。比如人家送礼你不收，你可能就被罢官了；人家找你结盟你不应，可能就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酸儒就会在行为上躲避，产生防御机制。
说到知行合一，就不得不提王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又是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的哲学思想在明代影响最大，并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有趣的是，王阳明早年却是朱熹的一个“超级粉丝”，他起初的理想就是像朱熹那样，做圣贤。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故事，说的便是王阳明在他21岁那年，读完朱圣人的著作后，便邀请朋友一起到家中“格竹”。两人端坐在院中一棵翠竹下，目不转睛盯着竹子，希望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掌握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格了三天三夜，朋友晕倒了。格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晕倒了。苏醒之后，王阳明喟然长叹：“圣人之说可疑也！”
后来又经历了一件事，让王阳明开始全面怀疑朱熹之学。他在游览杭州虎跑寺时，看见一位僧人正在闭目打坐，据说已不视不言三年。王阳明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冷不丁大声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被惊动后，睁眼应了一声。王阳明继续盯着他问：“家中还有何人？”和尚答：“老母尚在。”王阳明又问：“你想念她否？”和尚没有即刻回答，过了一会儿，面有愧色地说：“怎能不想啊！”和尚的回答，让王阳明顿时陷入沉思，这个僧人即便苦修至此，心里也仍存思母之念想，何况凡人？王阳明意识到，凡为人者，皆有欲念；人之欲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泯灭。朱熹之说，不符合人性。
这两件事，对王阳明思想上打击甚大，他原来一心要做圣贤的理想就此破灭。后来王阳明顿悟的“道”，是“吾心之道”，即每一个人都具有“本心”，这个本心实际就是生命的本源。人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诸如感知外物、分辨善恶、判断推理，就在于人具有这样一个“本心”。圣人之道原本就存于每个人心中，故不必向心外去求什么。基于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并由此发展起了“心学”。
在践行上，王阳明提出的方法是“知行合一”。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王阳明又进一步提出“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他的心学理论体系：“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就是说，“天理”就在每一个人心中；人们应该“知行合一”，去提高内心修养和智识；去除私欲杂念的纷扰，从而使社会和谐运行。“心即理”是起因；“知行合一”是实践过程；“致良知”是根本目的。三者形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说了这么多关于王阳明先生的经历及理论，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当前人提出的理论已经严重与社会脱离了，这时你该怎么办？王阳明先生的选择是开辟新的思想，于是“心学”就诞生了。但是很多人却不会这样做，他们还会固执地坚守着老一套，不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时就产生了酸儒。你看那些只会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一类人？
大家都在追求理想人格，理想人格的具体表现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自从“君子”这种人格修养被提出以后，大家都在极力追求。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有的人被一个场景吸引走了，有的人路上遇到绊脚石走不动了。此时就会出现很多假学问家，他们只会纸上谈兵，却不知如何实施；只会动动嘴皮子，却不懂怎么迈开双脚，这就是酸儒主义。
我们网校一直在强调知行合一，有一次校长时间，我们正在说得起劲的时候，有个学员说“期待”。大家想如果在家里你爸爸正在说咱们今年怎么发展的时候，你突然来一个期待，你爸爸会怎么想？虽然我不是你爸爸，但我是校长，你是学生，你怎么来个期待？你不是旁观者，你也要参与进来。你说期待，感觉这件事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就很生气。通过这事，就能反映出他不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有一些社会名人，白天讲一大堆大道理，一到晚上，就不知道要干出多少出格的事了。这就是酸儒主义下的投机主义者。不是说这人坏，而是他的人格和他的状态偏离了太多。他没有知行合一，没有对自己真诚，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这样的不正常行为。这让我想到了平时对一些学员的批评，我明明说的是真心话，可他就是不领情，反过来还怪我太苛刻，没人情味儿。一些心灵鸡汤也会告诫你远离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人，其实这都是害人的，因为它会让你逐渐远离真诚，最终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所以我们既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也不要排斥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
现在网校的学习者已经上千人，这一点我是挺自豪的，但一方面又有些担心，因为有些学员会经常在微信群里惹我生气，我一不高兴，就会把他拉黑，或者删除他。虽然那些人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我不愿意听真实的声音了，不愿意看到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话语了，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一点我还是需要提高的。
在追求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有时候很难正直处事，于是就有偏斜。朝左偏，就形成激进的“左派”，也就是所谓的变法者；朝右偏，就形成温和的“右派”，也就是保守派。很多酸儒也都属于保守派。其实这是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历史一路走过来，就是左左右右，左右，右左，左左，右右。
一个社会全部偏“左”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前进，但是会有人受罪。就比如说前进的时候有人是不愿意走的，那怎么办呢？人家骑马，他在后边就被马拉着走，这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个社会全部偏“右”的时候，它会停滞不前，这样做虽然会感觉很安全，但是时间长了会被别的社会形态吞掉，正如欧阳修的名篇《伶官传序》中所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那么我们怎么区分“左派”和“右派”呢？左派就是激进派，右派就是保守派。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就明显出现了左派与右派之争，但是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最后要看民心所向。如果民心向左，左派就会有很多拥护者；如果民心向右，自然右派就会有很多拥护者。朝代的更替就是这样一步步演化的。
曹操是一个“左派”的代表，他的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很典型的激进态度。原句出自《三国演义》曹操杀吕伯奢。曹操刺杀董卓事败逃跑，途中经过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住处，吕伯奢留曹操住一晚，当夜，吕伯奢出去买酒，吩咐家人杀猪来款待曹操。曹操半夜听到磨刀声，并听到吕家人说“先绑了再杀”，顿时生疑，以为吕伯奢要加害于他。于是他持刀冲出，将吕全家杀光，后看到厨房里绑着一头猪准备宰杀，才知道误杀好人。曹操离开吕家，途中碰见吕伯奢买酒回来，吕伯奢说已经吩咐家人杀猪设酒来款待曹操，为何这么快就要走了。没想到曹操竟然举刀将吕伯奢杀掉。同行的陈宫怪他太没有义气。曹操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陈宫愕然，觉得此人绝非明主，于是就去投靠了张绣。
其实在当时的乱世下，曹操出此言实则是为了自保。如果他不激进，他就无法在乱世中立足，更别说掌握天下局势，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至于说他为何不自己称帝，推翻汉王朝，这我就不做评论了。
那么当社会安稳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很多“右派”，这些右派就是既得利益者、实际掌权者。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先后灭掉西方戎族所建立的12个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至此奠定了其作为春秋大国的基础。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于是就出现了商鞅变法。要知道当时秦国可是诸侯大国，其他国家一般都不敢招惹它。有这样的地位与国力，秦国的贵族士大夫们其实是不想变法的，这就是右派思维。不过秦孝公作为一国之君，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老大说变，就算不支持，也要按照他的政策来。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好景不长，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面对众大臣的讨伐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被秦军追捕，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所以变法是有风险的，商鞅作为左派人士，损害了太多右派的利益，最终丢了性命，也实属无奈！
王莽是“右派”的代表。汉武帝执政时，为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指导思想。西汉末年，灵帝召集众多儒生勘正五经，并昭告天下，正式把儒教定位汉朝国教。王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的。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他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后来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王莽就通过这样的儒生形象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甚至最后登上了皇位。
后来王莽之所以被刘秀拿下，是因为他的人格里面是空心的。我们说人格建构的过程中，有一些是虚假的、表面的特质。比如说想要成功的话，你就要舍下自我面子和情绪的一部分。王莽就是儒生形象做得太好了，人人称赞不已，殊不知这只是他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最后成功的缓兵之计。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也是不得已被逼上梁山的，其实他胸怀大志，骨子里仍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你看他虽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最终还是愿意接受招安，入朝为官。只是可怜他的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活命的没几个了。
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生命的分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远有孟子的舍生而取义，近有谭嗣同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他们都是有大追求的人，都是愿意把自己扔进炉子锻炼的人。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很难正直处事，就会出现偏斜，于是权宜之“计”就产生了。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国民政府，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这就是权宜之“计”。为什么这个计要打引号呢？因为我们通常理解的计，是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策略，但在这里的计更多的是一种非正常性的、违背了规律的一些行为。
今天很多的心理学工作者，即使学历再高，掌控的知识再多，如果骨子里不具备公认的价值观，他也很难成为大家。所以心理学家从初级的专业人员到中级的讲师，再到高级的大师级别，不光是在技术专业上提升，在价值观方面也要多多坚守。凡是价值观很正的人，只要他勤勤恳恳，他在他的领域里面就能取得成绩。
第一部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庸之道已经结束了。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个理想人格的模型。凡是偏离了这种理想人格，就容易出问题。同样反过来讲，凡是在动乱背景下，比如说兵荒马乱或者朝代更迭频繁之时，其实也是因为维护我们理想人格的主流文化被冲散了，才会导致这样的事件发生。
实际上我个人愿意这样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塑造理想人格比较好的一个时期。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和平稳定，纵观世界风云，中国这边独好。就拿广州来讲，你半夜十二点钟走在大街上，不管你往哪里走，你只管走，不会出现被打劫的情况，社会治安非常好。另外，我们的文化氛围一直在更新，但总体来说我们不压抑，人文关怀及人权自由都得到了彰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要追求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想人格是比较有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