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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十六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又名中华心法，其源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解读这十六个字。
“人心惟危”大意是：人的内心是很微妙的，也可以说是复杂的。如果内心没有掌控好，就会非常的危险。举个例子来说，有个人在大街上被路人斜了一眼，他感觉很不舒服，觉得路人对他有敌意，于是就一路跟踪，最后把路人给杀死了，这就是“人心惟危”。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的祖先，中华民族的智慧人物——禹，一开始就是在告诉我们自我心理管理的重要性。
“道心惟微”是指用道来把危险的人心约束住，其作用是微妙的。“道”代表世间法则，既包含自然规律，也包含精神、人文、信仰和道德。自然规律很好理解，比如说山上种了很多树，山脚下居住的人开垦荒地种了一些果蔬，结果现在大力发展经济，就把山上的树都给砍了，一下暴雨，泥石流就来了，农田也都被毁了，这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破坏了生态平衡。所以看似简单的伐树，其实是违背了道的。“道”还包含世间的其他法则，如精神、信仰、道德等。就好比我们在追求理想人格的过程中，理想人格就是道，你稍微有一点偏差，方向不正确，你离理想人格的距离就可能越来越远。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说领悟道心要精益求精、专一其心，真诚地遵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以应对天地间的任何事物。这里的“精”本义是“择米”，就是古人在稻谷成熟后挑选好米，引申为“谨慎选择事情”。“惟精”就是舜告诉禹解决“人心惟危”所采取的办法。现在很多人的心绪是乱的，他不具有“精”的状态，无法专一地关注一个事物，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烦恼与痛苦。
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产生心理问题，很大原因就在于外部的信息太多，我们不知道怎么做选择，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某些有信息选择功能的软件才会很受大家欢迎。当你觉得这些软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信息选择时，你觉得自己掌控了它，毕竟你喜欢的它才推送，不喜欢的它就自动帮你屏蔽了，这样多好。可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圈子越来越小，而外部的世界你一无所知。
我们知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里的“一”其实就是“道”，也包含中庸之道。你面临太多外部的信息，此时你还能找到“一”吗？很显然，已经找不到了，所以管理自己的内心最重要的是守着自己的当下。而且，我们在走自己的道路时，还要注意不偏不倚，既要了解左边发生了什么，也要看到右边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中”。在我们的文化中，“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概念，本书在随后的内容中会对其展开论述。
守住自己的一颗心，不要让它随意骚动，减少外部环境的侵扰，你就能专心地钻研，就能做到专一。如果听见像没听见，看见像没看见，思考像没思考，这样怎么能成“一”呢？所以，管理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一颗心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十六字心法是层层递进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先告诉你人心的状态，再告诉你道心的力量。那怎样做才能避免“人心惟危”呢？办法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实实在在地讲，对这十六个字，我理解得还不够。因为它是我们的中华心法，是浓缩了很多智慧在里面的，单凭我一言，很难把所有的智慧都一一道出。所以，我很愿意和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
自古以来，我们都在追求的人格就是中庸之道。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标准了吧！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作为道德而存在的。所谓的中庸之道，是一种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主要包含三层理论。
第一层理论：“中不偏，庸不易”，是指人生不偏离，不变换自己的目标和主张。我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里面涉及真诚的品质，我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虽然现在重利忘义的人比较多，很多人以金钱来衡量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也不必担心，社会发展自然有它的规律，走得太“左”，危险重重，走得太“右”，任人欺负，这都不是长久之计，总有一天，我们会调整自己的方向，走到中庸的大道上来。
第二层理论：指中正、平和，人需要保持中正平和。这和我们“十九大”提倡建设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个人都有情绪，都有想表达的意愿，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大家要么谨小慎微，要么趾高气扬，能做到不卑不亢的少之又少，这就违反了中正平和。所以在心性管理上，我们也追求中庸之道。
第三层理论：“中”指的是“好”，“好”就是一种状态，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德意义上的好与坏，“好”的状态是你该在哪儿就在哪儿，并且有能力掌控一些东西。“庸”同“用”，“中用”的意思，指人要拥有一技之长，做一个有用的人才；又指人要坚守自己的岗位，要在其位谋其职。
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文明历史上没有断线，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华心法，有前赴后继的人在追求中庸之道。现在很多人会焦虑，我们的文化正在被外来文化冲击，这种担心从清朝末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纵观历史的发展，不管是引进哪种外来文化，都撼动不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充满自信才对。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在他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需要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
为什么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分久必合的走势，左久必右，右久必左，最终还回到中，所以它不会断层。二是中国的儒释道文化，中国人有道骨、儒表、佛心。道骨，就是我们骨子里面崇尚自由和与自然相和谐的道家思想。儒表是说我们受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影响，我们很愿意为社会做贡献。佛心是说我们的慈悲心肠、行善之心。正因为我们同时拥有道骨、儒表和佛心，所以我们的文化具有很强的优势，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到了21世纪，人类会因为过度的自私和贪婪而迷失自己，科技手段将会毁掉一切。加上道德沦丧，信仰疲乏，心灵空虚，世界必将出现空前的危机，要拯救三大生存危机，唯有中国儒家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
我做心理学研究将近20年，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一路走来，我的内心是非常坚定的，我相信中华文化最终经历一番波折和推动之后会为世界带来巨大影响。当前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走能离中庸近一点。
儒家在乎个人人格的塑造，以孔子和孟子的人格塑造最为完善，他们了解自己，对自己有办法，知行合一，这种“做到”被称之为君子。后代的读书人纷纷效仿，向君子境界努力，但如果他们只是在知识上做到、行为上却没有做到，表面做到、内在没做到，这时就形成了酸儒。
酸儒是没有做到知行合一的读书人，有些酸儒心里知道需要“做到”，也知道怎么去“做到”，但是外部环境不允许他做到。比如人家送礼你不收，你可能就被罢官了；人家找你结盟你不应，可能就会遭到杀身之祸。所以，酸儒就会在行为上躲避，产生防御机制。
说到知行合一，就不得不提王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又是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他的哲学思想在明代影响最大，并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有趣的是，王阳明早年却是朱熹的一个“超级粉丝”，他起初的理想就是像朱熹那样，做圣贤。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故事，说的便是王阳明在他21岁那年，读完朱圣人的著作后，便邀请朋友一起到家中“格竹”。两人端坐在院中一棵翠竹下，目不转睛盯着竹子，希望参透竹子的变化玄机，掌握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格了三天三夜，朋友晕倒了。格了七天七夜，王阳明也晕倒了。苏醒之后，王阳明喟然长叹：“圣人之说可疑也！”
后来又经历了一件事，让王阳明开始全面怀疑朱熹之学。他在游览杭州虎跑寺时，看见一位僧人正在闭目打坐，据说已不视不言三年。王阳明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冷不丁大声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和尚被惊动后，睁眼应了一声。王阳明继续盯着他问：“家中还有何人？”和尚答：“老母尚在。”王阳明又问：“你想念她否？”和尚没有即刻回答，过了一会儿，面有愧色地说：“怎能不想啊！”和尚的回答，让王阳明顿时陷入沉思，这个僧人即便苦修至此，心里也仍存思母之念想，何况凡人？王阳明意识到，凡为人者，皆有欲念；人之欲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泯灭。朱熹之说，不符合人性。
这两件事，对王阳明思想上打击甚大，他原来一心要做圣贤的理想就此破灭。后来王阳明顿悟的“道”，是“吾心之道”，即每一个人都具有“本心”，这个本心实际就是生命的本源。人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生命活动，诸如感知外物、分辨善恶、判断推理，就在于人具有这样一个“本心”。圣人之道原本就存于每个人心中，故不必向心外去求什么。基于此，王阳明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并由此发展起了“心学”。
在践行上，王阳明提出的方法是“知行合一”。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王阳明又进一步提出“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他的心学理论体系：“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就是说，“天理”就在每一个人心中；人们应该“知行合一”，去提高内心修养和智识；去除私欲杂念的纷扰，从而使社会和谐运行。“心即理”是起因；“知行合一”是实践过程；“致良知”是根本目的。三者形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说了这么多关于王阳明先生的经历及理论，其实就是为了说明当前人提出的理论已经严重与社会脱离了，这时你该怎么办？王阳明先生的选择是开辟新的思想，于是“心学”就诞生了。但是很多人却不会这样做，他们还会固执地坚守着老一套，不会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时就产生了酸儒。你看那些只会纸上谈兵、夸夸其谈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一类人？
大家都在追求理想人格，理想人格的具体表现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君子。自从“君子”这种人格修养被提出以后，大家都在极力追求。但是在追求的过程中，有的人被一个场景吸引走了，有的人路上遇到绊脚石走不动了。此时就会出现很多假学问家，他们只会纸上谈兵，却不知如何实施；只会动动嘴皮子，却不懂怎么迈开双脚，这就是酸儒主义。
我们网校一直在强调知行合一，有一次校长时间，我们正在说得起劲的时候，有个学员说“期待”。大家想如果在家里你爸爸正在说咱们今年怎么发展的时候，你突然来一个期待，你爸爸会怎么想？虽然我不是你爸爸，但我是校长，你是学生，你怎么来个期待？你不是旁观者，你也要参与进来。你说期待，感觉这件事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就很生气。通过这事，就能反映出他不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
有一些社会名人，白天讲一大堆大道理，一到晚上，就不知道要干出多少出格的事了。这就是酸儒主义下的投机主义者。不是说这人坏，而是他的人格和他的状态偏离了太多。他没有知行合一，没有对自己真诚，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这样的不正常行为。这让我想到了平时对一些学员的批评，我明明说的是真心话，可他就是不领情，反过来还怪我太苛刻，没人情味儿。一些心灵鸡汤也会告诫你远离那些让自己难受的人，其实这都是害人的，因为它会让你逐渐远离真诚，最终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所以我们既要和自己喜欢的人交往，也不要排斥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人。
现在网校的学习者已经上千人，这一点我是挺自豪的，但一方面又有些担心，因为有些学员会经常在微信群里惹我生气，我一不高兴，就会把他拉黑，或者删除他。虽然那些人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实际上是我不愿意听真实的声音了，不愿意看到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话语了，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这一点我还是需要提高的。
在追求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有时候很难正直处事，于是就有偏斜。朝左偏，就形成激进的“左派”，也就是所谓的变法者；朝右偏，就形成温和的“右派”，也就是保守派。很多酸儒也都属于保守派。其实这是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平常谓“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的、平常的道理。历史一路走过来，就是左左右右，左右，右左，左左，右右。
一个社会全部偏“左”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前进，但是会有人受罪。就比如说前进的时候有人是不愿意走的，那怎么办呢？人家骑马，他在后边就被马拉着走，这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个社会全部偏“右”的时候，它会停滞不前，这样做虽然会感觉很安全，但是时间长了会被别的社会形态吞掉，正如欧阳修的名篇《伶官传序》中所言“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那么我们怎么区分“左派”和“右派”呢？左派就是激进派，右派就是保守派。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就明显出现了左派与右派之争，但是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最后要看民心所向。如果民心向左，左派就会有很多拥护者；如果民心向右，自然右派就会有很多拥护者。朝代的更替就是这样一步步演化的。
曹操是一个“左派”的代表，他的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就是很典型的激进态度。原句出自《三国演义》曹操杀吕伯奢。曹操刺杀董卓事败逃跑，途中经过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住处，吕伯奢留曹操住一晚，当夜，吕伯奢出去买酒，吩咐家人杀猪来款待曹操。曹操半夜听到磨刀声，并听到吕家人说“先绑了再杀”，顿时生疑，以为吕伯奢要加害于他。于是他持刀冲出，将吕全家杀光，后看到厨房里绑着一头猪准备宰杀，才知道误杀好人。曹操离开吕家，途中碰见吕伯奢买酒回来，吕伯奢说已经吩咐家人杀猪设酒来款待曹操，为何这么快就要走了。没想到曹操竟然举刀将吕伯奢杀掉。同行的陈宫怪他太没有义气。曹操说：“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陈宫愕然，觉得此人绝非明主，于是就去投靠了张绣。
其实在当时的乱世下，曹操出此言实则是为了自保。如果他不激进，他就无法在乱世中立足，更别说掌握天下局势，挟天子以令诸侯了。至于说他为何不自己称帝，推翻汉王朝，这我就不做评论了。
那么当社会安稳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很多“右派”，这些右派就是既得利益者、实际掌权者。秦国在秦穆公时期先后灭掉西方戎族所建立的12个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至此奠定了其作为春秋大国的基础。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于是就出现了商鞅变法。要知道当时秦国可是诸侯大国，其他国家一般都不敢招惹它。有这样的地位与国力，秦国的贵族士大夫们其实是不想变法的，这就是右派思维。不过秦孝公作为一国之君，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老大说变，就算不支持，也要按照他的政策来。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旧制度被彻底废除，经济得到了发展，秦国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为后来秦王朝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好景不长，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面对众大臣的讨伐有口难辩，只得逃亡。最后，商鞅被秦军追捕，只落得个“车裂”的下场。所以变法是有风险的，商鞅作为左派人士，损害了太多右派的利益，最终丢了性命，也实属无奈！
王莽是“右派”的代表。汉武帝执政时，为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指导思想。西汉末年，灵帝召集众多儒生勘正五经，并昭告天下，正式把儒教定位汉朝国教。王莽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脱颖而出的。在王莽少年时，其父兄先后去世，他跟随叔父们一起生活。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为人谦恭，勤劳好学。他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他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都成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后来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间深受爱戴。朝野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王莽就通过这样的儒生形象得到了大众的认可，甚至最后登上了皇位。
后来王莽之所以被刘秀拿下，是因为他的人格里面是空心的。我们说人格建构的过程中，有一些是虚假的、表面的特质。比如说想要成功的话，你就要舍下自我面子和情绪的一部分。王莽就是儒生形象做得太好了，人人称赞不已，殊不知这只是他暂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最后成功的缓兵之计。就像《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也是不得已被逼上梁山的，其实他胸怀大志，骨子里仍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你看他虽坐上梁山的第一把交椅，虽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但最终还是愿意接受招安，入朝为官。只是可怜他的弟兄们，死的死，伤的伤，活命的没几个了。
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生命的分量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远有孟子的舍生而取义，近有谭嗣同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他们都是有大追求的人，都是愿意把自己扔进炉子锻炼的人。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很难正直处事，就会出现偏斜，于是权宜之“计”就产生了。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国民政府，其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名，实际上则是日本在战争期间扶持的傀儡政权之一，这就是权宜之“计”。为什么这个计要打引号呢？因为我们通常理解的计，是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策略，但在这里的计更多的是一种非正常性的、违背了规律的一些行为。
今天很多的心理学工作者，即使学历再高，掌控的知识再多，如果骨子里不具备公认的价值观，他也很难成为大家。所以心理学家从初级的专业人员到中级的讲师，再到高级的大师级别，不光是在技术专业上提升，在价值观方面也要多多坚守。凡是价值观很正的人，只要他勤勤恳恳，他在他的领域里面就能取得成绩。
第一部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庸之道已经结束了。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个理想人格的模型。凡是偏离了这种理想人格，就容易出问题。同样反过来讲，凡是在动乱背景下，比如说兵荒马乱或者朝代更迭频繁之时，其实也是因为维护我们理想人格的主流文化被冲散了，才会导致这样的事件发生。
实际上我个人愿意这样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塑造理想人格比较好的一个时期。为什么这样讲？首先我们和平稳定，纵观世界风云，中国这边独好。就拿广州来讲，你半夜十二点钟走在大街上，不管你往哪里走，你只管走，不会出现被打劫的情况，社会治安非常好。另外，我们的文化氛围一直在更新，但总体来说我们不压抑，人文关怀及人权自由都得到了彰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我们要追求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理想人格是比较有优势的。
“孝”是一种家庭伦理关系，本意是指子女对父母的侍奉和赡养。《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荀子》云：“能以事亲谓之孝。”
即能够奉养自己的父母，就是孝。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孝”的观念的产生，是随着传统家族制度的父家长制度的形成而产生的，时间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商代的甲骨文中，出现了“孝”的会意字，字的上半部像一个长须飘飘的老人，字的下半部像一个小孩，整个字形老人在上，子在下，表示儿孙搀扶老人。这表明“孝”的观念在商代就已出现。
西周时，由于宗法制度的出现，“孝”的观念大大发展了。在《尚书》《周易》《诗经》等西周时期的著作中，关于孝的论述很多。西周的孝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祖先的孝，称之为“追孝”，也就是歌颂祖宗的公德，祈求祖先的保佑；而对在世父母的孝，称之为“孝养”。
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的观念并加以发展，提出了系统的孝道思想。孔子提出的孝道是与“仁”学思想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的观念并加以发展。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是实行仁德的根本。有了这个道德根基，才能实行儒家之道。孔子把“孝养”的观念和行为，提高到“孝敬”即精神孝养的高度，是了不起的飞跃。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对孝道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孟子认为大孝的人要终生孝敬父母，他还把“孝悌”与仁义礼智结合起来，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从而把家庭中的孝悌观念推广到整个社会。
荀子同样很重视“孝悌”观念，认为“兴孝悌”是达到安民、安政的措施之一，荀子孝道的特点是把“孝”纳入礼的范围之内，重视依“礼”来行孝。
孝道历来为各个封建王朝所重视与提倡，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家族势力的膨胀和门阀政治的实施，族人之间的关系是上下分明、利害相关、休戚与共的，这就需要用孝道来维护族内的长幼尊卑秩序，增强宗族内部的凝聚力。这个时期的人们把家庭和家族的利益看得比国家的利益更高，最终使得原来家族伦理意义上的“孝”一跃而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
封建帝王第一个以“孝”字作为年号的是南朝刘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孝建”（454—456年），而历史上以“孝”字立年号的基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正史上首先给孝子立传也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有两大突出之处：一个是特别重视对以《孝经》为核心的孝道的研究和传播，主要表现在皇家重视学习、研究和传播孝道，学者对《孝经》等做了大量注解；另一个是在士族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沿袭了汉代的“孝治天下”。于是，人们在崇尚清谈的同时也崇尚孝道，孝道出了名，人也就出了名。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大量的孝道故事就出现了，而统治者的过度提倡，使孝子们达到了愚孝的地步。
“愚孝之所以为愚，是其只重动机，不重效果；只重形式，不重内容；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从根本上说，不是真正的孝道。”
“埋儿奉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郭巨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的母亲非常疼爱孙子，自己总舍不得吃饭，却把仅有的食物留给孙子吃。郭巨因此深感不安，觉得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面写：“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夫妻得到黄金，回家孝敬母亲，并得以兼养孩子。从此，郭巨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而且孝顺的美名传遍天下。
试想：如果郭巨未挖得黄金，那儿子就真的被活埋了。这样的孝顺也真是可怕！
还有因为“极孝”而被加官进爵的，王祥就是一个例子。晋朝的王祥，早年丧母，继母朱氏并不想养他，常在其父面前说王祥的是非。父亲信以为真，就不再疼爱他，总是让他打扫牛棚。一年冬天，继母朱氏生病想吃鲤鱼，但因天寒河水冰冻，无法捕捉，王祥便赤身卧于冰上，忽然间冰化开，从裂缝处跃出两条鲤鱼，王祥高兴极了，就把鱼拿回来给继母吃。他的举动，在十里乡村传为佳话。人们都称赞王祥是人间少有的孝子。有诗颂曰：“继母人间有，王祥天下无; 至今河水上，留得卧冰模。”后来，王祥因孝名和功绩被加官晋爵，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其孝名为历代所传唱。
谁孝顺谁就当官，这实际上过了头了，孝顺到一定的程度，就成了愚孝。魏晋时期崇尚这种愚孝，说明那时的文化对人性的压迫已经到了残忍的地步，甚至有点接近病态。这就好像幼儿园老师奖励那些拾金不昧的孩子，一些学生为了得到奖励，甚至去偷钱一样，这样的班级文化最终就演变成病态的了。
为什么魏晋时期会出现“孝治天下”呢？因为那时期的人们太渴望做正人君子，但是又做不到，结果有一天突然发现孝顺爹娘就是正人君子的典范，于是大家就开始纷纷效仿了。只要孝敬好父母，就可以成为君子，就可以成为名人，就可以加官晋爵，这等好事为啥不做呢？大家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有了一条进修的康庄大道，那肯定是人声鼎沸、川流不息！
魏晋时期出现愚孝，现代社会也有伪孝行为的发生。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去世了，除去对老人有愧疚的儿女哭得最悲伤外，那些在老人生前从没给过好脸色的儿媳妇也哭得很响。难道她们是良心发现了吗？不是的，她们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是为了讨好别人才这样做的。等到老人的丧事一过，吵架的、分家产的，各种不和睦的事情都出来了。这种心理管理，会造成好多人偏离了中庸之道。因为她们本身不需要这么悲伤的，却表现得这么悲伤了；不需要这么压抑的，却表现得这么压抑。这时心理就无法实现平衡，无法达到“和”的状态。
现在的婆媳矛盾也是一大反映，婆媳之间不和，丈夫在中间很难受，如果丈夫只听妈妈的话，妈妈说妻子不好，就去找妻子算账，这样是不好的。所以在对父母尽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理智，要坚持原则地去尽孝。
我们今天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那些盛世朝代，比如说唐、宋、元、明、清这一类的。但实际上，那些混乱的短暂阶段，往往更能够让我们窥探到，中华文化当中的一些发展的、内在的规律，比如说像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影响。在动荡乱世，人们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自然就形成了悲剧性的文化基调。就如同前段时间在网上比较流行的“葛优躺”，就是大家表现自己“颓废”状态的写照。“葛优躺”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丧文化，这个和“宅”在某些地方还是挺相似的，都属于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亚文化。还记得在某段时间，一些年轻人把自己的头发整得五颜六色的吗？这也属于亚文化。
亚文化不是主流文化，它是主流文化的一个分支，不过这个分支一般只能存在一段时间，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亚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信号，它在提醒我们，当主流文化向前发展遇到阻力时，我们是需要允许其他文化的存在的。就好像我们在马路上开着车，突然前面在修路，不让车辆通行，这时我们往往会选择看看周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一样。
对应历史中的朝代更替，其中有一些少数民族的部落建立了大统一王朝，此时主流的汉文化就会受到冲击。比如说建立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要统治天下臣民，就需要接受内地的汉文化，他们的行事作风也需要按照汉文化的规矩来。如果他们无法完全适应汉文化，就仍会保留一些自己的文化。此时相对于整个汉文化来说，蒙古人的文化就相当于亚文化。
其实亚文化的产生也是现实的需要，这说明当时的主流文化已经无法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就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需要张扬个性，需要爆发活力，你如果一直压制着他们，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所以作为家长，要把自己的孩子当成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不要他一做错事，你就觉得天要塌下来一样。
我们要怎么对待自己的情绪与本能，使其符合中庸状态呢？《中庸》告诉了我们答案——“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话从何理解呢？就是说心里有喜怒哀乐却不表现出来，被称作“中”; 表现出来却能够有所节制, 被称作“和”。
具体来说，人在没有产生喜怒哀乐的这些情感的时候，心中是没有受到外物侵扰的，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对你来说影响不大，你能保持着自己的心境和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中”。但是在处理各种事物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受外部事物的干扰，激发各样的情绪变化。如果这个时候你表现出来，表现得恰到好处，既不过分也没有不足，而且是符合当事人的身份，不违背情理和事实，这就达到了和的境界。
比如说你想骂人了，但是最终没有骂出来，你也没有因为不好的情绪而影响他人，这就是“中”。很多父母在外面受气，在家会给孩子脸色看，这就是没有做到“中”，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守住这个“中”，比如我的性格中就有这个毛病——迁怒。本来自己心情不好，刚好旁边有人在做事，于是就各种挑毛病，批评教育他，这其实就偏离了中庸，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如果我当时选择把这个情绪放在心里，或者听听音乐、出去走走，进而化解这个情绪，这就是做到了“中”。如果这个情绪无法通过其他途径化解，一定要发泄出来呢？这时就要把握好力度了。太过了，容易伤人；太轻了，达不到效果。既要让自己满意，又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困扰，这样才是“和”的状态。现在很多人都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尤其是高考阶段的父母，要不就是大气不敢出，要不就是跟孩子冲突得很厉害，这就没有达到“中和”的状态。
“中和”的状态就是在位的状态，你在你的位置，别人也在别人的位置上，我们之间不是相互伤害的。你的情绪并没有侵犯别人，也没有强加给别人。这就是“中和”。
《中庸》开篇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位育”是儒家的核心口号，是修养工夫之极致，“中和”是目的，不偏不倚，谐调适度；“位育”是手段，各守其分，适应处境。
大家如果查近现代的教育家，基本上提倡的都是“全人”教育理念，全人教育理念围绕的就是培育健全人格的理念，这就是“中和位育”，就是中庸之道讲的培养君子的德行。
我观察身边的人，要不就是小心翼翼，敢做不敢出声，要不就是憋不住，咋咋呼呼，“炸”到谁是谁；要不就是他说每一句话都有控制别人或者敲打别人的意向；要不就是内疚自责，害怕影响别人。对大多数人来说，做到“喜怒哀乐未发”和“发而皆中”的确是不容易的。
上一次我在湖南湘水授课的时候，看到有些老师上课，我很不舒服，甚至还身体冒汗，但是我一直在忍着没有发声。我这个时候的忍，并不是控制愤怒，而是在脑子里琢磨等一下我怎么把有些老师不好的行为给呈现出来。等到我开讲的时候，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是在“修理”他们，其实不是的，我并没有针对某个人，我表达的都是客观事实。比如说几点几分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会那样做，你那样做背后反映出你人格层面的模式是怎么样，我全部客观地呈现出来。这就是“发而皆中节”，在表达的时候并不加入个人的投射，更不加个人的期待，也不加个人的喜恶，就是客观陈述。
自我管理对大家来说并不是太难的事，但对我来说却是很不容易的。我要达到令自己满意的一个层面，就需要处理好我和他人的关系，尽量不去侵犯别人，这是我自我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如果你有一套方法，能保证自己不受外部事物的干扰，就算需要发泄，也能够做到只表述客观，不被情绪控制，那你就是平和的。你长期处于中和状态中，一旦你参与事物，也能够做到“中和位育”，那你就是一位自我管理很强的人。如果你去做老师的话，教出的学生大多都是具有中庸思维的人，那他们就不会太过，也不会太压抑。现在的很多老师、家长对孩子在这方面的培养是不够的，所以教育工作者也要注意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其实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有一天上课，不再带着那种激情，不再通过情绪感染学员，能够带领大家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在行云流水当中，让大家看到自己，看到真相，感受到温暖和爱，而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个时候我们的教学场才是真正自由的。但同时我也在害怕，如果我不通过情绪感染学员，我害怕他们投入不进去。不过我也坚信，在我不断地进步中，我会到达那个高度的。
人心向善，生命向上，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独一无二的杰作，每一颗心灵都有享受自由的权利。之前我们用很多的教学策略，比如搞个活动吸引学员的注意力，或者针对学员的问题一个劲儿地分析，这都不是“中和”的状态，都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是你相信每一颗心灵都是充满爱的，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能力的。
如果你在真正的道上，你就不必标榜你是爱学生的，不必宣扬你用的方法是最好的，你只需要做好就行了。作为父母也是一样，只要做好自己，就在会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也不必再对孩子耳提面命。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成长。可惜很多人觉得做起来很难，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