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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之投射，是指个体通过对外部的投射来应对外界的压力，外物是自我的一种投射。柳宗元在被贬官期间就把自己投射为石头；陶渊明在归隐期间，以菊花为伴侣；周敦颐也以莲作为品格的彰显。这章内容我们主要探讨这三个人物与它们的权宜之投射。
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的政治集团，对当时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腐败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在反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扑之下，永贞革新只能以失败而告终，王叔文政治集团的成员也遭到残酷的迫害和镇压。作为其中一员，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做了毫无实权的司马。
柳宗元在湖南永州居住了10年，在这期间，他并没有因为永贞革新的失败而对所从事的事业有丝毫的怀疑，但是没有实权的职务和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被采纳却在柳宗元的心里留下了创伤。有了心病自然需要排解，柳宗元也不例外，他的排解之法就是寄情奇山秀水和异石。
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有天生的手段——作品，来疗愈自己。文人不把心中的苦闷吐出来会生病，但吐出来又会遭遇政治迫害，基于这种“不吐有病，吐了有难”的两难情境，文学艺术作品就成了表达的途径。在柳宗元的作品里，石头代表的是内心的自我，而山水就是与自我互动的外部环境。他写石头的过程就是对自我的一个表达，同时体现出了道家“物我两忘，物我一体”的哲学思想和智慧。
例如在《小石潭记》中，柳宗元写道：“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说明水非常清澈，清澈到鱼的影子直接映射到水中的石头上，这其实就是作者的心境和环境的一种对应。一幅山水画，多么干净、清澈，而自己所处的环境却是多么的污浊，于是内心就升出一种难以表达的羡慕感，这种羡慕感反照回来又坚定了自己的内心：虽然现在身处困境，但是我仍然坚信，未来我可以到达现在看到的这个风景所展现的状态。也就是说，外部的环境让柳宗元坚定了信念：我所走的路是对的，我所主张的思想是正确的，我应该继续坚持下去，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而懈怠。
一个人之所以在经历了困难和挫折之后很难走出来，是由于他不能接受过去自己的选择以及经历的事件。如果柳宗元一直是这种否定态度，他将很难走出来，好在外部的景色激发了柳宗元内心里的积极情绪：他相信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相信经过努力和坚持，未来一定会还他一个清清白白的世道。
柳宗元遇到了人生的困境，产生了心理创伤，但是他把自我的心境和外部的山水风景结合起来，用一块小小的石头疗愈了自己的心理创伤。这个过程完全符合现代心理科学“表达性艺术治疗”的过程。
陶渊明，这位安贫乐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东晋诗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在看透官场的黑暗腐败后，毅然决然地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织的隐居生活的诗人。他的诗歌平淡自然，真实质朴，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陶诗中的很多自然意象（如：风、鸟、菊、酒、松、南山）都有着统一特殊的象征意义，而其中以酒和菊花最为出名。
菊花自古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淡朴傲霜，气韵高洁，因此常常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意象出现在诗人的笔下，成为诗人们吟咏歌颂的对象。在陶渊明的诗中，共有《九日闲居》《和郭主簿二首》其二，《饮酒》其五、其七，《归去来兮辞》五处写到了菊花。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陶渊明种菊，采菊，食菊，赏菊，叹菊，颂菊，与菊为生，开创了物我合一的新境界。“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他以自身的人生经历，隐逸情怀，真正参悟到菊之风骨、人之傲骨，创造了诗、菊、人浑然天成的高远境界，虽不是把菊花引入诗中作为风骨意象的第一人，却给菊花增加了一种清新隐逸之感，高风亮节之德。
在魏晋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儒学衰微，道学、玄学兴盛，门阀士族垄断高官权位的现实面前，陶渊明作为一个没落的庶族寒士，他的政治理想注定无法实现。在多年的宦海浮沉之后，他的思想追求发生了质的改变，最终选择了“守拙归园田”的自然理想，陪伴他实现这一精神追求的正是酒和菊花。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著名的理学家周敦颐来星子任南康知军。周敦颐为人清廉正直，襟怀淡泊，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平生酷爱莲花。周敦颐来星子后，在军衙东侧开挖了一口池塘，全部种植荷花。周敦颐来星子时已值暮年（55岁），又抱病在身，所以每当公余饭后，他或独身一人，或邀三五幕僚好友，于池畔赏花品茗，爱莲花之洁白，感宦海之混沌，并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爱莲说》。《爱莲说》虽短，但字字珠玑，历来为人所传诵。
在写法上，《爱莲说》具有“说”这一文体的共同特点，即托物言志。文章从“出淤泥而不染”起，以浓墨重彩描绘了莲的气度、莲的风节，寄予了作者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也反射出作者鄙弃贪图富贵、追名逐利的世态的心理和自己追求洁身自好的美好情操。
这也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而“濯清涟而不妖”，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所以百花之中独莲而能为，弥足可贵也。这也是作者的感叹吧，因为在大环境中他是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的，除了逃避与远离，或者就只能如他那样兢兢业业地守着自己的一份志节。
柳宗元与石头、陶渊明与菊、周敦颐与莲，这些都属于权宜之投射，因为他们无法借助官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便只能寄情于外物。我们现在很多人会认为他们这是玩物丧志，但是玩物丧志的那个物，是你玩了不该玩的东西，别人去争权夺利，他没能力，也没那志向，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外物了。但是柳宗元他们不一样。他们生活水平不错，就算不当官，也依然可以潇洒地活着，玩玩古董，逗逗鸟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们不愿意，因为他们坚守心中的理想人格之路。他们不愿意同流合污，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做人原则，而当时的官场风气也不是很好，可能随时都会存在危险，那该怎么办呢？只能借助外物自保和自我疗愈了。
柳宗元对石头的爱，其实也是爱自己，心疼自己：现在我没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进行自我同情。同样地，陶渊明与周敦颐把自己的人格、志向与外物连接在一起，从而使菊与莲成为他们品格的一个标签。
不过现在的环境与古时大不相同。古时不允许做的事，现在有很多是可以做的。如果你真的有抱负、有理想，也是可以通过多种路径来实现的。当时的封建社会，只有官场才能实现士大夫们的抱负。现在有国有企业，也有民营企业，如果这些你还不如意的话，你还可以出国、移民，总有可以实现抱负的地方。你不在学校做教育，你在社会上也一样可以做；你不在军队上报国，你在社会上也可以报国。只要你有志向，不和自己过不去，还愿意去努力，总有路径可以让你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比古人们幸运多了。当然如果在这么开放的环境中，如果还出现很多的权宜之计，还有很多人没走上理想人格的道路，也是有些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