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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外部的压力我们无法应对或者无法改变时，把自己的郁闷心情通过书写表达出来，这就是权宜之写。
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就是典型的权宜之写。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还得从蒲松龄的经历讲起。
蒲松龄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中，家里条件还算富裕。年轻的蒲松龄可以在家安心读书，准备科举考试。但好景不长，家里就出了很大的变故。
蒲松龄的两个哥哥娶的妻子都泼辣，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蒲松龄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好给这3个儿子分了家。蒲松龄的妻子非常贤惠，不像两个嫂嫂能吵又能抢，分家的时候只是默默躲在一边等待蒲松龄父亲的安排，最后，蒲松龄只分到了3间破房子，20亩薄田和只够吃3个月的粮食。
从这以后，蒲松龄不能像过去一样只读书，什么都不管了。他必须要自谋生路。于是，他做了一个私塾老师，其实当时私塾老师的薪水非常低，每年最多只有8两银子，辛辛苦苦教一年书，挣的钱还不够富人家的一顿宴席。父亲去世后，蒲松龄还得赡养母亲，家里就更揭不开锅了。
为了解决全家的温饱问题，蒲松龄挖空了心思，可在当时，文人要想出人头地，就只有走科举这条路，蒲松龄也把希望寄托在了科举考试上。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始终不能如意，直到他72岁时才成为一个岁贡生。蒲松龄的一生可以说是在贫困线上挣扎，他曾经感慨道：“穷神穷神，你和我为什么这么亲近，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就算我是你的一个仆人，你也得给我放几天假呀，但是你一步都不离开我，就好像是两个热恋的情人！”
科举考试始终不能得志，蒲松龄对黑暗的社会和不合理的科举制度产生了很深的抵触，他有一种倾诉的愿望，于是他打算写一本书。为了收集故事的素材，蒲松龄花了很多心思，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在住地附近的马路边搭起了一个草亭，设立了一个茶棚。
就这样靠着和客人闲谈，蒲松龄收集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他白天在茶棚中忙碌，晚上就回到自己的书斋中，凭着记忆，将这些故事加工润色后记录下来，写在自己的书中。因为故事是通过聊天得来的，蒲松龄就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字叫“聊斋”。
蒲松龄将自己一生的情感寄托到文章当中，自己一生的坎坷困窘、生活阅历与情感都寄托在孤鬼花妖的诡异世界里。他有苦无处诉说，文字成了他排解苦闷的武器。这就是典型的权宜之写。在他的著作中，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妖魔鬼怪有时候比人还可爱、还善良。因为他写的是传奇故事，所以他为自己的小说集取名《聊斋志异》。
吴敬梓写《儒林外史》也是典型的权益之写。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风气。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吴敬梓的家族自其曾祖父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20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于是，他一面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吴敬梓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他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33岁时把家搬到了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此外，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36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四十多岁的时候写的，这正是他经历家境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
《儒林外史》对科举进行了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吴敬梓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所要求的“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一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在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限于外在的压力，我们无法把内心的想法直接表达出来时，借助文字的力量不失为一种好方法，这其实就涉及表达性艺术的疗愈作用。
心理学家本尼曾经做过一项实验，他要求实验者连续4天，每天坚持15分钟，匿名写下自己最痛苦的经历，他对参加实验的人员是这样要求的：“连续记下你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不用考虑语法和句型，只需写下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你什么都可以写下来，但是这段经历必须深深地影响过你，而且最好是你从来没有向其他人提及的。记下发生的经历，记下你当时的真切感受和你现在的想法。在这4天中可以写出相同的或者不同的经历，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愿。”在这段要求中有很直接的提示：“对痛苦经历的感受”相当于描述自己的情感；“写下那段痛苦的经历”相当于描述自己当时的行为；“事后的分析”相当于描述自己对事物的认知。参加实验的人员按照本尼的要求坚持写日记。
本尼发现，当他们在持续2天记下痛苦的经历之后，焦虑度开始上升，但是到了第4天的时候，他们的焦虑度又开始下降了，甚至是低于原始的焦虑水平，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稳定。4个15分钟不过是短短的1小时而已，但是带来的效果却是终生的。
上述实验证明，书写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压手段。实验者在以后的时间里降低了焦虑度，并且提高了心理和生理的免疫能力，情绪也变得更加积极乐观和开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这是因为痛苦情绪和快乐情绪共用一个神经通道，如果想堵住痛苦的情绪，同时也会将快乐的情绪堵住。所以，只有疏导痛苦的情绪，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快乐情绪。就像你面前有条河，流过的水越多，它就变得越宽阔，然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水流进去，这是变化的本质——自我实现。
这些当代的科学研究很好地验证了古人采用书写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不满的有效性。
不管是蒲松龄也好，吴敬梓也罢，他们都是仁人志士，在追求理想人格的道路上，他们也是赶路人。当追求不到自己的理想人格时，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是他们不写正史，写外史，写鬼怪小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指桑骂槐，指东说西，他就是不直接说那个人，不让那人有反驳的机会。虽然这是一种迂回的方法，但最起码他能间接把苦闷表达出来，这样他就不会走下坡路了，至少他不会选择权宜之死、权益之疯、权宜之病。这种指桑骂槐也能缓解掉很多不好的情绪，这算是一种高级的解决之道。
中华文明一路走来，长江黄河两边的路并不平坦，追求君子之道的路也并不平坦，所以才出现了这么多的权宜之计。如果都是用下山路的权宜之计，说明我们这条路是需要进行维修的。《聊斋志异》不仅是蒲松龄一个人的表达，他背后还有一群儒者、君子。《儒林外史》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揭露，他反对八股文，因为正是由于对八股文的追求，才形成了一大批酸儒。但是他不能直接说出来，否则性命就保不住了。
作为一个学者，他们想表达对这个社会的不满，又想借助自己的力量去影响世人，写正经的传记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种反动思想是不能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怎么办呢？他就写这种大家都喜欢看的小说题材，通过底层百姓进而影响上层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