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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宜之优，这个“优”其实是幽默的“幽”。幽默是人类特有的高层次心理功能，不但能够缓冲压力，调节失败挫折的冲击，也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当负面事件来临时，较具幽默感的人可以有效调适外界压力，获得生活的平衡。因此权益之优是一种积极地应对环境的方法。
可能大家会有疑惑，既然是幽默的“幽”，为什么要写作“优”呢？这里要做一个解释。“优伶”这个词想必大家多多少少听过，他们代表的是身段本事突出的演艺人员。古汉语里优是男演员，伶是女演员。
唐玄宗时期，由于其好乐工，当时的优伶待遇是很高的，如李龟年、李彭年、李鹤年兄弟三人都有文艺天赋，李彭年善舞，李龟年、李鹤年则善歌，李龟年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他们创作的《渭川曲》受到唐玄宗的特别赏识。由于他们演艺精湛，王公贵人经常请他们去演唱，每次得到的赏赐都成千上万。
优伶本就是从事演艺的人员，但权宜之优不一样。选择权益之优的人，主要是在面对外部的不良环境时，没办法化解，又不愿意走权宜之死、权宜之病、权益之疯这种下三品路线，于是就想办法提高自己，让自己和外部环境和解，才走上了一条幽默的路线。不过他们的幽默是发自内心的，它不是职业性质的，是自己长期会去用的。
如果一个特别有智慧的男性，遇到了一个特别不讲道理的妻子，他不愿意离婚，什么权宜之死、权益之疯、权宜之病他都不愿意。但是老婆总是让他上不了台面，遇到事他还得自己兜着，这时他该怎么办呢？于是就出现了权宜之优。
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经常受妻子的辱骂与欺侮。他的妻子名叫珊蒂柏，是有名的悍妇。传说苏格拉底未娶她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格拉底还是娶了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个悍妇，于自己的修身养性大有帮助。
有一天妻子在家吵闹不休，苏格拉底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妻子竟从屋顶倒了一盆水下来，正淋在苏格拉底的头上。面对众邻居诧异同情的目光，苏格拉底笑着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暴雨。”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因为苏格拉底在家里不能安静看书，因此形成一个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天说理。这就开启了“游行派的哲学家”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看来也应归功于苏格拉底的老婆。
同样地，北宋名人沈括，也是一个面对悍妻选择权益之优的人。
沈括博学多才，晚年创作出《梦溪笔谈》，享誉中外。此书也被誉为我国古代八大科学名著之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英才，却多年遭受家庭暴力的打击，更不可思议的是他居然对这样的生活安之若素。
沈括的妻子张氏是京城女子，她父亲是朝廷命官。熙宇二年，张氏嫁给了丧妻的沈括。怕老婆是一种美德，沈括在续娶娇妻之后把这种美德发扬光大。张氏的跋扈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一次沈括不知为何惹怒了张氏，张氏冲上来一把揪住了沈括的胡子，顷刻间胡子和下巴分离，沈括的下巴鲜血直淌，家人们吓得捂住眼睛。
这之后，沈括怕张氏怕到了骨子里，每次听到张氏的声音，忍不住浑身战栗。沈括就是在这样的高压氛围中创作完成了《梦溪笔谈》，这本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著作，表达也很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不知沈括在叙述这些的时候，是否脸上有伤、心中有泪。
沈括到镇江八年后，张氏去世了。素知张氏刁蛮暴戾的朋友庆幸沈括终于摆脱了苦难。沈括却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张氏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自张氏死后，沈括的健康每况愈下。朋友们经常陪他散心，一次在江边他们又说起了张氏，沈括一言不发抬脚就要跳江，幸好被朋友拉住了。
凡是幽默水平高的人，往往都是有智慧的人。自知者明，知人者智。只要是自知的人，只要是知人的人，他们都不会走下山路，因为他们的心理健康，人品也正，在面对困难与挫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和解。所以，一个特别有智慧的男性，他遇到了一个特别不讲道理的妻子，时间长了以后，他会怎么办呢？苏格拉底和沈括给了我们答案：虽然老婆经常弄得我下不来台，甚至还要家暴我，但我还得面对，那就用幽默来化解尴尬吧。
上文中我们说的是夫妻关系，而在官场上同样也存在着权宜之优。比如说你在单位里面不受领导喜欢，所有的人包括你的下属都已经被提拔了，可偏偏你还在原地踏步。你怎么办呢？你还得被他们嘲笑打趣，但是你不会选择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就是和命运幽默。人生道路上有时候是很讲运气的，投资就有好多的运气成分在里面。当然运气我们也是可以去调整的，比如说你人缘好，肯努力上进，你的运气自然就不会差。
其实幽默是一种高级的心理机制，它能够缓冲压力。幽默的人，首先是具有积极思维的人，不会钻牛角尖，在人际关系交往中往往能起缓冲作用。即使遇到一个坑，他慢慢地就过去了，不像那些心理弹性弱的人，一使劲儿，轮胎直接爆了。幽默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陈道明演的东方朔，这个东方朔可是两千多年来诙谐幽默的代表人物，还被相声界公认为“开山祖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他有哪些幽默事迹吧。
有一天，汉武帝得到进贡的“不死酒”，说是喝了可以长生不死，汉武帝高兴地拿给东方朔看。东方朔却一饮而尽，汉武帝气得要杀他，东方朔说：“皇上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喝了不死酒了，如果杀死我了，表示酒没有效用，如果这真的是不死酒，那皇上不就杀不死我了吗？”汉武帝也对他无可奈何。
尽管东方朔经常与雄材大略的汉武帝相处，就这一点说，他并非怀才不遇。然而，东方朔始终都被武帝视为俳优，仅仅被当作打趣逗乐的宫廷文人，东方朔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治国才能。因此，他的一生也是悲剧的一生。
与那些怀才不遇者相比，东方朔更令人惋惜，其悲剧性也更深刻。东方朔在作品《七谏》中，对自己不受重用的悲剧处境进行抗议，“悲楚人之和氏兮，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羌两足以毕斮”。可见东方朔不仅用幽默来表示对自身悲剧性的抗议，还用幽默来消解这种悲剧性。
与此相同的是，清朝的纪晓岚也同样把幽默的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看过《铁齿铜牙纪晓岚》的读者就会发现，有一段纪晓岚骂御史和尚书的话特别经典。话说纪晓岚当礼部侍郎的时候，一天尚书和御史联袂来访。聊着聊着，突然从外头跑进来一只狗。尚书心中突生一计要取笑纪晓岚，便道：“咦，你们瞧那是狼是狗？”（侍郎是狗）纪晓岚知道尚书在捉弄他，当下也不动声色地说：“要分辨狗或狼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看它的尾巴，尾巴下垂是狼，上竖是狗。”（尚书是狗）一旁的御史大笑道：“哈哈，原来上竖是狗，哈哈哈。”此时纪晓岚不慌不忙地接着又说道：“另一种分辨的方法就是看它吃什么。狼是非肉不食；狗则遇肉吃肉，遇屎吃屎。”（御史吃屎）这下子连御史也襟声无言了。
虽然电视剧《东方朔》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是现代的文艺作品，但是这也说明了在过去的官场和政治中，有一些人利用权宜之优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面对官场中的那些不得已的事时，幽默一下也不失为有效的解决之道。
深陷困境中的权宜之优，这必须得提到我们的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他曾遭遇过三次贬谪。
第一次由于“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在黄州四年多的时间内，他在东坡开荒种田，“东坡居士”就是由此而来。苏东坡还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
东坡先生再贬惠州时已经59岁了，在惠州待了3年，就又被皇帝贬到了儋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儋州市。在宋朝时，如果被发配到海南，只是比死罪轻一等的处罚。如果说死罪是一等大罪，那被贬海南就能排第二。可是东坡先生不以为苦，反把儋州当成了第二故乡。他还在这里办学堂，招收学员。很多外乡人听说苏轼在这里办学，不远千里来到儋州报名交学费。本来在苏东坡来之前，海南从没有出过进士，苏轼一在这里办学，就有当地人被推荐为乡贡进士。
这里我们统计了一下苏东坡的流放时间。他被贬黄州时已经45岁，这一贬就是4年；他被贬惠州的时候59岁，在惠州居住了3年；他被贬儋州的时候62岁，在儋州住了3年，离开海南的时候已经65岁了。所有贬谪流放时间，加在一起整整10年。对于这十年的流放期，东坡先生还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进行了这样的自嘲：“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古代的文人们，遭遇贬谪的人不在少数，可真能做到淡定且从容的，可没有几个，东坡先生算是特例。林语堂曾在自己编著的《东坡传》中，做过这样的陈述：“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的确，对东坡先生的文采我们是应该竖大拇指的，但是他更让人钦佩且值得学习的，应该是他乐观的处事态度。
不知正在阅读此书的你，幽默水平有多高？在现实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能否减压化解，把事情巧妙地处理掉呢？每个人都具有幽默细胞，只不过有的人多有的少，如果是一到十分，你觉得自己能得几分呢？
权宜之优算是一种能力，因为当事人当下没有办法把一些事件处理好，事实上，谁又能做到万事都处理得好呢？就像之前我们说的“中和位育”，你该在哪里就在哪里，这种状态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生活中总有很多的事要我们处理，就算你自己不想动，也有人会推着你动，人生的不容易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