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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孟子比较注重“义”，在《孟子·告子上》中有这样的论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个“义”就是精神层面的大我。
孟子在面对冲突和矛盾的时候，他的选择是义。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处理多个矛盾，才不会导致内心的冲突呢？这就涉及我们中国人的尚和心态。
“和”不单单是我们中国人崇尚的文化，还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法则，也是我们应对外部环境很自然的一种选择。
中国人更讲合作，因为我们以前发展的主要是农业经济，这就为和的心态提供了一个经济基础。在没有农业种植之前，我们靠采摘和狩猎维持生存，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竞争，但这种竞争只是外部的，内部还是合作形式。不过有了农业经济之后，多户人家会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多个部族联合起来，彼此之间会通过联姻去达到“和”。这种文化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经意间产生“和”的心态。
正因为我们崇尚“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多是和谐的。中国社会是重视人情与和谐的。我们知道，儒家学说也是主张和谐，为什么儒家学说能成为主流，就是因为它与大众内心的追求是一致的。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是儒家学说带领我们崇尚和谐，而是我们本身就有这样的心思与追求，儒家学说只是顺应了民心而已。
尚“和”心态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在处理社会矛盾时形成的。如果西方人要了解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的“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合作就是合作，竞争就是竞争，相对来说是二元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竞争又包括合作，合作又包含竞争。比如说今天只有一个红薯，但是两个人都要吃，这就有矛盾了。你吃了我就没有了，这是不可调解的矛盾，在生存面前这是大事情。但是我们又清楚地知道，我们不能够互相地攻击，因为那样子的话，你把我的腿打瘸了，我把你的胳膊砍掉了，那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好处。于是我们就得想办法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
在现实当中，只要有人发现外部有冲突，就会想办法和解。当然这也符合我们的社会心理需要。因为我们害怕分离，所以往往喜欢成人之美，喜欢做老好人，做和事佬。但如果我们把“和”单纯地理解为和稀泥、老好人，其实是不对的，这不是真正的“和”。真正的“和”是你积极选择的，你是享受那种状态的，所以“以和为美”的美学思维，就这样产生了。
我们看到的美的东西都不是单一的，都是多元素组成的。你注意看我们的山水画，它都是多个元素融合在一起，我们在欣赏的时候，自然会产生一种享受心理，这就是美学思维，就是“和”这种文化在影响着艺术。
中国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审美已经跟“和”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往往会把事物看成一个整体，只有看成整体时我们才觉得舒服，内心才会产生美感，否则就会觉得别扭，看待他人也是一样。圣人的“和”已不单单是外部的“和”，他的人格层面也是“和”的，于是乎，“执中致和”就变成大家的理想追求了。
当然“和”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在“和”的过程当中势必会有失衡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做得多了，外人不理解，还挖苦我们，我们的内心就会受损，就会有一些压抑的情绪彰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和”跟中庸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庸也是如此，人们要不就太“左”，要不就太“右”，不容易走在中间的道路上，这就需要下功夫练习了。
“和”是中国人理想人格的一部分，现实中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你能做到一部分也是很厉害的。
《中庸》首章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心里有喜怒哀乐却不表现出来，被称作中；表现出来却能够有所节制，被称作和。中，是稳定天下之本；和，是为人处世之道。
当我们不受外部不良刺激的影响，不会经常引起情绪上的波动，这个就是“中”；如果我们要和外部进行互动，但是又不会影响别人伤害自己，这就是“和”。“和”是很难达到的，不管是圣人君子还是普通大众，都在追求“和”的状态。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不能达到“和”，他的人格就不是理想的人格。
这有点类似于心理健康标准中的环境适应。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就是“随遇而安”。如何才能“安”呢？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你的内心达到了“和”的状态，这样你才能安。你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你心里还有很多难受的事没表达，如果你还有很多的委屈，还有很多的愤怒，还有很多的不甘心没化解，你外部不能和，内部也不能和，你怎么可能安！
“随遇而安”之后还要做到“心安理得”。让自己“心安理得”，就要进行行动。比如说你未完成的事件完成了，你是不是就心安理得啦？你该做的事情没做完，怎么可能心安理得！
心安理得要求行为要符合外部的道，你的行为都符合道了，你就心安理得了。问心无愧，是你内心还有未完成的愿望，你去完成了，你就问心无愧了。随遇而安是你在面对环境的时候，你知道怎么选择，怎么放下，怎么融入。每一个人都问心无愧，心安理得，随遇而安，那就达到了“和”。
所以，“和”就变成了心理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是我们作为理想人格的一个追求。
“和”会直接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在我们的传统经典中，有过这样的表述：和是可以创造快乐的，乐是来源于和的。一个社会在追求“和”的时候，就会慢慢地趋向于幸福，“和”可以和小康与大同并行，没有“和”就不能实现小康，也不能实现大同。小康就是所有人都达到一个舒服的、平静的、有吃有喝的状态。没有“和”怎么可能小康呢！我们很多人对于和谐社会理解不够，认为和谐社会就是为了集体利益牺牲自己。这就好像我们把中庸片面理解了是一样的，其实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精髓。
“和”是心理管理的最高状态，是社会管理的最高状态，它是真善美的具体体现。“和”不是让你压抑，不是让你有情绪暂时先忍一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中国人本身想要实现理想人格是很难的，但是并不是没有路径，我们一直都在探索。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怎样达到一种“和”的理想人格，这是有脉络可循，有方法可依的。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大意是说，战争的原则是：使敌人举国降服是上策，用武力击破敌国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军降服是上策，击败敌军就次一等；使敌人全旅降服是上策，击破敌旅就次一等；使敌人全卒降服是上策，击破敌卒就次一等；使敌人全伍降服是上策，击破敌伍就次一等。所以，百战百胜，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通过交战就降服全体敌人，才是最高明的。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想达到和，我们就得变化。举个例子来说，你是一块冰块，你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前面没有路了，那你就只能慢慢化成水流过去。现在我们一般只说放下，放下也是一种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是趋向于“和”的。所以我们要有能力变，要有能力根据外部环境去变换成任何可以去适应的心态。
用兵之法，全国为上，大家注意看，古往今来的很多战役都因为后方的老百姓不想打战，所以前方不得不撤兵。一个好的将军，他是懂得如何去做一项工作的，不是说领导派他去打仗了，他就马上高兴地去了。如果他在前线打得正激烈将要赢了的时候，皇帝来了一道圣旨，叫他撤军。这时候他撤军有可能会使伤亡更惨重，那他该怎么办呢？他必须在出兵之前就想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好的用兵者在没出发之前已经向领导说明白了，不让领导有丝毫的怀疑，而且还要把全朝大臣的想法都一个一个地巩固好，并且要在全国动员，让全国老百姓上下一心，之后他们再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兵。
这就是我们的“和”。“和”是可以变成任何有利于我们目标实现的状态。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连调整自己的态度都很难，更何况达到“和”呢？“和”就是个体目标很明确，他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大家想一想，我们跟亲人之间发生的冲突是不是很多都是在斗气？你的儿子你和他斗啥气呢？你的老公你曾发誓跟他过一辈子的，你跟他斗啥气呢？难道就不能“和”吗？我们要是斗气，我们就打不赢这场仗。
就连兵法都体现了“和”的文化，可见“和”已经贯穿我们的方方面面了，我们现在没有做到“和”，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和”的基础？有！其实中国人追求心理健康是最有基础的，因为我们有“和”的文化，有“和”的心态，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对“和”的认识不够，达到“和”的方法也不多。
由于我们不具备一些“和”的条件，但是我们又要“和”，在平衡人我关系与群我关系中，有时为了“和”，甚至会委曲求全或者掩盖弊端，于是就有各种权宜之计出现了。比如说有一件事，提起来就让人伤心，于是当事人就会直接对大家说：“这件事情，以后谁也不能再提了，谁要再提，我首先不放过他！”这种情况就不是真正的“和”，它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
大家注意看，凡是采取权宜之计的人，都是群体中的边缘人。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只能在外圈溜达。社会就是一个“和”的场，有多少人在外圈被甩着走。我们很多人活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还不适应，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跟韦老师说句话都害怕。这该怎么办呢？我们的心理学就是把外围的人尽力地往中间集中，让他达到“和”的状态，这样犯罪的人就少了，心理不健康的人也少了。
我们做三天的工作坊，很多人就因为某个当下的体验，对自我的认识产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些女学员就哭着说我应该接受自己的过去，我不应该这样看事情，我应该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只要她往前走了一步，他的内心就更“和”了。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慢慢地意识到，人为什么会用非正常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就跟妈妈不给小孩买玩具，小孩就躺在地上撒泼，前来围观的群众就对妈妈指指点点，迫于压力妈妈就给他买了玩具是一样的道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虽然权宜之计会暂时让自己得逞，但时间长了，吃亏的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