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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才开始关注儿童。当时的儿童完全由家庭照料，唯一的保护是来自父亲的庇护，这是大约2000年前罗马法典遗留下来的法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文明进步了，针对成年人的法律也有了诸多改进，但是，儿童被剥夺了任何同成年人一样的保护。儿童获得了原生家庭负担得起的物质、道德和智力上的帮助。但如果儿童的家庭没有经济来源，社会对他没有担负起责任，他就会在物质、道德和智力的匮乏中成长。
社会并没有要求夫妻双方提前做好为人父母的准备，以便他们能够妥善照顾自己的孩子。国家在制定公文时如此严谨细致，急于用详尽的手续调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却一点也不关心父母在未来如何保护自己的孩子，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发展机会。社会也没有提供帮助家长承担责任的培训或指导。即便是现在，男人和女人组建一个家庭，需要做的也就是办理一张结婚证并举行一场婚礼。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儿童肩负着延续人类命运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社会对这些弱小的儿童漠不关心。儿童一直被社会排斥和遗忘，这与大人们从社会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直到几十年前，医生才开始真正关心儿童，并开始意识到他们是社会的受害者。那时，新生儿的遗弃比例很高，也没有专门的儿童医生或儿童医院。但是，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并没有将人们从舒适的思想中唤醒。数据显示，一个家庭可能会生多个孩子，但存活下来的没几个。婴儿死亡似乎是件很自然的事，他的家人都会认为他到了天堂，并以此来安慰自己。许多婴儿的死亡是由于家人的无知和照料的缺失，这也是为何婴儿的死亡被认为是正常的。
直到人们意识到自己可以为这些孩子做些什么后，他们就发起了一场广泛的运动，试图唤起父母的认识。父母被告知，仅仅给孩子生命是不够的，还应该利用科学知识让孩子免于疾病和死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习儿童卫生知识并加以应用。
但是，孩子们所遭受的苦难不仅仅来自家庭内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医生们在研究工人们的疾病，奠定社会卫生学的基础时，发现儿童除了会受到卫生条件差而引起的传染病的侵害，还会受到其他疾病的折磨。
儿童不得不在学校里忍受社会强加的痛苦。比如，儿童在学习读写的过程中，会因为长时间趴在桌子上而产生脊柱收缩和胸腔变窄，而更容易患上肺结核；儿童长时间在光线不足的环境里阅读会导致近视；儿童长时间被关在狭窄拥挤的房间里会导致身体虚弱。但是，他们所受的苦难不仅仅是肉体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强迫学习会让他们感到恐惧、疲惫和神经衰弱。他们会变得灰心丧气，天生的快乐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忧郁。
一般来说，家庭很少考虑这一切。父母唯一感兴趣的是让孩子好好学习，顺利通过考试，这样就不会产生更多的教育支出。他们不太关心孩子的学习或文化，只是在履行一项社会义务。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孩子尽快获得社会通行证。
当时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许多儿童到学校时是刚刚完成了繁重的工作的，他们本就已疲惫不堪。比如有些儿童上学前要步行好几英里给顾客送牛奶，有些儿童得在街上卖报纸，有些人得在家里做家务。于是，他们上学时已经又累又饿，还经常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和听不懂课而受罚。
教师在意自身的职责，更关心自己的权威，他们总是试图通过责骂来唤起儿童对学习的兴趣。教师以威胁的方式迫使儿童服从，或在同伴面前责备这些儿童能力不足或意志薄弱。因此，儿童既在家里受到剥削，也在学校受到惩罚。
早期的研究揭露了如此之多的不公，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反应。现在，学校里发生了各种变化，医生和教师正在为了学生的健康一起努力。这些学校推行儿童健康计划，在很多国家产生了有益的影响，这标志着社会在儿童救济工作上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回顾人们观念觉醒之前的情形，就会发现整个历史进程中都很难找到任何认可儿童权利的证据，或任何对儿童权利重要性的认识。
成年人倾向于一门心思把孩子带入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榜样。人们的盲目性普遍而长期地存在着，似乎无法被完全治愈，它与人类自身一样古老，这无疑是人类心灵的一大谜团。
从古至今，教育一直是惩罚的同义词，教育的目的是使儿童服从成年人。成年人用自己的欲望和意图代替自然，取代了生活的自然法则。
数千年来，这一态度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同国家的人惩罚孩子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私立学校的惩罚方式常常是固定的，经常是在儿童的脖子上挂一个羞辱性的标志，如让儿童戴上驴耳朵，让他受到他人的侮辱和嘲笑。其他的惩罚形式还有体罚，如强迫孩子面壁数小时，光着膝盖跪在地板上，或当众遭受鞭打。
现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联合起来，对这一残酷的行为进行了现代版的改良。儿童在学校里受到惩罚，回到家还要向父母交代，以至于受到教师和家长的双重责备和惩罚。然后，儿童被迫带着父亲写的便条，以说明父亲已经知晓孩子犯的错，而父亲甚至还会向教师汇报孩子的其他问题。
这种情况下，儿童发现自己不可能得到保护。什么样的法庭去受理儿童的控诉？儿童甚至不能像一个被判有罪的罪犯那样享有申诉的权利。
儿童想在苦难中寻求安慰和庇护，而这种关爱在哪里呢？根本没有。教师和家长联合起来对儿童施加惩罚，因为他们深信不这样做就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家长根本不需要他人提醒，他们默认儿童受到惩罚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我们对儿童受罚的方式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所有国家中，儿童在家中还是会受到惩罚，他们有的被侮辱、责骂、扇耳光、殴打、关小黑屋，甚至会受到更严厉的威胁。他们还被剥夺了简单的娱乐和消遣活动，比如不能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或吃糖吃水果。这些娱乐活动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也是他们不知不觉承受了这么多痛苦后的唯一补偿。但是，现在这点安慰也被剥夺，然后，他们被迫饿着肚子睡觉，夜晚也会因为悲伤和饥饿而更加难熬。
在受过教育的人群中，这种惩罚正在迅速消失，但是还没有彻底消失。父母仍然会用严厉和威胁的语气呵斥孩子，认为他们有惩罚孩子的权利，有的父母甚至认为打孩子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对成年人的体罚已经被废除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社会文明的耻辱。那么还有什么事情比侮辱和殴打一个孩子更卑鄙呢？在这方面，人们的良知无疑已经丧失殆尽。
文明的进步不是取决于个人努力，文明的进步就像一台无意识的机器，驱动其前进的是社会进步的力量，而非个人的力量。社会就像一列庞大的火车，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驶向某个遥远的目的地，个体就好比是睡在车厢里的旅客，良知沉睡是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如果不是这样，社会日益进步和人类灵魂日益僵化之间就不会产生如此危险的落差。
我们开启社会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唤醒沉睡的人性，迫使它倾听召唤的声音。当今社会，我们有必要提高对儿童的认识，努力把儿童从巨大而危险的深渊中拉出来。儿童的社会权利必须得到人们的认可，即建立一个适合儿童需要的世界，而社会最大的罪恶就是把本该应用于帮助儿童的钱浪费在会毁灭儿童的事情上。
社会就像一个失职的监护人，挥霍了原本属于儿童的遗产。成年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事实上，父母的大部分财富应该花在子女身上。生活中，这一原理的应用源自本能，甚至在最低等的昆虫中也能找到。蚂蚁为什么要储存食物？鸟类为什么要寻找食物并把它带回巢里？大自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成年动物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吃光，而让后代陷入苦难。
然而，人类却没有为下一代做任何事，只是保证他们还活着，但也仅此而已。当社会因为浪费而急需筹钱时，人们就会挪用学校特别是低年级的教育资金。从学校挪用资金，是因为学校不会发出辩护的声音，这才是人类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和错误之一。
现代社会甚至没有意识到，用这些钱去制造战争工具，会造成双重破坏（伤害生命和死亡），让结果呈现双倍的误差。成年人已无法确保生活的正常延续，人类正在以一种非正常的方式发展。因此，成年人的行为必须有一定的组织性，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儿童。他们必须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在成年人习惯性的盲目状态下是被忽视的。但是，人们一旦承担起这份责任，就永远不会动摇。
如果这个社会曾经是一个对孩子不负责任的监护人，那么现在他必须纠正错误，把财富归还给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