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座谈会上提出:创新突破,“三位一体”,也就是说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干预与预防,第二个阶段是教育与服务,第三个阶段是文化与信仰。每一个阶段都有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这一部分我要单独拿出来说,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
“西平模式”已经在第一个阶段的干预层面做到了最大化,从源头上治理把可能发生的社会不良事件扼杀在摇篮中。比如,对全县所有离婚人群跟踪服务和信息分析,找出可能会出现“后遗症”及不良社会行为的人,进行单对单、多对单的干预,全面降低由于离婚等社会事件而导致的社会不良行为发生,这就是从源头上治理的具体工作及体现。其次就是在“阵地”上坚守,把具体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比如信访工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架起沟通的桥梁,全面倾听民众声音,真诚开放,迎难而上,寻找信访工作的新突破、新方法,坚守阵地,坚决不后撤,坚决“不迂回”,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是社会治理干预阶段最好的体现。
这种初级阶段的效果最大化,保证了“西平模式”的典型和成功。除此之外,第一阶段的预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网格化的设计,自下而上的宣传推进,专业队伍的培训,一批批专家进入指导,一群群考察队伍的到来,都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有力的宣传,这种宣传式的预防普及,也起到很大效果,给人一种仪式感。但需要强调的是,宣传不是教育,宣传是外部影响促进认知改变,教育是内部启发导致文化自觉。
我认为第一个阶段的干预和预防没有得满分,因为还有提升的空间,可以再在科普宣传和教育上做更足的工作。比如,让心理科普支援队伍的专业素养更扎实,然后通过“村村通”的方式进行全面的普及和宣传,做到全县人民生活心理的“全覆盖”,这样就实现了第一阶段干预和预防的整体全面效果。
社会治理的第二个阶段是教育和服务。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任务尤其重要。
人们在经济生活提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需要在精神自我上进行更新和建设,这种工作要通过教育才能实现。所以,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提升人们的心理和文化素养,服务老百姓新的阶段的需求和期待。我认为,这也是“西平模式”下一个阶段升级换代的新任务、新挑战。比如,可以根据本地区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况,开设线上线下的“心理夜校”,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体人民“拿学分”的机制,进行“新的民智教育”,课程围绕老百姓急需的“家庭管理”“家庭理财”“亲子教育”“房间美化”等。这些新时代的新需求,一方面提升人民的素养,另一方面服务和满足了现阶段人民的需要。这就是社会治理第二阶段教育与服务的重要方向和任务。
我在2019年5月的社会工作高峰论坛中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西平模式的推动者们内心都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突破瓶颈。第一阶段的干预阶段和防护阶段,西平县已经做得很好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第二阶段,这就是王兴书记说的瓶颈期。这个阶段,就急需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参与进来。
就拿信访接待工作来说吧,在信访局我们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上访人员,怎样创新性地把这些人员的问题解决掉,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西平模式的体系已经建设完成了,信访的接待流程也都非常完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果就要比过去好很多才行,比如说以前一个月100人来上访,现在还是100人来上访;以前的解决问题的成功率是50%,现在还是50%,这可是不行的!这时信访工作人员的压力就会很大,要减少上访量,就要在教育上下功夫;要增加成功率,就要在技术服务上下功夫。所以,现阶段西平县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一点我特别理解。
所以这个阶段要进行技术的创新,同时对各个阶层的教育体系进行创新,这就是社会心理生态体系建设。由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刚刚提出,心理学界的研究者——高校中的智库还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阶段。一些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师还停留在临床思维的视角,没有了解清楚社会心理服务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大家的不断摸索中,政府部门尤其是像西平这样的地方,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但学界的人没有跟上去,社会上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跟上去,这就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
但是西平县的问题是等不得的,它要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就会去邀请学者来指导。学者可能会觉得给出指导之后,这个地方肯定会有一些改观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他们分析了一大堆原因,但没有说明怎么办,西平县现在不需要那么多道理,“怎么办”才是现阶段最急需的。
社会治理的第三个阶段是文化与信仰。当我们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和工作之后,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之后自然会到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需要干预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心理和心态的问题,而导致心理和心态的问题又有一半以上是文化的问题引起的。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受到了犯罪分子的性侵,回到家之后被母亲责备:“你怎么还有脸回来,你不知道我们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吗?”小女孩在晚上自杀了。这种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是由于妈妈内心扭曲的性价值观超过了作为一个母亲的人心和爱而导致的“文化致命”的问题。
社会治理进行到一定的深度,就要在文化和信仰层面下功夫了。虽然我们说的三个阶段,主要是为了要有科学、系统、全面的思维和布局,但是在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中是要相互促进和推动的,不然就会出现王兴书记说的那样,很多模式最后都没有了下文。因为不系统,不科学,所以不能持久,甚至从一开始这套系统和模式就不能升级,只能把“1.0版本”做到最后就再也不能更新了。
调研完西平县后,我产生了很深的体会。我们网校一直都不主张培养心理学家,不像高校,主要培养研究型人才,或者培养进入教育体系的老师,我们网校更多的是培养一线的志愿者。
志愿者不仅要懂得心理学的规律,掌控一些技术,同时也要熟悉社会学的规律,懂得社会心理生态体系,了解人情、人心与人事。目前来看心理学界的人才,不管是社会上的专业人士,还是刚毕业的心理学学生,甚至是高校里面的心理学教授,他们都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把这一阶段叫作青黄不接。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在研讨会上提出,要对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开展跨界的、多元的、创新的、本土化的增能计划。
一方面,增能需要跨界。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社会心理服务到底是以心理学为主还是以社会学为主?在我看来,社会心理服务是两者的结合体。你原来是学心理学的,要进行社会心理服务,就还需要掌握社会学知识。同样地,你原来是社工,可是现在我们打的是一场心理战争,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掌握心理学的知识。
如果不同时具备心理学与社会学的知识体系,这些专业人士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可能还不如原来村子里的乡贤解决得好。什么是乡贤呢?简单来说,就是村子里的德高望重之人,村民对他的言行都比较认可的人。以前的村子没有村委或者派出所,乡民们的行为与作风都是通过乡规民约去约束,如果遇到了冲突和矛盾,一定是由族长或者乡贤出来主持工作,调解纠纷。他们使用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法治,一个是人情。现阶段,如果把心理学再加入进来,这部分乡贤很快就会成为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者。所以,如果乡贤能够掌握一些心理学的知识,我们心理学人也能很快融入村子里去,像乡贤一样具备调解能力,这样的话我们的上下服务理念才能达成一致。这也是我给王兴书记的建议,因为这是能具体解决问题的,所以也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另一方面,增能需要完成本土化的过程。我们要让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根植于这片泥土,和老百姓的文化特点、心理特点融到一起,同时老百姓的文化又能得到优化与更新,就像果树嫁接一样,外来的枝条与优良的木本强强联合,结出更加可口的果实。所以,要完成本土化,就需要从两部分下手,一是把外来的知识与先进的方法种植在这片土地上,二是对本土地的一些思想之木进行修剪与嫁接。在西平县调研的时候,我整体感觉如果他们想要克服瓶颈期,最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服务人员的增能。
在西平县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合影留念
我们除了要关注人才的本土化,还要注重技术的本土化。以前没有开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时候,社区居民怎么打发休闲时间呢?他们是打打麻将、下下棋、跳跳舞、学习书法、聊聊天等。虽然每个地方的经济水平不一样,生活环境不一样,但居民的休闲方式大多都是带有文化性和生活气息的。
如果今天来了一批社会心理工作者,比如说是社工。社工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只是觉得居民的休闲方式和社会心理服务不搭边,就贸然地停了居民的活动。不让他们打牌、下棋、跳舞、聊天,总之与心理学无关的活动都统统停掉,都来参加我们举办的心理讲座。
把人家原有的活动都换掉,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打个形象的比喻来说,人家院子里本来是土地,虽然有些坑坑洼洼的,但并没有什么大碍。你过来看了之后觉得凹凸不平容易使小孩子摔跤,就把土地全部浇上水泥了。虽然你是把院子整得平坦了,但是小孩子摔跤却摔得更频繁了。因为小孩子不适应水泥路,就像居民也不适应你这种方法,也就是说这些心理学的技术在人家眼里可能根本没有文化性。居民喜欢的活动是有文化性与生活化的,但社工的心理技术什么也没有,自然就不能引起居民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水土不服的。
因此,我们需要在技术上创新。像我们之前做的“254”社区心理服务技术,在提升社区居民的亲子关系的时候,就要用五伦关系中的“父子有亲”这种思想。比如说有些社区居民喜欢写书法,我们就请一个书法老师,教大家练习“父亲”的“父”字,“爸爸”的“爸”字,并且在练习写字的过程中,老师还给大家讲解这两个字的文化内涵。练习完成后,每个人要准备三分钟的演讲稿,主题就是“我的爸爸”。这个演讲的过程就相当于心理学上的叙事,居民通过讲述亲子关系的故事,使自己的内心和父亲的情感连接得更好,也达到了心理效果。另外这个技术运用的过程与载体都是文化性的,是符合一些人的心理需求的。
另外,还有技术的功能性。因为老百姓需要得到实质性的效果,他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去做这件事,能有什么好处?当然社工会说,这会使你跟家人的关系更好,会使你的亲子关系、幸福度更高,可是这个回答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抽象的、看不见的精神层面的追求,他们更在意的是柴米酱醋茶这些实在的物质。
所以技术创新,无论是做危机干预还是教育预防,都应该因人而异。如果是文化人,就要根据文化的生态和动力去进行引导。在西平的论坛会上,我就提议:全县举办一个社会心理服务技术创新大赛。不管你是哪个部门,妇联的、政法的,还是公安的、社区街道的,都要参与进来,这有点类似于学校搞教学方法大赛,全体老师一起参与。上文讲的“父子有亲”技术,运用的是书法心理疗法,这其实就是一个创新,是符合当地居民的生活特色的。如果一个地方正好产西瓜,就可以搞一个传西瓜大赛,把我们想要的效果通过西瓜大赛传递出来,这不是很好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技术不能脱离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尤其是老百姓的生活经济发展水平。西平县是个农业县,还没有达到发达地区的水准,如果社会心理服务和百姓的生活一点也不搭边,大家都不适应,如果还是把原来的心理技术、社工服务技术拿来折腾,说白了就是侵犯了人家,打扰了人家的生活。
所以一定要走中国牌的社会心理服务道路。西平模式已经在路上,只是“最后一公里”要进一步地本土化,要培养出一批和老百姓能说得上话、会说话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要创新出一批为当下社区居民服务的既有文化性又有科学性的社会心理服务技术。
如果你是一个社区书记,一个信访局局长,一名社会心理服务的工作者,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各行各业运用心理学去服务社会,是不是都需要在这个方面进行提早的预防?
一开始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与精力,这样我们可能就不会花很多的钱去买那些治疗性的设备,当然,如果器材的功能和疗效能够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以及教育与预防的心理服务目标结合起来,也是可以尝试的。比如科普的仪器设备,放在社区里,让小孩子去体验,可以提升孩子的创新思维。还有一些预防老年人痴呆的医疗设备,老人们在社区每天做几分钟的训练,这样我们的社会心理服务才是真正地服务到了居民。再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系列的科普小图画,类似于孩子不学习怎么教育,孩子淘气怎么办,父母吵架要不要当着孩子的面这种主题的。
本土化的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服务做到有效、有用、满足老百姓趋利避害的现实心理,同时又能间接实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宏伟目标,最后减少了犯罪率,减少了冲突,减少了上访率,等等。这就是以服务为导向,以本土化为根基。
西平县柏城街道综治中心拍照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