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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座谈会上提出：创新突破，“三位一体”，也就是说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干预与预防，第二个阶段是教育与服务，第三个阶段是文化与信仰。每一个阶段都有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这一部分我要单独拿出来说，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
“西平模式”已经在第一个阶段的干预层面做到了最大化，从源头上治理把可能发生的社会不良事件扼杀在摇篮中。比如，对全县所有离婚人群跟踪服务和信息分析，找出可能会出现“后遗症”及不良社会行为的人，进行单对单、多对单的干预，全面降低由于离婚等社会事件而导致的社会不良行为发生，这就是从源头上治理的具体工作及体现。其次就是在“阵地”上坚守，把具体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比如信访工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阵地”，架起沟通的桥梁，全面倾听民众声音，真诚开放，迎难而上，寻找信访工作的新突破、新方法，坚守阵地，坚决不后撤，坚决“不迂回”，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是社会治理干预阶段最好的体现。
这种初级阶段的效果最大化，保证了“西平模式”的典型和成功。除此之外，第一阶段的预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网格化的设计，自下而上的宣传推进，专业队伍的培训，一批批专家进入指导，一群群考察队伍的到来，都对整个社会进行了有力的宣传，这种宣传式的预防普及，也起到很大效果，给人一种仪式感。但需要强调的是，宣传不是教育，宣传是外部影响促进认知改变，教育是内部启发导致文化自觉。
我认为第一个阶段的干预和预防没有得满分，因为还有提升的空间，可以再在科普宣传和教育上做更足的工作。比如，让心理科普支援队伍的专业素养更扎实，然后通过“村村通”的方式进行全面的普及和宣传，做到全县人民生活心理的“全覆盖”，这样就实现了第一阶段干预和预防的整体全面效果。
社会治理的第二个阶段是教育和服务。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教育任务尤其重要。
人们在经济生活提升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需要在精神自我上进行更新和建设，这种工作要通过教育才能实现。所以，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提升人们的心理和文化素养，服务老百姓新的阶段的需求和期待。我认为，这也是“西平模式”下一个阶段升级换代的新任务、新挑战。比如，可以根据本地区具体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状况，开设线上线下的“心理夜校”，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体人民“拿学分”的机制，进行“新的民智教育”，课程围绕老百姓急需的“家庭管理”“家庭理财”“亲子教育”“房间美化”等。这些新时代的新需求，一方面提升人民的素养，另一方面服务和满足了现阶段人民的需要。这就是社会治理第二阶段教育与服务的重要方向和任务。
我在2019年5月的社会工作高峰论坛中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西平模式的推动者们内心都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突破瓶颈。第一阶段的干预阶段和防护阶段，西平县已经做得很好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第二阶段，这就是王兴书记说的瓶颈期。这个阶段，就急需心理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参与进来。
就拿信访接待工作来说吧，在信访局我们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上访人员，怎样创新性地把这些人员的问题解决掉，是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西平模式的体系已经建设完成了，信访的接待流程也都非常完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效果就要比过去好很多才行，比如说以前一个月100人来上访，现在还是100人来上访；以前的解决问题的成功率是50%，现在还是50%，这可是不行的！这时信访工作人员的压力就会很大，要减少上访量，就要在教育上下功夫；要增加成功率，就要在技术服务上下功夫。所以，现阶段西平县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一点我特别理解。
所以这个阶段要进行技术的创新，同时对各个阶层的教育体系进行创新，这就是社会心理生态体系建设。由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刚刚提出，心理学界的研究者——高校中的智库还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阶段。一些社会上的心理咨询师还停留在临床思维的视角，没有了解清楚社会心理服务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大家的不断摸索中，政府部门尤其是像西平这样的地方，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但学界的人没有跟上去，社会上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跟上去，这就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
但是西平县的问题是等不得的，它要想方设法地克服困难，就会去邀请学者来指导。学者可能会觉得给出指导之后，这个地方肯定会有一些改观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他们分析了一大堆原因，但没有说明怎么办，西平县现在不需要那么多道理，“怎么办”才是现阶段最急需的。
社会治理的第三个阶段是文化与信仰。当我们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和工作之后，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之后自然会到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需要干预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是社会心理和心态的问题，而导致心理和心态的问题又有一半以上是文化的问题引起的。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受到了犯罪分子的性侵，回到家之后被母亲责备：“你怎么还有脸回来，你不知道我们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吗？”小女孩在晚上自杀了。这种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是由于妈妈内心扭曲的性价值观超过了作为一个母亲的人心和爱而导致的“文化致命”的问题。
社会治理进行到一定的深度，就要在文化和信仰层面下功夫了。虽然我们说的三个阶段，主要是为了要有科学、系统、全面的思维和布局，但是在社会治理的实际工作中是要相互促进和推动的，不然就会出现王兴书记说的那样，很多模式最后都没有了下文。因为不系统，不科学，所以不能持久，甚至从一开始这套系统和模式就不能升级，只能把“1.0版本”做到最后就再也不能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