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行政干部转化为自己人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好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在做社会心理服务时，心理学人做不了什么，真正的主导者还是在政府部门。所以中国人民大学的时勘教授就提出“要把行政干部转换成自己人”这样一个思路。这是学者在推进工作的具体事件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心理学行业做得不足的地方。

从召开的心理学的会议可以看出，不管在哪个地方开，出席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当地的政府官员，就算是在高校中召开会议，高校的校长或者院长也很少有出席的。

2018年中国心理学会在厦门召开全国心理服务机构发展模式研讨会时，只有厦门市集美区的宣传部副部长出席了会议。2019年3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专业委员会（筹）首届年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也是一个政府官员都没邀请，学者们完全关起门来自己开。社会治理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还有什么意义？

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会议，国家民政部的人员有受邀出席的，但是长春本地的官员却一个也没出现。这样的会议，至少要请一个省级领导出席。省级领导一来，看到这个心理学大会由几百人出席，专题论坛与分组报告这么多，就会重视心理学，下一次心理学课题要申报的时候，领导也就知道心理学的重要性了。可学界还是没有这种意识。

除了心理学学界没有和政府打交道的意识之外，学者们的自认清高也是原因之一。我们总是认为自己是专业的，政府官员又不懂，肯定没办法指导我们，给出好的建议。当然，已经有学者发现这个问题了，像时勘教授就说，“我们如果不把行政干部转化为自己人，我们这项工作就开展不了”。的确，我们的计划、企划都需要政府批示才行，没有政府同意，你什么也做不起来。但是我在这些年做实践探索的过程中，网校的几万名学员中有相当多的是基层的公务员。

我们的渡老师里有公务员，比如有妇联主席、社区书记、民政局局长等。把公职人员发展成学员有几个好处：第一，我们在推行社会心理服务过程中，对一些相关的公务员做了心理学的科学普及，他们知道心理学是什么学科，该怎么运用心理学。第二，这些公职人员变成了我们的学生，我们再运用心理学去做服务的时候，和公职人员就容易沟通了。第三，行政官员再去运用心理学为他们的工作服务的时候，也更有资源，他们不会盲目抓瞎，找几个不入流的心理咨询师当作专家，能识别出真正有能力的心理学者，甚至他们还可以形成一些研究性质的服务。比如现在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多地走基层，靠的都是我的学生、分校的校长牵线搭桥。

这件事情对我很有启发，我还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做一个网络培训班，培训班的名字就叫作“社区心理服务研修班”，专门邀请社区书记来参加学习。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让社区书记成为心理学家，而是为了让社区书记更加了解心理学，怎样运用心理学把社区管理和社区治理做得更好，让这些社区书记知道怎么培训志愿者，怎么去找专家，怎么开设心理茶馆。这样就实现了现在学界讲的“先对公务员进行心理学科普教育，然后把他们转化为自己人”的思路。 PEHws5X/mtqDCkup8f4EcQqdDTGGmRsOZ7aEgvoOolrINjtd52nj6dvAstyPX2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