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牌”心理学

无论是从整个体系建设，还是从实际成效来说，作为社会治理的探索者，“西平模式”已经成功了，而且，这种成功体现在许多方面：探索者需要机遇和勇气，探索者给人启迪和鼓舞，探索者为了保持领先就要不断创新和突破，这种创新就又会推动社会治理的新格局。这些就是成功的具体体现。

不过，我们对社会治理的认识还是要加强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社会服务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概念上有哪些交叉和相互融合的，如何促进等，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理解。淘汰和更新在发展中不能与时俱进的文化和内涵，实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树立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坚定的信仰，就是社会服务的最终任务和目标。

我和王兴书记以及刘欣然局长的讨论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传统文化和社会治理的部分。他们是“西平模式”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我是一名从基层摸爬滚打走出来的心理学工作者，这种不约而同的意义和价值很大，有点“胜利会师”的感觉。

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的同乡、著名心理学家周先庚先生就提出“中国牌”心理学的概念，科学心理学的主要奠基人冯特也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民族心理学，著名心理学家潘菽院士也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从心理学发展的情况看，世界心理学显然已走到要‘拐弯’的时候”。这种“拐弯”就是从西方到东方、从外来到本土、从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的拐弯。

在考察中，王兴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不要总是用西方的心理学来做事情了，我们要用中国老百姓听得懂的话来做工作。我们不需要高大上的专家，我们需要能具体解决问题的‘赤脚医生’。”这是面对复杂社会形式，战斗在第一线的同志发自内心的声音和渴望，甚至说是呐喊都不为过。

心理学本来就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产物，科学主义的心理学家为心理学服务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征程中，我们更需要人文主义的心理学家走在第一方队，用中国人的人心、人性、人情和人事来服务中国人。

我们需要坚定文化自信，需要从中国心理学思想库中寻找答案，需要根据当下的社会需求创新出一大批实用的心理技术，需要培养出一大批“说中国话”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这就是“西平模式”面临升级换代的新挑战，也是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