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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我们开始心解《水浒》，正式揭开这本书的面纱。
说起《水浒传》，大家都不陌生，这本书跟《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一样家喻户晓。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水浒》里面斗争激烈，年轻人看了会学坏，容易被他人利用。很多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容易冲动，头脑一热，容易犯下错误，所以少不读《水浒》，是从民间的角度来说，这体现了《水浒传》的一些特质。
我们既然说过它的故事来自民间，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那么首先它就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在宋朝末年，政府管理不善，同时由于封建制度的缺陷，在国家管理、法律法制、社会制度等方面得不到保障。也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其实是通过传播梁山好汉的故事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满。
首先有一个问题：梁山一百零八人都是好汉吗？不全是。比如周通、小霸王。所以我们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好汉。
这本书是要从心理学视角分析《水浒传》中角色的人格，但在开始之前，必须先谈谈态度和价值观的问题，也就是说要确定好汉和英雄的定义。有一些价值观是亘古不变的，是不能被混淆的。要定义什么是英雄好汉，首先要看这个人在行为上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如果说一个人违反社会规范，强抢民女、欺男霸女、鱼肉乡里，那这个人就不是英雄好汉。除了看行为，还要看一个人的人格。如果一个人很暴躁，很容易跟他人发生冲突，这是性格上的特质，并不代表一个人的人格。但是如果一个人经常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就属于人格层面的问题。这样的人就不能被称为好汉。
不能因为他们被逼上梁山，就认为他们做的事都是情有可原的。好比一个人被别人的狗咬了，不意味着这个人就要去反咬一口。也就是说，要分辨他们是否为真的好汉，首先不能对他们的行为进行错误归因，其次要看他们是否违背了人性的真善美。
很多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在《水浒传》中，有一位梁山好汉是做人肉包子、开黑店的，他还算不算是好汉呢？其实他开黑店的时候，是不剁人肉的，有自己的底线。他开黑店，更多的是反映了当时人吃人的黑暗社会，黑店实际上是社会矛盾的产物。人肉包子是一种隐喻，它反映的是政府的苛政和腐败。
孟子讲君主，他去见梁惠王、齐宣王的时候，他说率兽食人，即君王率着一帮猛兽去吃老百姓。这里的个人肉包子店，其实是作者在影射当时的社会环境。梁山好汉的原则就是劫富济贫，如果一个人杀的都是不义的人，这个跟梁山的价值观，跟小说的价值观，跟老百姓的期待是一致的。哪怕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好汉，至少他不是一个孬种，不是一个败类。按照这个原则，如果做人肉包子那位也不算好汉，那么整个梁山恐怕也没几位能配上好汉这个名号了。因此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解读，并且要以今天的价值观和人性观来衡量。
上述的衡量标准，总结起来就是：第一点是不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开脱，不要斤斤计较、以牙还牙。第二点是所做的事情不能违反人性。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判断，那么梁山里就有相当多的人不属于好汉。那么为什么梁山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真正的英雄，却被老百姓认为是英雄呢？
人在面对来自社会、外部的压力时，是有自己的应对方式的。当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刺激，被人攻击时，当社会中出现了正不压邪的现象时，人们自然会渴望正义。人们都说冬至大过年，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是过去我们曾经把冬至当成是一年的开始，后来才演变为将大年初一作为新年之始。那么冬至为什么是一年的开始呢？冬至后一九开始，一九开始就一阳生。什么叫一阳生呢？在寒冷之下隐藏的阳气开始慢慢生长了，一九生、二九生、三九生，一直生到九九就完全是阳了。所以实际上冬至是阳气的开始。其实社会跟自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一片和谐背后可能暗藏危机，在生灵涂炭的背后也有可能暗藏生机。
所以当一个封建王朝到了濒临瓦解的时期，当君主率兽食人时，比如蔡京、童贯这几大猛虎一出现，梁山好汉就出现了。
在这样一种正不胜邪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内心的正气就被抑制了。那难道就没有正气了吗？有的，因为人有善良之心，人内心有正义。如果人们不敢说真话、不敢做正义的事了，那说明社会的邪气很重。就好比一个人不敢光着膀子出门，说明外边很冷，只有火气很旺的人才敢这么做。为什么不是好汉的人却被当了好汉？因为社会正不胜邪，邪气入侵，正义被压制住了，但正义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在老百姓心里。老百姓的心里隐藏着一股正气，这种正气偶尔会冒出来一点，冒出来的正气就是他们心中的渴望。通过塑造一些人物，演绎一些故事，这些梁山好汉成了人民渴望正义的象征。不管这些英雄人物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人性的真善美，只要他们攻击的是百姓的敌人，百姓就认为他们和自己是同一战线的人。这就是社会文化心理，是社会的无意识。
这就好比抗战时期，无论是什么人，只要参与抗日就都是同志。但是战争结束后，该算的账还是要算，那时候你在百姓眼里还算不算好人就另当别论了。当社会有尖锐矛盾时，只要与主要敌人做斗争的都是人民眼中的英雄，所以以前的英雄和今天的英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句话叫“时势造英雄”，就是当时大宋尖锐的社会矛盾造就了梁山好汉这一批英雄。
因此，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认为梁山一百零八人都是好汉，他们都是英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人格或行为足够伟大，而是那个特殊的时代把他们变成了英雄，但事实上他们很多人的人格和行为都没有达到传统观念中英雄和好汉的境界。
这一百零八人是被百姓幻想出来与时代抗争的，他们是当时恶劣社会环境下的大众人群心理的投射与文学艺术的结合体。文学作品需要有现实依据和背景，有作者的心理投射，有文学的艺术加工。
那么经典名著相比普通的作品高明在哪里？如果一部作品表现的是作者一个人的心理投射，那么这部作品是很难流芳百世的。经典著作所表现的往往是一群人、一代人乃至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所以它能成为经典。只从单个人的视角出发，难以有大的格局，它是不能被称为经典的。所以这样子来看，经典不是作者自己的心理投射，它是整个大众的心理投射，作者经过加工升华，把大众的需求通过虚构人物表现出来。
《水浒传》就是反映了大众的心理投射。当时的百姓们只要看到一点正义和希望的火星，就想抓住不放。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社会太黑暗了，但凡看到一点希望，百姓都非常雀跃。就像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哪怕只有一点热气，他都会觉得有希望。在一个正不压邪的社会，老百姓往往会呼唤英雄、渴望好汉，这种渴望甚至会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比如人肉包子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所以这一百零八人既是英雄又不是英雄，他们并没有英雄的思想高度，是时势造就了他们。
这就是本书对《水浒传》的初步解读。为了从心理学的视角诠释这本书，本书首先会从集体无意识、集体文化心理的角度来解读它。
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可以说宋朝是一个接纳度很高的朝代。这些英雄们都不是完美的，他们有许多不良的品质，但仍然能被老百姓奉为英雄。
曾经有人这样说：宋朝之后无中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宋朝虽然社会环境黑暗，但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文天祥、岳飞……这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血性男儿，但是这些人基本都牺牲了。在更早的时候，人类社会存在一个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那个时候西方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中国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哲学、文化等的繁盛时期。到了唐宋时期，思想是相对开放的。尽管从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唐宋仍然是思想落后的，但实际上现在只是科技进步了，而在对人性的理解、在对意义的追求上，有些东西是亘古不变的。
说完《水浒传》的历史背景，概述完集体心理的因素后，我们接下来分析关于梁山的隐喻。梁山是一个象征，那些英雄是被“逼上”梁山的，为什么是被“逼上”呢？
上梁山，也就是上山，所谓人往高处走，上山本应该是积极的。既然是“被逼”上，那么首先这些英雄是被迫的，他们是被动做出一个正义的选择的。那么是谁逼的呢？是贪官污吏、恶霸地主、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逼的。
有人曾经问我，这个“被逼”有没可能是自己逼的。一个人内心残存的正义感，逼迫着自己去做出选择，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解读。这本书不是以文艺评论家的视角来谈水浒，更不是从社会伦理、法制的角度去批判它。从心理学视角解读水浒，看的是外部的环境和人内部心理的刺激，看的是双向的刺激对人起作用的时候，人的机体尤其是心理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人在面对刺激时的反应，通常体现出一个人的个性。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体验决定人生。重要的并不是事件本身如何发生，而是人在面对这些事件时如何应对。就比如每个人都有童年创伤，但是有的人不会因此而堕落，有的人却会因此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就是不同的理解和体验方式所造成的差异。对同一个事件可能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体验，两种体验与人的外部环境和内心环境都有关系，所以并不是经历决定命运，而是体验决定命运，而体验者体验到的东西又和性格有关。积极的人体验到的是积极的情绪，消极的人体验到的是消极的情绪。对事件的解读，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被迫做出选择，除了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有来自内部的心理压力。比如竹林七贤，仅仅只是社会环境逼迫他们吗？在《三国演义》里有这样的一段情节：刘备三顾茅庐时，曾经在路上看到诸葛亮的一些好友在喝酒。诸葛亮的朋友们就去劝告诸葛亮：你这一出山必会鞠躬尽瘁，违背天时，以此来劝阻他出山。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即使身处恶劣的社会大环境下，也能做到不逼迫自己。如果那些英雄好汉不上梁山，那么他们有其他出路吗？试想一下古代的法律法制环境，在那个时候，抓捕犯人的成功率是有限的。即使是在现代，有身份证、监控、指纹信息等高科技辅助，也仍然有罪犯能躲过，更何况在宋朝躲进深山中呢？
宋朝末期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在贪赃枉法，谁会真正地去捉贼呢？谁会真正地去找贼呢？所以实际上当时的法制环境根本没那么严苛，只要一个人真的想藏起来，政府是很难抓到他的。因此那一百零八个好汉并不是真正地被逼，而是自己主动走上梁山的。
在这个视角下，可以把时迁作为例子进行解读。时迁为什么上梁山呢？因为他内心一直很自卑。时迁在一百零八个好汉里是排在最后三位的，他永远都认为自己是个区区小贼，而小贼怎么能跟侠义大盗比呢？这就好比有一个强盗集团上市公司，是五百强企业，他们的宗旨是替天行道。时迁入职成为其中的一员，他就类似于大企业中的小员工。事实上，时迁骨子里是特别想跟这些人打成一片的，但其他人根本看不起他，认为他做的都是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而时迁也渴望摆脱这种身份。
从时迁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是主动上的梁山，并没有被逼迫。若是他一直做的都是小偷小摸的事情，那么上不上梁山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上梁山是为了寻找一个群体去依靠，通过加入梁山好汉，摆脱自己只是一个小贼的命运。他是在找一种归属感，他实际上是想寻找一个群体，从中获得认同感。
当然最后他实现了这个愿望。时迁为了讨好两位兄弟去偷鸡，因此被祝家庄的人抓起来了。一个不重要的小贼被抓，梁山于情于理都可以不派人救他，可为什么最后还是去救时迁了呢？因为宋江要去攻打祝家庄，有了救时迁的理由，宋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起进攻。而宋江之所以要攻打祝家庄，则是为了立功，想在梁山兄弟面前表现自己。时迁作为一个导火索，从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时候像这种小偷小摸的，被逮着基本上不会法办的，都是随意处理一下。也就是说像时迁这样的人物，哪怕是犯罪也不配得到更重的处罚。他想要摆脱这样的身份，便主动上了梁山。
像时迁这种主动找上门来的，未必意味着他想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因为他当时根本没有事业。时迁真的有所谓的事业心吗？我认为他只是通过加入梁山好汉这一群体来增加自己的自尊心。他认为自己跟侠盗在一个群体中，跟这些梁山好汉成为兄弟是一件很威风的事情，因此他上梁山还体现出了一种虚荣心。
成为梁山好汉的一员，和他自己的事业无关，梁山上有多少人真正关心自己未来的事业？晁天王晁盖，抢了生辰纲，人家来找他，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竟然叫阮氏三兄弟先回去。这意味着这一群人没有管理手段，也没有未来规划，所以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加入。
这群好汉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有心计，就是宋江。其实梁山好汉里没几个人真正想为社会做贡献，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他们不是英雄好汉。如果梁山好汉中有几个像当代马云这样的角色，这个团队可能早就风生水起了。这种风生水起并不是为了要跟朝廷对抗，而是尽可能多地为社会多做服务。这群人来自农工商各个阶层，是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来改变社会状况的。
这些人但凡有点社会责任感，都不会觉得自己是被社会逼上梁山，尽管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确认为自己走投无路，但这种想法也是相当主观的。
也就是说，这群好汉的选择基本都是从自己出发，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去做所谓劫富济贫的事情。然而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小我中走出来，把自己的行为升华到为百姓或社会做贡献，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哪怕这群人中甚至有人是出身名门望族的。
他们中有一些人想要建功立业，但他们对建功立业的理解还停留自己和家族的层面上，他们希望光宗耀祖、保存自己的面子。原来出身军官世族的人现在落草为寇，要想方设法回到朝廷里再成为军官，并且还要把原来杀人放火的债一笔勾销。因此这群人的义不是大义，只能称得上侠义和义气，就是兄弟之间的义，而不是社会层面的义，没有想着为社会除暴安良。
有人认为，这些好汉的思想局限应当被归因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他们认为只要没有归顺朝廷、没有进入权力的制度体系，就可以不必做一些所谓大义的事情。然而事实是，他们的思维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哪怕他们真的回到朝廷，也未必就能有什么升华。因此，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很多都只有小我而无大我，都只有小义而无大义，这一点是《水浒传》人物的基本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