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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谈一谈梁山上的英雄是不是都是真英雄。这个问题在第一章就已经谈过，也给出了解答。宋朝时期，老百姓内心渴望英雄，以展现自己心中被压下来的正气。因为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正不压邪，阳气被阴气给遮盖住了，而外部的社会环境越糟糕，老百姓就越渴望社会上有人能替他们出头，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懑。但这种事情不常发生，于是百姓就通过创造英雄的形象和故事来抒发自己的不满之情。比如武松打虎的故事，老虎危害乡里，总有人被老虎吃，所以武松打虎就是为民除害。为民除害的人都会被百姓尊为英雄，都是好汉。这些英雄好汉形象的出现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邪气越旺盛，正气越弱，人民就越渴望有人能替他们出气，那么好汉的形象就越容易出现，越容易被人民传播和歌颂。也就是说外部的大环境影响了当时百姓的心理文化环境，从而促使这些好汉形象出现。
另一个原因是，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往往是单一的，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遵循一种简单的逻辑：我被人欺负了，有人替我出头，这个出头的人就是我的恩人，我的恩人自然在我心中，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英雄。这个思维和武松的思维有点类似，施恩没让武松挨打，武松便认为他是自己的恩人。张都监在还没有害武松的时候，请他去做身边的警卫，那么对于武松来说张都监也是他的恩人，反过来讲，武松替施恩打了蒋门神，那他也是施恩的英雄，这就是老百姓朴素的价值观。在这种朴素的价值观背景下，就有了好人和坏人的非黑即白的区分。在老百姓的朴素的价值观和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梁山好汉们固然都是大英雄，但如果从现代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或者心理学的角度看，梁山上就未必都是好汉了。若是一个人因为自己被抢劫了，就也去抢劫别人，这是毫无公道可言的。抢劫就是一种犯罪，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所以评论《水浒传》中的人物要站在更广阔的角度，要跳出宋朝时期小市民功利的逻辑，要力求客观，要做到以是非之心来分析这些人物。除了对人物进行时空上的分析，还要进行纵向的、深入的心理方面的分析，站在人格和人性的高度进行分析，看这当中的人物是否有积极的心理品质。
梁山好汉里有相当多的人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的。你杀别人可以，你不杀我就是兄弟，这个显然是无是非之心的。当时宋江被抓到二龙山，要被王英挖心吃，后来王英的大哥一听是宋江，阻止了他，结果宋江马上就把他当兄弟，宋江在这件事情上也是没有是非之心的。
吃心这个情节和孙二娘开黑店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吃人肉包子，一个是吃心，这两个情节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这是作者要反映的。从作者在书中运用的隐喻，读者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已经黑天蔽日，没有任何公道可言。一看这是一个没有公道可言的社会，宋江好像也就听之任之了，可是在宋江的自我标榜中，在他的理想以及对外宣传的形象中，他想要树立的并不是这样的形象。宋江原本想成为一个忠义孝三全其美的人，既然把忠放在首位，宋江作为一个读书人应当有报国安邦的觉悟，可是一遇到外面乌烟瘴气的环境，他就与大环境同流合污了。只要不吃他的心，就可以当他的好兄弟，宋江让把王英抢来的要做压寨夫人的女子给放回去，并且向王英许诺，以后会帮他找一个好媳妇，于是他攻打祝家庄的时候，把扈三娘给认作干妹，由宋太公做媒，许配给了王英。从他这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梁山好汉的是非观如何。
无是非之心就没有核心的价值观，没有核心的价值观就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积极的心理品质。因此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宋江就不是好人，至少在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不是好人，是心理上“坏掉”的人。这么一说好像梁山上就没几个好人了。但应当以辩证的方式看待问题，因为梁山好汉毕竟大多属于社会底层，有以打鱼为生的，有以摆船为生的，还有猎户，有开店的，他们往往是被动地接受社会的影响，他们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按照儒家思想，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分，君子是指读了书，有见地、有知识，有思想高度的，受过开化、受过启蒙的人，而小人是指没有开化的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既然《水浒传》写的都是普通百姓的故事，那么梁山上的很多好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出这些事，其实是情有可原的。但既然都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那肯定也是有原因的。少不看水浒，表面上看是因为它容易误导年轻人，引发年轻人的盲目模仿，更重要的是因为里面的人物所持的摇摆不定的价值观，以及他们模糊的是非观。
当然，作者厉害的地方也在于这点，他对人物的塑造不是非黑即白的，他塑造的人物都是有争议的、立体而鲜活的。从艺术的角度出发，人物的争议性是有必要的，但我们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有必要澄清宋江这个角色人格上的不统一。宋江想要忠孝义三全，他不愿意做出抉择，这说明宋江这个人物的争议性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他人格的问题。当我们从人格的角度出发，就不仅仅是分析一个人道德上的好和坏，我们要分析的是这个人在性格上有哪些缺陷。比如说白胜、周通、董平、孙二娘、王英、穆春、张横、雷横等人。刚才列举的这些人，实际上他们都做过坏事。比如王英是挖人的心，吃人心下酒；孙二娘是开人肉包子店。我们不是要从道德上去评价这些人的行为，而是要分析这些人的成长历程，从而看到他们人格中的缺陷，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些人物源于当时老百姓集体无意识对正义的呼唤，而老百姓由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不论青红皂白把这些人都一股脑捧成了英雄。当然我们也不是要批判当时的老百姓，更不是要试图撤销这些好汉们英雄的称号，我们只是试图以现代的视角去分析他们的人格。用这种方法，《水浒传》中的绝大部分人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比如可以分析吴用。吴用的名号叫智多星，说好听点是机灵，说难听点就是奸诈，那么他都出过些什么鬼主意呢？比如吴用曾经用计骗玉麒麟卢俊义上梁山，这其实就是设了一个圈套，把好好的一个城中的富豪变成了跟他一样的山上草寇。卢俊义本身就胆小，而且又偏信于算命的结果。若是他不信这个计谋也不会成功，但偏偏卢俊义信，燕青和李固都劝不住他，吴用便成功地把卢俊义逼上了梁山。其实吴用是用了一种攻心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卢俊义虽然平时习武练棒，养了一大帮庄客，但是他内心精神上是匮乏的。吴用就看准了卢俊义这个弱点，针对他的薄弱之处进行攻击。
吴用在上梁山之前是个秀才，是个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民间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大在哪里？周围凡是有点什么事都得请他出主意，逢年过节都得请他写个对联，遇事请他写个状子。从吴用出的第一个计划——智取生辰纲，就能看出这个人的人品不太好。作者用的这个智字可以理解为是对吴用的一种讽刺。吴用用了这个计策后，反而把晁盖拉下水，因为他的计谋完全经不起官府的推敲，官府马上就知道这批货是谁劫走的，而且晁盖就是带头人。这就说明吴用的计谋都是一些坏主意而已。这也是梁山好汉们后来无法办成大事的原因，他们的起点有问题，从一开始就不够光明磊落，所以他们也只能是小打小闹，最后被官府吞并。
吴用的危害在于他给别人出的主意都不是光明磊落的主意，但他还要把自己出的主意叫作“智取”，他还要打上正大光明的旗号。不怕真小人，就怕伪君子，吴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再比如吴用使诈骗卢俊义上梁山，卢俊义第一次去做客的时候，吴用就耍了一个心计，留卢俊义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每天一个头领请他吃饭，每次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吴用在这之前把李固等人叫来，骗他们说卢俊义留在山上做大当家，从此以后便不走了。不但如此，他还告诉李固，卢俊义家的墙上已经被题反诗，也就是“卢俊义反”的藏头诗。结果这么一折腾，把卢俊义害得家破人亡，不得不上梁山。所以吴用的问题就在于他专出下作的计策，却还要给自己冠上冠冕堂皇的说辞，把责任都漂亮地推开了，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最容易产生不良影响的。因为这类知识分子在民间的影响力大，百姓都以他们为榜样，一旦他们行为不端，很容易导致普通人价值观的扭曲。而且吴用的计策是比较歹毒的，在卢俊义家的墙上写反诗，给他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卢俊义家都散了，逼得他不得不上梁山，而吴用还认为自己是巧妙地施了一个计谋，但实际上他这些计谋是非常糟糕的。这也是作者给他取名吴用的原因，吴用即为无用，只知道出些阴谋诡计，哪怕你是智多星也是无用的。
其实吴用的套路基本上都差不多，坑蒙拐骗，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份。吴用是一个书生，因此他自然不可能在武力上对梁山有什么贡献，只能帮梁山上的人出点鬼主意，想些旁门左道，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还把别人拉下水。
吴用在故事中反复使用的策略是攻心计。比如说在征方腊的过程中，每一战下来都有兄弟横死，宋江很是心疼，同时也觉得晦气，便不想再做这件事了，而且弟兄们都这样折损太可惜了。吴用这个时候就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劝说他继续征方腊。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吴用总是出这种不好的主意，想些旁门左道，但又把自己修饰得堂堂正正，这是一种很虚伪的行为。另外这个人也比较歹毒，他用的手段是比较狠的，是会给别人造成很大损失的。而且吴用总是利用自己算命先生的身份故弄玄虚，因为当时的人相信道家的理论，于是吴用便总是用天机等说法糊弄宋江，但实际上他恰恰也是在利用宋江，在利用宋江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实现一个落寞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这也说明吴用这个人是比较自私的，他的目的是要展现他计谋的高超，展现他在梁山好汉中的优越性，所以吴用是极少考虑他人的。人们在生活中应当警惕这样的人，所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吴用就是典型的有文化的流氓。到最后征方腊时的大量伤亡，吴用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智慧分为两个部分，智和慧，大部分人把智看得重，但是在慧上面下的功夫少，慧就是我们说的良知良能，所以心学主要是开发这部分。吴用就是把重心放在智，因为他叫智多星，他恰好就是智多于慧，这样就跟鲁智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智深是没有智，他从来都不用计，什么都没有方法，什么都不得要领，但是他有慧，他俩恰好是相反的，互相作为反衬。
这就说明如果一个人在学问上、读书上很厉害，可是慧这个部分没开发出来，没有开发良知和良能，没有把人性的真善美的东西开发出来，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无法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在正道上，就像吴用那样。吴用的例子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某个人有了知识，有了智慧，有了学问，比如说成为一个博士，但是他的人品不行，他的慧根没有得到开发，这样的人是更可怕的。从教育的角度来说，这就好比妈妈学心理学教育孩子，但妈妈却没有爱的能力。结果妈妈学的方法越多，小孩就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吴用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若是他的慧根能达到鲁智深一半的水平，那么他就能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能够引导自己身边的人，从而为改善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在梁山好汉中，出身卑微的人，没有文化、使用暴力的人反而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而这也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即对于教育工作者，对于社会工作者，对于每天在影响别人的人，必须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有良知，要让有一些有良知良能的人去掌握这个社会的话语权。
当然，别人怎么做是别人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保持自己的初心，即使社会还有不足之处，每个人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比如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就可以通过自己人格的影响力，让孩子的人格受到好的影响，引导孩子走上正确的道路。孩子长大之后有可能让这个社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一个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一旦投入教育中，就可能产生无限大的影响。所以吴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这些坏主意波及了很多身边的人。因此人们不能小看这种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因为他看起来没有危害就不提防他。社会上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隐藏在普通人当中，不断地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
应当重视身边环境对人发展的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孟子的母亲在发现住所附近的环境可能产生坏的影响后就带着孟子反复搬家。人是无法决定自己身边的大环境的。人总是处于各种环境之中，并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在人们无法改变身边不良环境的情况下，人也未必就是完全被动的。环境不变化，人是可以变化的，像孟母就懂得带着孟子离开不良环境。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人应当是灵活的，可以变通的。当环境或身边的人对自己有不良影响的时候，人可以主动离开这种环境，我们未必要直接地和环境做斗争，不需要产生正面的冲突。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看起来是被动地离开某个环境，但实际上选择离开的那一方才是主动的。
像梁山这样的团体，需要的是大丈夫，而不是吴用这样的小人。吴用虽然看起来机智，但实际上是个小人。每次他使用阴谋诡计时，都把自己包装得冠冕堂皇。虽然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但人还是应当坚定自己的价值观。吴用很清楚人们价值判断的模糊性，他所做的就是利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在边界上游走。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小聪明，尽管他是一个读书人，但他所获得的知识既没有让他获得良知良能，也没让他能树立起大局观，因此吴用的格局是很狭隘的，他的计谋更多的是一种利己主义，而不是在为梁山兄弟着想，这一点也跟鲁智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用会因为自己的兄弟受难而忧愁吗？显然不会。
当然吴用这个角色的塑造也是很成功的，作者赋予他“智多星”的名号和“无用”的名字，表面上是夸赞，实际上则暗暗地贬损了他。并且这个角色在现代社会中也能找到对应的人，因此读者可以看到，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塑造有普世价值，人是具有跨越时空的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