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为了应对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秩序重构，各国普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这是一种适应性策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正式启动。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日本实际上成功拖延了本应该在石油危机之后就立即实行的结构性改革，从而也拖延了改革阵痛的到来。

通过走“劳资协调路线” 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社会，在确保稳定就业的同时，利用公司内部的职务调动熬过了结构性改革的阵痛时期。日本企业十分类似变形虫，长期实行多种经营战略。这种将触手伸向各行各业的经营方式是一种劳资双方共存共荣的战略，使得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企业可以守护所有的员工。日本企业内部遵循着这样一种人才培养原则：与其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不如让他们成为全能的组织型人才。只要继续把蛋糕做大，无论怎么分配都没有关系。

企业福利与现代家庭的组合，被称为“企业社会主义”。这一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的组合，一直延续到结构性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就是这一体制的最后一朵灿烂而无果的花。在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在为产业结构转型而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为“日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部工会）的成果感到自豪；当西方国家直面“性革命”和家庭崩溃等问题时，我们为“日本式家庭制度”的稳定性感到自豪。回想一下，所谓的“家庭主妇优待政策”——年金制度的“第三号被保险者” 正是在1986年被制度化的。在这个时期，国家政策显然这样诱导女性：“嫁给上班族，成为全职主妇，走上人生巅峰。”

这时候，像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纷纷吹捧“日本第一”，日本也举国上下陶醉其中。

然而，日本社会不得不为改革的推迟付出代价。

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请大家牢牢记住这一年。在这一年，对于日本来说，发生了三件足以动摇国本的事件：一是泡沫经济的崩溃；二是冷战秩序因苏联解体而瓦解；三是“战后处理问题” 的集中爆发，其中就包括后来进步派与保守派长期争论的“慰安妇”问题。

20世纪90年代，面对日益猛烈的全球化风暴，日本被迫卷入了这三个难题之中。然后，众所周知，长期的结构性衰退和无穷无尽的通缩螺旋就开始了。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日本又陷入了人口持续减少等人口结构变化的泥沼。时至今日，我们还深陷其中，无法脱身。

此时，已经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日本进行“业务扩张”，以“行政改革”的名义正式启动。经济衰退开始时，虽然政府也用强心剂一样的传统行政手段——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但这种手段已经显露颓势，成了负债无底洞。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苦于财政、贸易“双赤字”的美国，现在已经重整财政，振作起来了；而享受着从容富裕、“健全财政”的日本，现在却变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负债大国。这才过了20年啊！这就是人祸，政治带来的人祸，而人祸的代价总是由我们老百姓承担。

表1-1列出了1991—2012年的日本内阁。因为基本上都是短命政权，记住这些首相的名字并非易事。但还是让我们牢牢记住，哪个政党的哪个政客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正在反刍的记忆不是别的，正是这些无能政客给国民带来的无尽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