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肖在北非

托马斯·肖（Thomas Shaw）是一位富裕的威斯特摩兰纺织工人的儿子。1720年，他在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完成了神学培训后，来到阿尔及尔，在一家名为“英国工厂”的贸易公司担任牧师。肖强健的体格和“丰富的学识”， 32 加上他在阿尔及尔轻松的工作，使他成为北非和地中海东部一位受人尊敬的探险家。他的大部分探险活动发生在英国人称之为巴巴拉（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利比亚）的内陆地区，并涉足突尼斯、埃及、西奈半岛和圣地。1733年回到英国后，他于1734年当选皇家学会成员，并于1740年担任圣埃德蒙学院的校长。

尽管肖收集了600多种植物，其中140种他认为是新物种，但他几乎没有说明标本是如何或在何处收集的。 33 他的《巴巴拉、埃及和阿拉伯的一些稀有植物目录》是在“迪勒尼乌斯教授的大力协助下完成的，迪勒尼乌斯教授在植物学方面的特点是众所周知的”。 34 重要的是，肖把他的标本存放在大学的植物标本馆中。他明确认识到：（1）永久保存实物标本的重要性；（2）识别错误的可能性；（3）对他收集的植物有不同的解释。 35 尽管肖有先见之明，并且大家知道他的标本在牛津，但这些材料很少被使用。卡尔·林奈在他的《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1753）中引用了肖收集的一些物种；而法国植物学家勒内·德斯方丹（René Desfontaines）的《大西洋植物志》（Flora Atlantica，1798—1799）中出现的所有人名中，“肖”占40%。两位植物学家似乎都没有检查过肖的原始标本。

肖主要对地理、文物和当地习俗感兴趣，他将自己的探险描述为“一篇旨在恢复古代地理的文章，并将这些国家的自然史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出版物的序言充满了对乔治二世和卡罗琳女王的感激之情。了解关于旅行者“起居饮食”的故事及其所经历的困难和危险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他在前言中重点阐述了这种“引发好奇心的问题”。肖的出版方式被称赞为“有教育意义和有趣的”，避免了“多余描述的乏味，相比之下，许多现代博物学家会给读者带来这种乏味沉重的感觉”。 36

在巴巴拉和地中海东部的沿海城镇，肖受到了英国其他贸易公司的欢迎，他们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慷慨和友谊”。他从他们的马匹，他们的仆人以及可恶的奴役行为中获益，但没有对此发表评论。在内陆，肖意识到了强盗的危险，他留在了当地的社区，而不是让他的队伍以“有钱有势”的形象出现，对他来说，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按照当地的习惯穿着打扮”。

两代人之后，约翰·西布索普在地中海东部探险时也有类似的担忧，他甚至向学生们讲述了18世纪早期法国植物学家约瑟夫·皮顿·德·图尔内福特的故事，“他满怀发现的热情，冒着最大的困难，在比利牛斯山上独自面对强盗的侮辱和虐待”。 37

肖以各种各样的礼物来回报热情款待：一把小刀、一对燧石、少量英国火药，或者一根丝线、一根大针或是剪刀。他的旅行选择有时意味着他的小团队“无法保护我们免受白天的炎热或夜晚的寒冷，除非我们偶然遇到一片树林、岩石架子，或者幸运的是，有时遇到一个洞穴”。

总的来说，肖在北非旅行时受到的安全威胁最小。然而，在耶路撒冷，他经常察觉到强盗的存在。1722年，在拉玛（可能是现在的埃尔拉姆）和耶路撒冷之间旅行时，“四队土耳其士兵……没有能力或至少没有勇气保护我们免受阿拉伯人的反复侮辱和蹂躏”。除了来自他人、跳蚤、虱子和“蝎子、毒蛇或毒蜘蛛”的危险外，肖还害怕被拴在他周围的牲畜幼崽踩到。当被迫在夜间赶路时，他们听到“狮子咆哮着追逐猎物，美洲豹、鬣狗和其他各种贪婪的动物互相呼唤和回应”。

肖强调了探险活动中面临的物资匮乏的处境和危险的环境：

从开罗到西奈山，每一个夜晚，天空都是我们唯一的遮盖物；铺着地毯的沙子就是我们的床；还有一套换洗的衣服，捆成一个包当作我们的枕头。我们的骆驼（因为在这些沙漠里，马或骡子需要很多的水才能工作）在我们周围躺成一圈，它们背朝着我们，它们各自的负载和马鞍都放在它们的身后。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充当我们的守卫，它们是警惕的动物，醒来时发出的声音最小。

情况好的时候，动物们就吃大麦和一些豆子，或者其中一种粉做成的小球，而肖吃的是“小麦粉、饼干、蜂蜜、蛋油、醋、橄榄、扁豆、罐装肉，以及在两个月内可以保存的东西”。在困难时期，肖的团队为这些动物收集了“残茬、草、树枝”，然后把“一些以前剩下的食物残余”作为自己的食物。骆驼粪是他们做饭的燃料，它“像柴火一样能着火，燃烧起来像炭火一样明亮”。 /17YzNY6zqw1ujj7HmYHP4GDmpTnVo3KWBdVhtD4xXSB2ke8hGz7FJD8GbWFQq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