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田

道本尼和巴克斯特意识到，为了在大学内发展植物学研究，需要有设施来种植短期的实验用的植物。1834年，道本尼在接管了这座植物园几个月后，就在它的东墙外修建了一座实验植物园。 43 在这里，他对大麦、荞麦和萝卜进行了农业试验。到了1850年，实验植物园被证明太小了，并且道本尼对这个地方有了新的规划——一座睡莲屋（见前文）。结果，1852年，他在牛津的伊夫利路（Iffley Road）附近买了一块土地作为“试验田”，并将其赠送给牛津大学。

20世纪早期，植物学系的植物园增加了屋顶式的温室。当植物学系搬到公园南路时，屋顶也被用作实验温室。位于牛津西北约5千米处的威瑟姆（Wytham）研究站也是如此。这些设施提供了对实验环境的控制，但不能使大量植物在自然环境中生长。牛津大学从未拥有剑桥大学或赫特福德郡罗瑟斯特德实验站（Rothamsted）所拥有的试验田的数量或质量。罗瑟斯特德实验站由农业化学家约翰·贝内特·劳斯（John Bennet Lawes）于1843年创建。

20世纪60年代，西里尔·达林顿（Cyril Darlington）在担任谢拉丹植物学教授时认识到了这些设施的重要性。达林顿在大学公园边缘，靠近植物学系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名为“遗传花园”（Genetic Garden）的实验基地，重点是种植用于遗传实验的植物，特别是种间杂交植物、杂色植物、驯化作物和染色体数目可变的植物。此外，达林顿对树木园的支持还与他看到将该场地用作试验田的机会有关，而这正是牛津大学植物学研究所缺乏的机会。然而，随着达林顿的变动情况发生了变化：遗传花园被放弃了，而树木园还有其他“优先事项”。

20世纪70年代早期，牛津大学提出了另一种创建生态研究试验田的方法。林业系讲师亨利·科尔伊尔·道金斯（Henry Colyear Dawkins）根据他在殖民地林业方面的经验，在威瑟姆森林系统地布置了永久性的样地。 44 这个想法是将天然木材作为一个活的收藏，以便调查木材组成和生长的长期变化。近50年来，这些地块的数据被记录下来，为森林景观的变化提供了详细的见解。 45

威廉·谢拉丹（1659—1728） 46 ，他是皇家学会会员，也是18世纪早期欧洲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瑞典植物学家兼“植物分类学之父”卡尔·林奈称他为“大植物学家”。对林奈的学生弗雷德里克·哈塞尔克维斯特（Fredrik Hasselqvist）来说，他是“植物学界的王者”；而对约克郡博物学家理查德·理查森（Richard Richardson）的书信编辑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 47 谢拉丹在18世纪早期的欧洲植物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发现和培养了植物学人才，同时保障学术交流的畅通；另一方面，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前林奈植物标本馆的建造者之一。

威廉·谢拉丹出生在布什比（Bushby），是莱斯特郡一位地主的长子。1677年，他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获得奖学金，在那里他攻读法律并于1683年毕业。作为一名学生，谢拉丹开始与小雅各布·博巴特建立友谊，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博巴特生命的终结。博巴特在发展谢拉丹的植物学兴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巴黎的约瑟夫·皮顿·德·图尔内福（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和莱顿的保罗·赫尔曼（Paul Hermann）及赫尔曼·博哈夫（Herman Boerhave）的指导下，谢拉丹的这种兴趣在17世纪后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回到英国后，谢拉丹成了各种贵族和地主的旅伴或导师。1703年，他被任命为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在士麦那（现为土耳其伊兹米尔）的领事。这是一个声望很高、报酬丰厚的职位。14年后，他作为一个有钱人回到了英国。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谢拉丹住在伦敦，并全神贯注于他的《纵览》的制作中，他希望创建一个世界植物名称的目录。然而，他继续去欧洲大陆旅行，培养关系，获得、维持友谊，并扩充他的植物标本馆。谢拉丹被埋葬在他的弟弟詹姆斯·谢拉丹的家乡艾尔坦。林奈以威廉·谢拉丹的名字命名欧亚植物属雪亚迪草（Sherardia）。

查尔斯·吉尔斯·布里德尔·道本尼（1795—1867） 48 ，他是皇家学会会员，格洛斯特郡出生的化学家、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1810年获得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奖学金。除了在爱丁堡短暂学习医学外，道本尼的余生都留在了马格达伦。

1822年，道本尼成为奥尔德里希（Aldrichian）化学系主任，他的研究重点是火山作用的化学理论。1834年，他被选为第五任谢拉丹植物学教授，1840年，他被选为第一任西布索普农村经济学教授。道本尼利用他担任的一系列学术教授的身份来研究化学、地质学和植物学之间的联系。就像两代人之前对植物学所做的那样，道本尼努力打破长期以来认为化学是医学的“侍女”的观念。在大学内部，道本尼是教育改革的倡导者。然而，尽管他支持教学，但至少有一名学生报告说，道本尼不愿意“屈尊从事基础教学”。 49

德国化学家加斯图斯·冯·莱比希（Justus von Leibig）因其对植物营养的研究将道本尼描述为“农业科学原理的热心传播者”。 50 道本尼主要凭借自费改造了植物园，19世纪中期，他在植物生理学和真菌生物学方面的工作使这个植物园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教学场所和进行植物学研究的场所。他对新思想持开放态度，通过旅行、实地考察和通信网络，他将目光投向了牛津以外的地方。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用南非的金镜花属（Daubenya）纪念了道本尼，因为他“对植物化学的有趣研究大大有助于我们对植物生理学的认识”。 51

亨利·伯伦·菲尔丁（1805—1851） 52 ，他是兰开夏郡一家印花公司的老板的独子。菲尔丁是一个因健康状况不佳而退休的人，他利用自己继承的巨额遗产来追求植物学兴趣。1836年，他开始从欧洲各地的收藏家那里购买整个植物标本。他通过赞助海外的植物学野外工作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在那里为收藏者提供资金支持，以换取一些标本，并通过竞拍购买标本馆标本。15年后，菲尔丁拥有19世纪欧洲最好的私人植物标本馆之一。

菲尔丁和他的妻子玛丽认真对待管理工作，他们创建了一个以良好的保存质量、规范的标本顺序和覆盖范围广而闻名的植物收藏场所。随着藏品数量的增加，菲尔丁至少有一次搬家是出于对标本安全的担忧。1853年，玛丽将植物标本馆和菲尔丁图书馆的一部分捐赠给了牛津大学，并且提供足够的资金来聘请一名馆长。

菲尔丁开始为他收集的比较不寻常的标本做笔记，计划以“植物丛书”的方式出版这些笔记及妻子玛丽的插图。在英国皇家植物园主任威廉·杰克逊·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的建议下，年轻的苏格兰植物学家兼热带探险家乔治·加德纳（George Gardner）在短暂任命下，帮助菲尔丁夫妇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加德纳打算对菲尔丁的收藏进行“更科学的管理”，并确定“许多标本的种类”。 53 不到一个月后，加德纳接受了胡克的邀请，成为锡兰佩拉登尼亚植物园的主任。我们可以理解菲尔丁对失去“加德纳先生的科学管理”感到恼火。 54

“植物丛书”的出版成为两人之间的摩擦点。加德纳认为自己的贡献应该和菲尔丁享有同等的地位。二人一位共同的朋友出面进行调停，让愤怒的加德纳平静了下来。勉强达成的妥协是在标题页上加上“乔治·加德纳协助”。加德纳接受了这种处理方法，但认为菲尔丁是一个“严重缺乏道德操守的人”。 55

乔治·克拉里奇·德鲁斯（1850—1932） 56 ，他是皇家学会会员，北安普敦郡一名女管家的私生子，作为一位化学家和牛津当地的政治家，他通过贸易和精明的投资致富。作为一个在植物学上自学成才的人，他于1895年被任命为大学植物标本馆的名誉馆长，并在余生中给予这些藏品几十年来所缺乏的关注。然而，他未能于1885年获得谢拉丹植物学教授的职位。

在20世纪前30年，德鲁斯是英国著名的野外植物学家、英国植物界的权威和促进英国植物研究的植物学交流俱乐部的“皇帝”。 57 他周游世界，收集广泛。他是一位多产的植物学作家，他的作品包括英国四个郡的完整植物群，以及对罗伯特·莫里森和约翰·迪勒尼乌斯科学收藏的详细描述。德鲁斯是公共教育的倡导者，并于20世纪早期在牛津郡创建图书馆服务（和牛津污水处理系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在家乡和移居的地方建立了自然历史学会。

德鲁斯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毁誉参半。对于一个有他那样社会背景的人来说，像他那样闯入英国贵族阶层、学术界和学术团体是很不寻常的。德鲁斯将他数量庞大的植物标本和大部分财产遗赠给了牛津大学。他相信自己已经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来管理他的收藏，甚至创建了一个植物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