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体藏品

活体藏品在植物学教学和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过去的30年里，这些植物的藏品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让我们了解到了植物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自然环境中面临的威胁。自17世纪40年代开始种植以来，植物园或多或少在植物学信息交流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20

博巴特夫妇参与到由园丁组成的交流组织中，他们交流技术、分享观察到的植物，并充分发掘植物学的神秘性、实践性和实验性，满足自己的兴趣。当时和现在一样，游客们希望在植物园里发现奇异的植物，因此博巴特夫妇开发了温室和炉灶，培育出更娇嫩的标本，以满足他们的期望。1648年，植物园匿名出版了包含大约1 400种植物的简单目录。如果不是博巴特夫妇收集到的实物标本保存在大学的植物标本馆里，这份目录在今天几乎没有什么科学用途。 21

通过将出版物上的名字与博巴特夫妇在标本上手写的名字进行匹配，人们可以确定实际种植的是什么植物。除了一小部分的药用植物外，还有一些新奇的品种，例如从美洲引进的“不起眼的植物”——含羞草，它的叶子在被触摸时会蜷缩，以及从野外和大学植物园中采集的五颜六色的植物。园艺爱好者的最爱包括银莲花（Anemone）、风信子（Hyacinthus orientalis）和桂竹香（Erysimum cheiri）的形态和颜色。到17世纪晚期，博巴特植物园的墙壁上长满了修剪过的乔木和灌木，如苹果（Malus）、樱桃（Prunus，Cerasus亚属）、欧楂（Mespilus germanica）、桃（Prunus persica）、梨（Pyrus communis）、李子（Prunus，Prunus亚属）和榅桲（Cydonia oblonga）。 22 博巴特植物园里储存的种子和植物有多种来源，例如来自他们自己在野外收集的、朋友和同事送的礼物以及其他园丁之间的交流。有些植物甚至可能已经被购买了，因为植物园发现它们的标本数量异常。

我们知道这座植物园是由紫杉树篱（yew hedges）分隔布置的，尽管我们掌握了所有关于它内部所含的信息，但是我们对这些植物是如何排布的知之甚少。它们可能是根据药用或其他实用用途来排布的，或者是根据植物的地理起源来排布的。在18世纪，人们对正规植物园的兴趣有所下降，第三任谢拉丹植物学教授约翰·西布索普在地理基础上重新设计了花圃和种植方式，英国和欧洲植物位于南北路径的东侧，北美和亚洲植物位于西侧。西布索普的植物园似乎没有经过修剪，这些植物显示出“它们的自然生长，没有被艺术掩盖或扭曲”，同时精心安排这些植物也反映了他的教学兴趣。 23

19世纪，查尔斯·道本尼和园林主管威廉·巴克斯特（William Baxter）用美丽的弧形花坛对植物园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设计。19世纪80年代，第七任谢拉丹植物学教授艾萨克·贝利·巴尔福（Isaac Bayley Balfour）根据当时英国皇家植物园乔治·边沁（George Bentham）和约瑟夫·胡克的分类学体系，抛弃了巴克斯特的花坛，并设计了“有序的花坛”。在20世纪，学者们争论不同分类系统的优点，但在21世纪早期，植物园主任蒂莫西·沃克（Timothy Walker）根据基于DNA数据的植物分类重新排列了花坛。在植物园的其他地方，在20世纪20年代增加了一个岩石植物园，并在40年代铺设了草本植物园。在21世纪，植物园的园艺创新继续进行，包括诸如默顿边界（Merton Borders）等激进设计，其目的是将视觉冲击、低投入设施和成本效益管理结合起来。

18世纪30年代，植物园加入了园艺争先的竞赛中。为收藏外来的藏品[如咖啡（Coffea arabica）、茶（Camellia sinensis）、棉花（Gossypium）、甘蔗（Saccharum offi cinarum）和菠萝（Ananas comosus）]和稀有珍品，特别是来自肯特郡埃尔塔姆皇家药剂师詹姆斯·谢拉丹（James Sherard）植物园的珍品，植物园修建了两座规模不大的温室。 24 种植外来植物是有代价的：1735年至1754年间，植物园每年的常规预算中约有40%用于取暖和维护温室，以维持植物的生存。到18世纪晚期，事实证明，这些温室更具装饰性，而非实用性的。

道本尼种植维多利亚睡莲（Victoria amazonica）的愿望促成了植物园中温室的最大规模改造。1851年，睡莲屋的水箱通过流经铁管的热水加热，成为道本尼温室建筑群的中心。维多利亚睡莲两年后开花。然而，水箱的基建很差，持续的维护成为植物园的一个财政负担，因此道本尼最终自掏腰包。 25 到20世纪早期，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在玻璃下种植奇异植物意味着自19世纪中叶以来，温室大约每40年就要更换一次。

一个科学收藏品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物体的外壳，无论它是活的还是死的。为了使标本具有科学价值，它们必须与收集它们的时间和地点等有关的数据相关联，并且必须有一个物种分布的多个例子。因此，更多的价值附加在已知野生来源的独特标本上，而不是那些来自商业渠道或通过与其他收藏品交换获得的标本上。

牛津市中心的植物园不大可能将每个单一物种都置于其中，原因是要么空间太小，要么场地太宝贵。参观者通常希望看到许多不同的东西，而研究人员往往对许多相似植物的不同例子之间的差异感兴趣。这种差别在收集树木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

树木一直是植物园景观的一部分，但在19世纪40年代，出于经济和美学原因，道本尼开始积极地种植一批结球果的树木（裸子植物）。 26 种植在植物园西墙和玫瑰巷之间的松树包括智利南洋杉（Araucaria araucana）、北美金柏（Cupressus nootkatensis）和乔松（Pinus wallichiana）。这种设计的初衷是“同时选择最耐寒和最具观赏性的” 27 物种，不过园地上的一个树木园失败了，尽管原来的两种植物保留了下来。

1963年，植物园获得了种植树木的机会，当时大学将位于牛津东南约8千米处的努内汉·考特尼（Nuneham Courtenay）的努内汉公园（Nuneham Park）的部分地产让给了植物园。努内汉·考特尼树木园的核心是由爱德华·维纳布尔斯-弗农-哈考特（Edward Venables-Vernon-Harcourt）主教于1835年创建的松树园。树木园的面积逐渐增加到了如今的大约53公顷。今天，树木园拥有一批成熟的针叶树，尤其是来自北美的针叶树，它们都位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景观之中。考虑到树木的高度，特别是北美红杉（Sequoia sempervirens）、巨杉（Sequoiadendron giganteum）和北美翠柏（Calocedrus decurrens）等植物园中最古老的树木的高度，以及它们所需的土壤类型，牛津市中心是不可能种植它们的。树木园的空间意味着可以种植一个物种的种群，而不是单一的标本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