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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晚期，特拉斯坎特的陈列柜抵达了牛津大学，虽然它在植物学中没有任何作用，但这是来自另一个时代的珍品，特拉斯坎特在兰贝斯南部的活物收藏品是它昔日的影子。 6 到1710年，马格达伦学院的研究员兼《旁观者》的联合创始人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把这些收藏称为“一群完全致力于收集大自然垃圾的学者”的努力。 7 然而，牛津最早的两位陈列柜的管理员罗伯特·普劳特和爱德华·勒怀德（Edward Lhywd），他们热衷于利用这些藏品来加深全球对包括植物学在内的自然世界的了解。
17世纪下半叶，牛津大学开始将这些收藏从一柜子的奇珍物品慢慢演变为一组精心策划和标记的物品，这些物品可以用来解决科学性的植物学问题。这一变化是随着博巴特夫妇扩大了植物园的活植物收藏而来的，因为他们私下参与创建了一个保存干燥植物的图书馆——植物标本馆，这些植物标本来自植物园和城市周围的乡村。 8
▲ 在牙买加收集的可可（Theobroma cacao）标本。来自威廉·谢拉丹的个人植物标本馆，压在干燥纸上（如第32页可可标本所示）
16世纪中叶，博洛尼亚大学植物学教授卢卡·吉尼（Luca Ghini）通过干燥来保存扁平植物的技术可能起源于欧洲。 9 最早提到标本馆的一个例子是由吉尼的一个学生所做的：“我从来没有在英国见过它（海滨珍珠菜，Lysimachia maritima），只在福克纳（Falkonner）大师的笔记中保存过，而那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除非我记错了。” 10 然而，直到17世纪晚期，当纸张价格下降时，植物标本集才成为常见的科学工具和“好奇者”想要的物品。 11 在好奇者中，1665年11月5日，塞缪尔·佩皮斯对约翰·伊夫林的《冬季花园》（Hortus Hyemalis）感到惊讶，他说，这本书里有好几种植物的叶子都是干燥的，但它们保持了颜色，看起来非常精致，比《草药书》的内容都要好。 12
博巴特夫妇创建皮面精装的最大开本图书标本馆的原因尚不清楚。也许他们意识到它包含的2800个标本提供了与17世纪植物园中生长的植物的重要联系。 13 当然，到了18世纪早期，博巴特夫妇的新藏品已经广为人知，至少在牛津是这样：
压干植物标本将得到：
两本十册的大部头——伟大的工作！
花费巨大的代价编撰；
只要聚精会神，
就能永世长存。 14
19世纪中叶，牛津大学的化学家和植物学家查尔斯·道本尼（Charles Daubeny），第五任谢拉丹植物学教授，正忙于纠正几十年来对植物园及其活体收藏品忽视的问题。 15 1853年，他代表牛津大学正式接手了英国植物标本收藏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大型植物标本馆，他相信收集活的和干的植物是辅助教学和研究的工具。他认为，鲜活的藏品可以激发人们对植物的兴趣，并为教学提供了从有限种类中获取大量季节性材料的途径，而在一个“干燥的植物园”中，全年都可以获得来自大量植物的有限数量的材料。
▲ 在一张干燥的纸上留下的可可样本的印痕，被用作谢拉丹《纵览》的一部分的封面
当道本尼通过谈判买下菲尔丁的收藏品时，他从菲尔丁的妻子玛丽（Mary）那里获得了900英镑（2020年约为72 000英镑）的捐赠，用于支付雇佣一名馆长的费用，但实际上只获得了零星的相关服务。1854年，20岁的麦克斯韦·马斯特斯（Maxwell Masters）被任命为第一任菲尔丁馆长，大约三年后，他辞去了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医学院（St George’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教授植物学的职务，最终担任了《园丁纪事》（Gardeners’ Chronicle）的主编。1886年，26岁的德国植物学家塞尔玛·舍恩兰（Selmar Schönland）担任为期三年的菲尔丁馆长，然后移居南非，并在那里成立了罗德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的植物学系。 16 这个职位后来一直空缺，直到牛津的药剂师乔治·克拉里奇·德鲁斯（George Claridge Druc）于1895年成为名誉馆长，他一直担任此职，直到37年后去世。 17
对牛津植物收藏的监督有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直到19世纪80年代，与现存和保存的植物收藏品有关的书籍、档案和手稿都由植物学教授保管。因此，当第三任谢拉丹植物学教授约翰·西布索普于1796年去世时，大部分档案都在他位于考利楼（Cowley House）[现在是圣希尔达学院（St Hilda’s College）的一部分]的家中。他的亲戚们想利用考利楼的空间，于是把大部分档案当作废纸卖给了牛津的商人。 18 类似地，在1942年，当任职时间最长的主管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在服务了54年后被要求退休时，他愤怒地毁掉了植物园的大部分种植记录。 19 这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牛津大学植物学收藏品的长期价值和科学作用缺乏远见和信心。
▲ 耳叶报春，形似耳廓而被命名的品种。摘自老雅各布·博巴特的《植物标本馆》一书，这是该大学植物学收藏品的基础。这些标本可能是17世纪60年代在植物园采集的
在20世纪，关于植物学（以及更广泛的生物学）中重要或有趣问题的分歧，加上高昂的研究成本和开展这类研究的资源日益减少，常常使牛津大学植物收藏的管理人员与教授、大学主管部门、藏品用户和研究资助者不和。这并不是牛津独有的现象——这发生在国家乃至国际层面，随着科学调查方法的发展，植物藏品经历被合并、储存或丢弃的过程。
植物收藏作为大学的知识财富的一部分，资本和环境必须适应现代植物科学的风格。如今，牛津大学内的三个机构共同负责植物藏品：牛津植物园和树木园，博德莱恩图书馆，还有以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为主的植物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