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植物园

在最普通的层面上，植物园是一个可以展示药用植物及其正确名称的地方。例如在1658年，一位医生“妄自尊大，因为他有医生的头衔，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工作，轻视对简单事物（药物的基本成分）的研究” 60 ，他被警告说，植物园可以教给他一些东西。到17世纪后期，托马斯·巴斯克维尔（Thomas Baskerville）认为植物园“用途广泛，装饰精美，不仅对所有医师、药剂师和那些更直接关注实践的人有用，而且对其他人都有各自的用途”。 61 然而，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医学的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他对大学，尤其是牛津大学，作为学习实用医学的地方评价很差：“送一个人去牛津学制鞋和学实用医学一样好。” 62

丹佛斯和大学的想法可能是将植物园作为医学教学资源。然而，17世纪的植物园里的植物列表展示了它们多种多样的种植目的，例如从欧洲和美洲的新植物引进英国，测试植物生长的最佳条件，支持1669年任命的植物学钦定教授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的研究。 63

此外，因为大学只提供他们的薪水，所以博巴特夫妇不得不赚钱才能维持植物园的运转。他们采取了富有想象力的筹资方式，包括在牛津市场上出售植物园里的农产品，并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向博福特（Beaufort）公爵夫人玛丽·萨默塞特（Mary Somerset）等富有的赞助者提供不寻常的植物和种子。直到1734年，英国植物学家威廉·谢拉丹（William Sherard）的事务得到解决后，大学才为植物园的维护提供了资源。谢拉丹是牛津大学谢拉丹植物学教授的建立者。

尽管植物园以学术角色为主，但老博巴特还是按照当时高度形式化的时尚来进行布置，就是要看起来漂亮。植物园是一个可以炫耀的地方，也是一个巩固大学权力和声誉的地方。奥兰治亲王（未来的威廉三世国王）等尊贵的客人曾到访过，约翰·伊夫林和埃利亚斯·阿什莫尔等绅士们对其赞不绝口。 64 但支持它的声音较少：1664年，法国内科医生塞缪尔·德·索比埃（Samuel de Sorbière）将这座植物园斥为“小而失修，与其说是植物园，不如说是果园”； 65 五年后，托斯卡纳大公爵科西莫三世·德·美第奇（Cosimo III de’Medici）认为，这座植物园“几乎不值得一看”，因为它“场地狭小、不规则、种植条件不良”。 66

在牛津大学的植物学史上，植物园的选址及其对植物学教学和研究的限制，一直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18世纪晚期，植物学教授约翰·西布索普向他的学生抱怨说，这座植物园“在壮丽和辉煌方面远不如由皇家开支支持的植物园[例如邱园（Kew）、加丁杜罗园（Jardin du Roi）]”。 67 一个世纪后，另一位植物学教授西德尼·瓦因斯（Sydney Vines）也抱怨了这座植物园的状况。 68 20世纪50年代，植物学研究从植物园转移到城市其他地方的专门建造的设施中。即使到了21世纪早期，这个地方也不足以满足牛津大学的远大的植物学抱负。

即便如此，但从17世纪40年代到1951年，植物园一直是大学中植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1951年，植物学系从植物园搬到了公园南路。植物园里的植物曾被用作17世纪的医学教学，但第一任主管含蓄地拒绝了植物学仅仅是医学的“侍女”的观点，他认为植物具有独立于其食用和药用的价值。此外，在园内资源贫乏的情况下，在那里工作的植物学家和园丁渴望获得有关植物的新知识。刚刚成立的皇家学会要求客观证据的方法已经生根发芽——Nullius in verba（不相信任何人的话）。

亨利·丹佛斯（1573—1644） 69 ，他出生于威尔特郡（Wiltshire），是一名军人也是一位行政官员，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动荡时期，他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不菲的战绩。他曾在荷兰、法国、西班牙和爱尔兰为奥兰治王子莫里斯（Maurice）、埃塞克斯第二伯爵罗伯特·德弗鲁（Robert Devereux）和第八任蒙乔伊男爵查尔斯·布朗特（Charles Blount）等人效力。

1594年，亨利和他的哥哥查尔斯谋杀了与之敌对的威尔特郡家族的一名成员，并在南安普敦第三伯爵亨利·赖奥塞斯利（Henry Wriothesley）的帮助下逃到了法国。这对兄弟为法国亨利四世效力，并于1598年被伊丽莎白一世赦免。然而，查尔斯参加了埃塞克斯伯爵的叛乱，三年后被斩首。亨利则受到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的青睐。1603年詹姆斯一世封他为丹佛斯男爵，1621年封他为根西岛终身总督，1626年查理一世封他为丹比伯爵。亨利的弟弟约翰是签署查理一世死刑令的地方法官之一。

丹佛斯非常富有，但他在牛津郡康伯里公园退休后身体状况不佳。丹佛斯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即便没有子嗣，他作为建立牛津植物园的捐赠人也会被后人记住。

老雅各布·博巴特（约1599—1680） 70 ，他出生于现代德国的布伦瑞克（Braunchweig），被誉为“德国植物王子”，他在牛津定居之前是一名士兵。1642年，博巴特被任命为植物园的第一任主管。除了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有文化、性格古怪、正直、对修剪情有独钟的酒吧老板外，人们对他的了解甚少。 71 从同时代的肖像画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留着长胡子、相貌相当严肃的男子，他可能会“在大学的教授们中独树一帜”， 72 但他是城里才子们的笑柄。博巴特被认为是植物园中第一个植物目录《牛津植物园目录》（1648）的作者。

博巴特结过两次婚，至少有10个孩子。他的长子雅各布成了植物园的继任者。 73 在博巴特去世后，他家庭的经济状况没有发生变化，依旧拥有利润丰厚的“灰狗旅馆和牧场”的租约以及斯密斯盖特（北卡特街）的房屋。他还在乔治巷（乔治街）拥有一处房子，并将超过115英镑（2020年约13 000英镑）的钱款遗赠给了他的女儿们。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为纪念博巴特（Bobart）和他的儿子雅各布（Jacob），将鸢尾科（Iris family）中的一组南非植物命名为蔺鸢尾属（Bobartia）。

罗伯特·普劳特（1640—1696） 74 ，是皇家学会会员，也是牛津大学的化学教授，还是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珍品储藏地——阿什莫尔博物馆的第一位管理员。普劳特出生于肯特郡，1658年进入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现在的赫特福德学院），在接下来的30年里，他赢得了“博学的普劳特博士”的美誉。他对理解自然世界的实验方法很着迷，这些方法在牛津大学兴起，并与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等自然哲学家结合在一起。1677年，普劳特出版了讲述英国自然史的《牛津郡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Oxfordshire）。普劳特的目标很明确：他想对物体和现象提供理性、详细的描述，他相信通过实验来理解自然世界的价值。

普劳特的到来给阿什莫尔博物馆带来了十足的热情和高标准的管理，但也带来了一种占有欲，这“让他的一些古物同行感到厌恶”。 75 然而，到了1689年，埃利亚斯·阿什莫尔似乎对他的馆长失去了信心：“他在自己的位子上表现得很差劲，但他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只在他喜欢的地方游荡。” 76 1690年，当普劳特决定结婚时，他被迫放弃了这一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