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六百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够呼吸到永和九年春天的明媚。三国时代,纵然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英雄,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浩荡,但总的来说,气氛仍是压抑的,充满了刀光剑影。“樯橹灰飞烟灭”,对于英雄豪杰,仿佛信手拈来的功业,对百姓,却是无以复加的灾难。继之而起的魏晋,则是一个“铁腕人物操纵、杀戮、废黜傀儡皇帝的禅代的时代” 。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儿子曹丕篡夺汉室江山,建立魏国,继而魏的大权逐步旁落到司马氏手中,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相继担任大将军,把持朝廷大权。曹髦见曹氏的权威日渐失去,司马昭又越来越专横,内心非常气愤,于是写了一首题为《潜龙》的诗。司马昭见到这首诗,勃然大怒,居然在殿上大声斥责曹髦,吓得曹髦浑身发抖,后来司马昭不耐烦了,干脆杀死了曹髦,立曹奂为帝,即魏元帝。曹奂完全听命于司马昭,不过是个傀儡皇帝。但即使是傀儡皇帝,司马氏也觉得碍事,司马昭死后,长子司马炎干脆逼曹奂退位,自己称帝。经过司马懿、司马昭和司马炎三代人的“努力”,终于夺权成功,建立了西晋。
西晋是一个偷来的王朝。这样一个不名誉的王朝,要借助铁腕来维系,那是一定的。所以司马氏的西晋,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当年曹操杀孔融,孔的两个儿子尚幼,一个九岁,一个八岁,曹操斩草除根,没有丝毫的犹豫,留下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成语。此时的司马氏,青出于蓝胜于蓝,杀人杀得手酸。“竹林七贤”过得潇洒,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刘伶整日捧着酒罐子,放言“死便埋我”,也好玩,但那潇洒里却透着无尽的悲凉,不是幽默,是装疯卖傻,企图借此躲避司马家族的专政铁拳。最终,嵇康那颗美轮美奂的头颅,还是被一刀剁了去。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皇宫和诸王争夺权力,互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对于当时的惨景,虞预曾上书道:“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这场乱,史称“永嘉之乱”。
20世纪初楼兰遗址陆续出土了一些晋残纸,残纸中,有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和永嘉四年(公元310年)的年号,由于罗布泊地区气候干燥,这些晋代残纸虽经千载而纸墨如新,几乎是今人能够目睹的最早的纸墨文字。人们更多是从书法史的意义(由章草向今草过渡)上谈论这些残纸的价值,而忽略了这点画勾勒之间,藏着多少寻常人等的离合悲欢。透过风雨战乱报得一份平安,或许就是他们最微薄、也最强烈的愿望。这些裹挟在大历史中的个人史,如旷野上粗粝的民歌,令人热血沸腾,却又风吹即散。其中一札,上面写着:
惟悲剥情……何痛!当奈何?愍念之……
让我想起王羲之《姨母帖》所写:
哀痛摧剥,情不自胜,奈何、奈何……
历史中的名人与无名人,他们的情感、用语,都何其相似!至于这些残纸是谁人所写,写给谁,我们已无从得知,写信人在残纸之外的命运,也已湮没无闻。人已无踪,残书犹在,这也是一种奇迹。它们被西方探险家挖出来,表明这些信札根本不曾寄出,一千七百多年后的我们,竟成了最终的收信人。
公元317年,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王家的功业,恰是此时建立的,公元318年,王旷、王导、王敦等人推司马睿为皇帝,定都建康 ,建立东晋。动荡的王朝在建康得到暂时的安顿,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加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与西晋相比,东晋士人不再崇尚形貌上的冲决礼度,而是礼度之内的娴雅从容。昏暗的油灯下,鲁迅恍惚看到了一个好的故事:“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这些美事包括:山阴道上的乌桕,新秋,野花,塔,伽蓝……
所以东晋时代的郊游、畅饮、酣歌、书写,都变得轻快起来,少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的曲折,连呼吸吐纳都通畅许多。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不再有奔走流离,人们像风中的渣滓,即使飞到了天边,也终要一点一点地落定,随着这份沉落,人生和自然本来的色泽便会显露出来,花开花落、雁去雁来、雨丝风片、微雪轻寒,都牵起一缕情欲。那份欲念,被生死、被冻饿遮掩得太久了,只有在这清澈的山林水泽,才又被重新照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超越吃喝拉撒之上的那丝欲念,那点渴望,那缕求索,是为灵魂准备的酒药和饭食。王羲之到了兰亭,才算是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或者说,就在王羲之仕途困顿之际,那份从容、淡定、逍遥,正在会稽山阴之兰亭,等待着他。
会稽山阴之兰亭,种兰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据说越王就曾在这里种兰,后人建亭以志,名曰兰亭。而修禊的风俗,则始于战国时代,传说秦昭王在三月初三置酒河曲,忽见一金人,自东而出,奉上水心之剑,口中念道:“此剑令君制有西夏。”秦昭王以为是神明显灵,恭恭敬敬地接受了赐赠,此后,强秦果然横扫六合,一统天下。从此,每年三月三,人们都到水边祓祭,或以香薰草蘸水,洒在身上,洗去尘埃,或曲水流觞,吟咏歌唱。所谓曲水流觞,就是在水边建一亭子,在基座上刻下弯弯曲曲的沟槽,把水流引进来,把酒杯斟酒,放到水上,让酒杯在水上浮动,到谁的面前,谁就要举起酒杯,趁着酒液熨过肺腑,吟诵出胸中的诗句。
东晋的酒具,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见得到的。比如那件青釉鸡头壶,有一个鸡头状短流,圆腹平底,腹上壁有两桥形系,一弧形柄相接口沿和器身,便于提拿,通体青釉,点缀褐彩,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鸡头壶,始见于三国末期,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就消失了,被执壶取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件南朝时期的青釉羽觞,正是曲水流觞中的那只“觞”。它的外形小巧可爱,像一只小船,敏捷灵动,我们可以想象它在水中随波逐流的轻巧婉转,以及饮酒人将它高高擎起,袍袖被风吹动的那副神韵。
一件小小的文物,让魏晋的优雅、江左的风流具体化了,变得亲切可感,也让后世文人思慕不已,甚至大清的乾隆皇帝,也在紫禁城宁寿宫花园的一角,建了一座禊赏亭,企图通过复制曲水流觞的物理空间,体验东晋士人的风雅神韵。在他看来,假若少了这份神韵,这座宫殿纵然雕栏玉砌、钟鸣鼎食,也毫无品位。
或许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王羲之式的风雅,让后世许多帝王将相艳羡不已,纷纷效仿,与此相比,王羲之最向往的,却是拯救社稷苍生的功业。
与郗璇结婚三年后,王羲之就凭借庾亮等人的举荐,以及自己根红苗正的家世,官至会稽内史、右军将军——“王右军”之名由此而来。但官场的浑浊,容不下一个清风白袖的文人书生。官场上的王羲之,依旧像相亲时一样我行我素。他与谢安一同登上冶城,在谢安悠然远想的时候,他居然批评谢安崇尚虚谈,不务实际:“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还反对妄图通过北伐实现个人野心的桓温、殷浩:“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晋书》说他“以骨鲠称” ,还说他“雅性放诞,好声色” 。他入世,却不按官场的既定方针办,他不倒霉,谁倒霉呢?果然,王羲之被官场风暴,径直吹到会稽。
离开政治漩涡建康,让他既失落,又欣慰。他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却离自然越来越近。即使在病中,他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取观仁嘉乐,
寄畅山水阴。
清泠涧下濑,
历落松竹林。
和朋友们相约雅集的那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桑葚的芬芳飘荡在泥土之上,阳光透过密密匝匝的竹林漏到溪水边,使弯曲的流水变成一条斑驳的花蛇。光线晶莹通透,饱含水汁。落花在风中出没,在光影中流畅地迂回,那份缠绵,看着让人心软。所有的刀光剑影都被隐去了,岁月被这缕阳光抹上一层淡金的光泽。唯有此时,人才能沉下来,呼应着自然的启发,想些更玄远的事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从这文字里,我们看到王羲之焦灼的表情终于松弛下来。我们看见了他的侧脸,被蝉翼般细腻和透明的阳光包围着,那样的柔和。他忽然间沉默了,他的沉默里有一种长久的力量。
在那一刻,谢安、孙绰、谢万、庾蕴、孙统、郗昙、许询、支遁、李充、袁峤之、徐丰之一干人等,正忙着饮酒和赋诗,他们吟出的诗句,也大抵与眼前的景象相关。其中,谢安诗云:
相与欣佳节,
率尔同褰裳。
薄云罗物景,
微风扇轻航。
醇醪陶元府,
兀若游羲唐。
万殊混一象,
安复觉彭殇。
孙绰诗云:
流风拂枉渚,
停云荫九皋。
婴羽吟修竹,
游鳞戏澜涛。
携笔落云藻,
微言剖纤毫。
时珍岂不甘,
忘味在闻韶。
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望着眼前的灿烂美景,王羲之在想些关于短暂与永久的话题,也快乐,也忧伤。
儒家学说有一个最薄弱、最柔软的地方,就是它过于关注处理现实社会问题,协调人的关系,而缺少宇宙哲学的形而上思考。它所建构的家国伦理把一代代的中国士人推进官场,却缺少提供对于存在问题的深刻解答。这一缺失,直到宋明理学时代才得到弥补。而在宋明理学产生之前数百年,被权力者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本原性的思考,中国的哲学史,就在这权力的缝隙间获得了生长的空间,为后来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宦海中沉浮的王羲之,内心始终缺了一角,此时,面对天地自然,面对更加深邃的时空,他对生命有了超越功利的思考,他心灵中缺失的一角,仿佛得到了弥补,那份快乐自不必说,对于渡尽劫波的王羲之来说,这份快乐,他自会在内心里妥帖收藏;而他的忧伤,则是缘于这份“乐”,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人的生命,犹如这暮春里的落花,无论怎样灿烂,转眼之间,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踪。
花朵还有重新开放的时候,仿佛一场永无止境的轮回,在春风又起的时候,接续它们的前世。所以那花,是值得羡慕的。但是,每当春蚕贪婪地吸吮桑叶上黏稠甜美的汁液,开始一段即将启程的路途,眼前这些活生生的人们,可能都已不在人世了。只有那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千古不会变化。
王羲之特立独行,对什么都可以不在乎,包括官场的进退、得失、荣辱。但有一个问题他却不能不在乎,那就是死亡。死亡是对生命最大的限制,它使生命变成一种暂时的现象,像一滴露、一朵花。它用黑暗的手斩断了每个人的去路。在这个限制面前,王羲之潇洒不起来。魏晋名士的潇洒,也未必是真的潇洒,是麻醉、逃避,甚至失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不见得比王羲之想得深入。
所以,当参加聚会的人们准备为那一天吟诵的三十七首诗汇集成一册《兰亭集》,推荐主人王羲之为之作序时,王羲之趁着酒兴,用鼠须笔和蚕茧纸一气呵成《兰亭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文字开始时还是明媚的,是被阳光和山风洗濯的通透,是呼朋唤友、无事一身轻的轻松。但写着写着,调子却陡然一变,文字变得沉痛起来,真是一个醉酒忘情之人,笑着笑着,就失声痛哭起来。那是因为对生命的追问到了深处,便是悲观。这种悲观,不再是对社稷江山的忧患,而是一种与生俱来、又无法摆脱的孤独。《兰亭序》寥寥三百二十四字,却把一个东晋文人的复杂心境一层一层地剥给我们看。于是,乐成了悲,美丽成了凄凉。实际上,庄严繁华的背后,是永远的凄凉。打动人心的,是美,更是这份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