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的时代,是小篆的时代。此前,在文字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流行的字体是大篆。广义地说,大篆就是商周时代通行的、区别于小篆的古文字。 这种古韵十足的字体,被大量保存在西周时期的青铜、石鼓、龟甲、兽骨上,文字也因刻写材料的不同,分为金文(也称钟鼎文 [图1-1] )、石鼓文和甲骨文。
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件先秦石鼓(又称“陈仓石鼓” [图1-2] )上,可以看见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 [图1-3] ,被称为“篆书之祖”,一字抵万金,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文物”。这十只先秦石鼓,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每个重约一吨,每个石鼓上镌刻的“石鼓文”,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秦国使用的大篆,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它上承秦公簋(原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下接小篆,是中国文字由大篆向小篆衍变,在尚未定型时期的过渡性字体,结体促长伸短,字形方正丰厚,笔触又圆融浑劲,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透露出秦国上升时期强悍雄浑的力量感。
大篆的写法,各国不同,笔画烦琐华丽,巧饰斑斓。秦灭六国,重塑汉字就成为政府第一号文化工程,丞相李斯亲力亲为,为帝国制作标准字样,在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于是,一种名为小篆的字体,就这样出现在书法史的视野中。
[图1-1]秦公簋器内铭文拓本,春秋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图1-2]陈仓石鼓中的汧殹石,先秦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曹一尘 摄
这种小篆字体,不仅对文字的笔画进行了精简、抽象,使它更加简朴、实用,薄衣少带、骨骼精练,更重要的是,在美学上,它注意到笔画的圆匀一律、结构的对称均等,字形基本上为长方形,几乎字字合乎二比三的比例,符合视觉中的几何之美。这使文字整体上显得规整端庄,给人一种稳定感和力量感,透过小篆,秦始皇那种正襟危坐、睥睨天下的威严形象,隐隐浮现。
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大禹就已经把自己的功绩刻写在石头上了——治水完成后,大禹用奇特的古篆文,在天然峭壁上刻下一组文字,从此成为后世金石学家们终生难解的谜题。大禹的行动说明,文字不只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对此,我将在下文中详细阐述),也是华夏政治的核心。美术史家巫鸿说:“从一开始,立碑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中纪念和标准化的主要方式。”“碑定义了一种合法性的场域(legitimate site),在那里‘共识的历史’(consensual history)被建构,并向公众呈现。” 华夏词库里的很多词语,或许因此而生成,比如树碑立传,比如刻骨铭心。
[图1-3]石鼓文册,战国,明拓 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
被大禹镌刻的这块石头,被称作《禹王碑》。人们发现它,是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岣嵝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因此也有人把它称作《岣嵝碑》。这应该是中国最古老的铭刻,文字分九行,共七十七个字,甲骨文专家郭沫若钻研三年,也只认出三个字。唐朝时,复古运动领袖韩愈曾专赴衡山寻找此碑,却连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失望之余,写下一首诡秘的诗作——《岣嵝山禹王碑》。当然,对于这一神秘物体的来历,今天的历史学家们众说不一,但即使从唐朝算起,这块铭刻也足够久远了。
帝王们把各自的历史凝固在石头上,试图通过石头的“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来强化自身的威权。但我们不得不说,在对文字的运用上,秦始皇比大禹还要聪明,因为对他来说,文字不只是为了抵抗忘却,也是他操控现实政治的工具。秦始皇用标准化生产的方式炮制了长城和兵马俑,他当然对工具的意义了如指掌。他知道文字是文化的基本材料,只有把文字这件工具标准化,他才能真正驾驭帝国这台庞大的机器。因此,在夏禹那里,文字是死的;而在秦始皇手中,文字是活的,像他的臣民一样,对他唯命是从。
文字也是一个“国”。“中国”的“国”字,里面包含着一个“戈”字,后来变成“玉”,其实后者更能概括中国的性质。“玉”是什么?“玉”是文化。真正的“国”,却不是由武器,而是由文化构建的。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文字。那时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那时的“天下”,不只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或者说,是文化的,因为它从来没有一道明确和固定的边界。国的疆域,其实就是文化的疆域。秦始皇时代,小篆,就是这国家的界碑。
一个书写者,无论在关中,还是在岭南,也无论在江湖,还是在庙堂,自此都可以用一种相互认识的文字书写和交谈。秦代小篆,成为所有交谈者共同遵循的“普通话”。它跨越了山川旷野的间隔,缩短了人和人的距离,直至把所有人黏合在一起。文化是最强有力的黏合剂,小篆,则让帝国实现了无缝衔接,以至于今天,大秦帝国早已化作灰烟,但那共同体留了下来,比秦始皇修建的长城还要坚固,成为那个时代留给今天的最大遗产。
无论后人对秦始皇如何众说纷纭,他对“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所做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岱史》称:
秦虽无道,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莫能及。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政治史》里对秦始皇的评价,可以与《岱史》呼应: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