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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县的官舍，父母因此就以光作为他的名字
。在明代光山的县学里有口井，相传司马光出生时，汲此井之水洗浴，后人为了纪念此事，就名此井为司马光井，并在井旁建起涑水书院以祠奉司马光。
司马光出生后，一直跟随父亲游宦四方。三岁左右，司马光随父来到寿州（今安徽凤台县）安丰县，此时司马池由光山调任安丰县征收酒税。淮南在北宋是富庶之区，这里“土壤膏沃，有茶盐丝帛之利。人性轻扬，善商贾，廛里饶富，多高赀之家”，给儿时的司马光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后来在送友人赴任淮南时，不禁写下了“弱岁家淮南，常爱风土美。悠然送君行，思逐高秋起”
这样深情的诗句。尽管在安丰时，司马光年齿尚幼，但是，父兄已对他寄托着殷切的期望。那时安丰县有位才子姓丁名浦江，“以年少气俊，诵书属文，闻于县中”，司马光父兄都希望他将来能像丁浦江一样聪明有出息。
不久，司马光又随父入川，来到小溪县。很多年后，司马光回忆起在遂州小溪县的那段生活，回想起父亲的政绩和百姓对他的爱戴，还不禁潸然泪下。他在送友人赴遂州的诗中写道：“闻道西州遗画像，使我涕泪空沾衣。”
父亲为民除害、为国分忧的事迹给幼小的司马光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司马池在小溪县任满后，来到洛阳任职。此时，司马光已有六七岁了。洛阳是唐、宋两代的陪都，是历史悠久的名城，地理位置居天下之中，因而又是一个繁华的都市，在这里司马光得到健康的成长。
有一次，司马光玩青核桃，姐姐给他剥皮，怎么也剥不开。姐姐走后，一个丫环用开水烫了烫核桃，一会儿就剥开了。姐姐回来后问他是谁剥开的，司马光谎称是自己。目睹实情的司马池严厉地训斥了儿子，他说：“小孩子怎么能撒谎！”这事对司马光影响很大，从此以后，司马光再也没有说过假话，诚实成了司马光服膺一生的信条。
司马光幼年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少年老成之态。有一次，司马光和一群小朋友在花园里玩耍，有个小朋友太顽皮了，竟爬上了一口装满水的大缸，一不小心，掉进缸里。孩子们一看，闯大祸了，一时间纷纷逃走。这时，司马光见义勇为，急中生智，拾起一块大石头，猛地一下把缸砸破，水从缺口处流出，掉进缸里的小孩得救了。据说这个故事当时被画成画儿，一再翻印，在东京开封、西京洛阳一带广为传播。在洛阳的生活是美好的，也是极有意义的，多少年后，司马光在诗中写下了对这段美好生活的幸福回忆：“彩服昔为儿，随亲宦洛师。至今余梦想，常记旧游嬉。”
六岁那年，司马光开始接受系统、严格的家庭教育，父兄开始教他读书识字。那个时代的孩子启蒙时，首先教识数，从一、十到百、千、万，再教东、西、南、北等表示方向的字，男孩子此时就开始练字了。接下来就是学习《孝经》《论语》，均须熟读。六岁的孩子，哪能懂得如此深奥的大道理，所以，司马光是“虽诵之不能知其义”。但是，司马光对史学颖悟有独特的天赋。七岁那年，他听人家讲《左传》，听后就能领会其中的大义，回家后，还能给人讲解。从此以后，司马光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爱不释手，不知饥渴寒暑，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司马光与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日后他编纂《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应萌发于此。爱好、颖悟和对国家的忠诚，成了他史学事业一生源源不断的动力。
司马光在学习上有自己的优势，也有不足之处，他“记诵不如人”，与叔伯兄弟们一块读书，其他人都已背好功课出去做游戏了，而他却还未背得。这时，司马光总是独自留下，放下帷幕，专心致志地继续反反复复地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他认为只有多下功夫，才能把知识真正学到手，做到终生不忘。司马光幼时有位小朋友叫庞之道，长司马光数岁，“性明颖”“敏于为学”“于文辞不待力学而自能。读书初如不措意，已尽得其精要，前辈见之皆惊叹”。三十多年后，司马光回忆起来，犹钦佩不已，他说：“光年不相远，自视如土瓦之望珠玉。”
看来司马光在接受知识上有点“鲁钝”。
那时，男孩子到了八岁要背诵《尚书》，九岁开始读《春秋》及诸史，教师要为他讲解书中的大义，“使晓义理”。十岁，男孩子便要离家外出读书，寄宿于外，学习《诗》《礼》《传》，要懂得仁义礼智信。再往后可以读《孟子》《荀子》《扬子》，博观群书，如《礼记》《学记》《大学》《中庸》《乐记》之类。而异端邪说非圣贤之书则禁止阅读，以防“惑乱其志”。“观书皆通，始可学文辞”。司马光也是这样一步一步地接受儒家正统思想文化教育的。故后来司马光回忆说，十二三岁时“始得稍闻圣人之道”。司马光学习勤奋刻苦，肯动脑筋，钻研得很深。平时他充分利用骑在马上、半夜未眠的时间去背诵，去思考。“朝诵之，夕思之”，以勤补拙，持之以恒，数易寒暑，到十五岁那年，学问已相当渊博了。儒家的经典著作，他“无所不通”。又写得一手好文章，正像宋代大文豪苏轼后来所评价的那样：“文辞醇深，有西汉风。”
司马光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很严格的。男女七岁开始“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以谦让。”“女子不出中门”
，只能在后院走动。父亲司马池作风简朴，待人诚恳，据司马光回忆，司马池很好客，“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
。不过当时社会风气就是如此简朴，客人也不见怪。“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风俗是很淳厚的。
受良好家风的影响，也出于天性吧，司马光从小就养成了俭朴的生活习惯。他自幼不喜华靡奢侈，儿时起就不爱穿着打扮，大人如给他穿饰金绣银的华美之服，他“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岁那年，司马光考中进士。在专为新科进士举办的闻喜宴上，众人个个循例都戴上了花朵，唯独司马光没有戴。同年劝他：“这是主上的恩赐，不可违背。”他才戴了一朵。司马光一辈子恶衣菲食，他认为衣足以防寒，食足以充饥，就可以了。晚年，他给儿子司马康写了一篇家训，文章一开头便语重心长地告诉儿子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希望儿子也能以俭素为美。他谆谆告诫：“一切美德都是由俭朴而来的。一个人生活俭朴，他的欲望就少了，欲望少了，就不会为物质利益所引诱。士大夫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安稳地生活，不受豪门的盘剥、欺压，保全性命。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一个人如贪图享受的话，他的欲望就多了。士大夫如果是这样，就要违反原则，贪污受贿。老百姓如果是这样，就会追求各种享受，大肆挥霍，走上盗窃犯罪的道路，最后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历史上，‘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经验教训太多了。”他要求儿子学习古人，以俭为美德。司马光就是这样的淡泊宁静，不以名利地位萦怀。宋朝文武官员到一定品级后，子弟、亲戚可以荫补为官。有一年，司马光也遇到了这样的机会，但他却推让给了他的两位堂兄。直到十五岁那年，司马光才受补为郊社斋郎。
十五岁这一年，对于司马光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幼而学，壮而行。随父亲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县）的司马光开始壮游天下，寻师访友。他只身来到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去拜见当时一位他所敬仰的前辈孙之翰先生。孙之翰对唐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自壮至于白首”，写成《唐史记》一部，为皇家图书馆所收藏
。这次拜见，司马光向孙先生请益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是史学的教育作用，或许还有史书各种体裁的优劣得失？从司马光首次游学拜访的学者是唐史专家，就可以看出，在司马光的心中，史学占有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了。他后来能编纂成《资治通鉴》，并非偶然。
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十九岁的司马光已形成自己的性格特征和学术思想。这从他当年所写的两篇铭文可以看得出来。
其一是《铁界方铭》：
质重精刚，端平直方。进退无私，法度攸资。燥湿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践道，是则是效。
其二是《勇箴》：
何为而正？致诚则正。何为而勇？蹈正则勇。孟贲之材，心动则回。临义不疑，呜呼勇哉！
司马光以铁界方自喻，表明了他不管风云如何变幻，都会贯彻儒家标榜的道义，矢志不移。他认为真正的勇敢来自正义，来自道义，来自浩然之气。只有“蹈正”“致诚”“临义不疑”，才能称得上“勇”。“孟贲之材，心动则回”，是不能称之为勇士的。在这里，司马光首次提出了他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诚”。
在司马光青少年时代，有两个人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位是庞籍。天圣中，司马池奉调入京为群牧判官。在群牧司，司马池与同僚庞籍交谊极厚。两人“道同志合，出处如一。分义之美，近古所希”。两家所居相近，因而，庞籍时常到司马池家中做客，每次司马光都“获执几杖，侍见于前”。在庞籍眼中司马光“文雅夙成，而有清直之气”，因而非常喜欢他，每每“抚髫诲导，俾之就学”“爱均子姓”。在司马池病逝后的数十年中，庞籍像父亲一样关心司马光，保护他，提拔他。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庞籍病逝。此时司马光已为天子近臣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他在祭文中写道，“近日所蒙，莫非公力”
，道的全是实情。
另一位是张存。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司马池同年张存自河北奉调入京，为户部副使，与司马池同省为官。张存为官，“以精敏廉直为朝廷所知”。又“性孝友”，蜀州（今四川崇州市）任满回乡，带回的“蜀中奇缯”不拿回自己房中，全放在堂上，请父母兄弟姊妹任意挑选。他常说：“兄弟如手足，不可分离，妻妾乃外人，为何因外人而断手足呢！”宗族中贫困者尽管支派疏远，也无不加以接济。孤儿寡妇则为之婚嫁。他为人庄重，即使在家中，也是衣冠整齐，否则是不见儿孙们的。与儿孙交谈，即使到半夜，也不许他们坐下。家庭之中，严肃整饬如官府一样，事无大小均有条理。一辈子无论是与客交谈，还是出席宴会，都是“垂足危坐”，即使到了夜间，也“未尝倾倚有倦怠之色”。张存家与司马池家一样都是恪守儒家伦理道德的典型士大夫家庭，加之有年谊与同僚之情，因而常来他家做客。来时司马光就立侍左右，虽未尝与张存交谈一语，但张存一见中意，“许以成人，不卜不谋（媒），遂妻以子”，将三女许配给司马光为妻。张存对司马光的信赖，使司马光终生难忘。司马光认为“知己之恩，重于姻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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