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澶渊之盟后，宋辽恢复和平友好的关系，国家无事，又连岁丰收，时局发展完全符合预期。真宗对此非常的满意，因此他也非常敬重寇准，若不是寇准，是断不会出现天下太平的局面的。一天，朝会后，寇准先退，真宗目送寇准离开朝堂。这一切被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看在眼里，他心中妒火中烧，便上前，问真宗：“陛下敬畏寇准，是因为他有社稷之功吗？”真宗说：“是的。”王钦若说：“臣未想到陛下出此言，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何呀？”真宗愣住了，说：“此话怎讲？”王钦若说：“城下之盟，虽春秋时小国犹以为耻。今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此是城下之盟啊，是何等的耻辱！”真宗听后不乐，不能作答。当初，讨论真宗亲征之事未有定论时，有人问寇准为何主张皇帝亲征，寇准说：“我唯有一腔热血可洒！”于是，进谗言的人说，寇准无爱君之心，并且对真宗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赌徒钱快输完的时候，竟然罄其所有下注，俗称之为孤注。陛下就是寇准的孤注。孤注一掷，这是非常危险的啊！”真宗听信了王钦若等人的谗言，渐渐疏远了寇准，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二月，终于免去了寇准的相职，不久外放，出任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真宗后期，身旁有五个奸臣，时人称之为“五鬼”，王钦若就是五鬼之首。
自从王钦若将澶渊之盟贬低为城下之盟后，真宗常耿耿于怀，怏怏不乐。一天，他问王钦若：“现今将如何办呢？”王钦若揣知真宗决不想开战，就故意说：“陛下用兵攻取幽蓟，方可洗刷此耻。”真宗说：“河北百姓刚刚获得休养生息之机，我不忍再驱逐他们奔赴疆场送死。卿可再考虑其次。”王钦若说：“陛下如不肯用兵，则应举办大功业，这样还庶几可以镇服四方，夸示戎夷。”真宗问：“何种举措才算大功业呢？”王钦若说：“那只有封禅了。但是，封禅必须有天降祥瑞这种希世绝伦之事，方可举行。”停顿了片刻，王钦若又说：“祥瑞怎能想有就有，前代出现的祥瑞，往往也是人制造出来的。如果君主深信而崇奉，昭示天下，那与天降祥瑞也没什么差异。陛下以为河图洛书，果真有此事吗？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真宗迟疑了很久才同意。真宗同意封禅，也是多方促成的，其中也可能考虑到以契丹敬重天地的习俗压制契丹。“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真宗欲借封禅，标榜君权神授，“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
。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正月某一天，真宗召见宰相王旦、知枢密院事王钦若等，说：“去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将半，朕方就寝，室内忽然明亮，正惊视时，一会，见一神人星冠绛袍，告朕道：‘应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到时会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朕惶恐起立，神却忽然不见了，朕立即将此话记录下来。自十二月朔，朕即蔬食斋戒，建道场，结彩坛九级，又雕木为轿，以黄金珠宝装饰，恭候神灵，虽一月有余，也未敢停止。刚观皇城司奏，左承天门屋之南角，有黄帛挂在鸱吻之上。朕悄悄派宦官去察看，回奏说，那黄帛长二丈多，上面捆了一物如书卷，以青线缠了三道，封处隐隐约约有字。朕细细想想，应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王旦等大臣恭贺道：“天书如期而降，是上天对陛下赫赫治绩的表彰。”于是，君臣步行至承天门，焚香望拜，迎天书至道场。启封后，帛上有文字：“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黄帛内有书信三封，始称赞真宗能以至孝至道继承皇业，次告诫真宗以清净简俭治国，终叮咛皇业永固世代相延之意。读毕，藏于金匮之中。数日后，祥云覆盖宫殿。四月，真宗颁诏，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修建昭应宫以供奉天书。
真宗虔敬事天，上天也应答如响，五月以后，休征吉兆，纷至沓来。自昭应宫动工后，初三，泰山下甘美的泉水涌出。初六，锡山苍龙现身。十七日，真宗又梦见神人相告，下月当再赐天书于泰山。二十四日，泰山老虎，屡屡与人相遇，但未尝伤人，相率避入徂徕山，令人惊诧。祭告王母池的使节启程第三日，池水已呈紫色。六月初八，泰山醴泉亭北一幅黄帛拖挂在草地上，上有真宗御名。天书隆重迎回后，择日宣读展示。当时，阴雨连绵多日，仪式举行中，顿时转晴，天空辽阔，万里无云，后苑上空有五色云飘浮。宣读天书时，黄气如凤停驻在殿上。九月，新制天书法物呈上时，居然有群鹤在供奉法物的辇上飞翔。泰山上的玉女池，素来壅堵混浊，但刚在山下安顿下后勤营所，池水便大涨，且清澈甘甜可口，上山员工的饮用水问题解决了。
十月，真宗赴泰山封禅，灵异祥瑞更是络绎不绝。泰山芝草再生。玉册玉牒至翔銮驿时，有神光升于昊天玉册上。真宗登泰山时，五色云升于泰山之巅。封禅前一晚，山上大风猛烈，帐篷尽裂。但黎明时分，真宗上山后，天气温和，罗绮不动。圜台祥光瑞云交相辉映。真宗在圜台祭享上帝时，五色云绕坛，月显黄晕。礼毕返回谷口，又显日晕，黄气纷郁。真宗又祭祀皇地祇于社首山。前一夕，天气阴暗，风势猛烈，不能点烛。及行礼，风顿止，天宇澄清，烛焰凝然不动。石匣封毕，紫气弥漫，笼罩祭坛，黄气如帛，缠绕着天书匣。御驾还宫，日重轮，五色云又显现。一切昭示，真宗是位受天明命受天庇佑的有德明君。不宁唯是，在真宗封禅期间，黄河泛滥，但正在中道，不近两岸，堤防比常年省工费约数百万。河北报契丹防边人马收到牒报后悉数撤走。全国各地，纷纷汇报，自颁诏封禅以来，诸州进奉使、蛮夷入贡及公私往来，昼夜相继。人户安居，乡邑肃静。商旅不绝，物价至贱。京师至泰山，道路繁忙，绝无抢窃事件发生，治安空前良好。甚至影响远及海外，祥符中，远在印度的注辇国王发觉近十年来，海无风涛，不明就里。后从海商口中得知，是中国有圣人，东封西祀，故遣使入贡。一副天人感应、海晏河清、万民拥戴、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盛世气象。
封禅之后，真宗一发不可收，祭祀大典，层出不穷，“如病狂然”。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正月，真宗以“郊天而不祀地，失对偶之义”，既然已封禅了泰山，那么后土之祭就不可废缺，于是又远赴陕西宝鼎县（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宝鼎）祭祠汾阴。五年十月，真宗又再度梦见景德时的那位神人。神人传达了玉皇委派赵氏始祖即天尊会见真宗之命，第二天夜里五鼓时分，天尊果然如期降临，道：“我是赵氏始祖，再降人世为轩辕黄帝，生于寿丘（今山东曲阜市东）。后唐时复下降，生于赵氏之族。皇帝好自为之，抚育苍生，无怠前志。”一月后，真宗尊天尊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玉清昭应宫玉皇后殿为圣祖正殿。诏告天下，圣祖名玄朗，不得冒犯。改兖州曲阜县为仙源县，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及圣祖母。六年五月，以大舟载回在建安军（今江苏仪征市）铸造的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四像。升建安军为真州。七年正月，谒亳州（今安徽亳州市）太清宫，尊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祥符中，还册封五岳，遣使致祭，并在京城修筑五岳观。
澶渊之盟后，为了满足虚骄之心，真宗通过伪造天书祥瑞，装神弄鬼，自欺欺人，上演了一出长达十年之久、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君权神授的闹剧。作为自称轩辕黄帝的后裔、受天明命的华夏君主，真宗及赵宋统治的合法性、正统性自然是无可置疑的了。真宗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空前绝后的造神和祭祀活动，也从心理上压倒了契丹。
这里不得不提起咸平时宰相李沆和参知政事王旦几段充满睿智、意味深长的对话。
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当时西北用兵，政务繁忙，往往无法按时吃饭。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后契丹和亲，旦问：“何如？”沆曰：“善则善矣。然边患既息，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奏之，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李沆去世后，真宗因契丹、西夏相继媾和，天下太平，果然封岱祠汾，大营宫观，所作所为，不幸被李沆言中。
福兮祸所伏，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是真宗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逐渐步入一个盛世之下的危机时期。四年，由于东封西祀，大兴宫观，国家经费已出现了困难。当时，三司使丁谓向真宗汇报国家财政状况，说：“圣恩宽大，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加上免除诸路租赋和人头税，恐怕财政经费不足。”宋朝国家财政，大约太宗一朝及真宗初年用度能够自给，但是大中祥符、天禧以后，国库储备已逐渐空乏，经费窘迫，已显捉襟见肘之态。真宗去世后十余年，一位年仅二十一岁的青年名士苏舜卿在上书中说，真宗皇帝“勤俭十余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无所贮藏，乃作斯宫（玉清昭应宫）。及其毕功，而海内为之虚竭”。二三十年之后，仁宗明道、景祐之时，“天灾流行，继而西事暴兴，五六年不能定。夫当仁宗四十二年，号为本朝至平极盛之世，而财用始大乏”
。于是，朝野人心思变，宋朝由此进入一个变革时期。
澶渊之盟后，宋与辽、夏虽然通好，但西、北两地边防部队裁撤甚少，与战时无大差异，这是宋人每每诟病之处。太祖时，委派郭进、李汉超、何继筠、贺惟忠、李谦溥、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马仁瑀、韩令坤、武守琪、赵赞等一大批久经沙场的名将守西、北二边，均十余年不予调动，立边功者厚加赏赐。但名位不高，位皆不至观察使，各人所领之兵不过数千人。允许其便宜行事，不加遥控。地方商税农赋归其使用，国家专卖所得全部运至军中，听从其进行贸易，并免征其税，以此招募勇士。因此边将富于财，得以养死力为间谍，辽、夏一动一静，无不预先获悉。加之对外友好，因此，终太祖之世，西、北二边边境宁谧。太宗以后，对内控制加强，世守边地的朔方冯继业、银夏李继捧举族迁至内地，太祖精选的边将也多已凋零殆尽，此时宋朝君臣唯以消极防御、添置兵员为守边之策。故六十年间兵力一增再增，太祖末年全国兵力37.8万，太宗末年增至66.6万，真宗末年已高达91.2万。“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
，冗兵成了国家财政困难的又一个原因。
真宗时，入仕之途增多，官员队伍日益庞大，已陷入员多阙少无法注拟（选举官员的制度）的困境。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下级官员选人待阙者，有两千余人。执政陈尧叟提议停止注拟，真宗反对，他认为一年注拟四次尚不能解决，如果暂停，问题将更严重。陈尧叟又提出恢复裁减掉的编制，每州复置六曹官，这样百州可任命六百名官员。但是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待阙官员的问题。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时，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抑侥幸”的改革主张，在文中，他揭示了真宗时冗官形成的原因。他说，先秦时，诸侯国，世子可以继承封国。汉代有爵位的公卿去世后，可以立一子为后，未闻其他儿子袭爵之事。大臣有赐一子为官的，未闻每年自荐子弟的。祖宗朝，也是如此。自从真宗开始，表示与臣下共享太平之意，授其子弟为官的事渐宽渐多。中高级官员从高到低，每逢皇帝的生日和三年一次的南郊祭天大典，可以各奏一子任京官、试衔、斋郎。除此之外，高级官员还可以每年奏荐一名子弟进入仕途。这样算下来，如果“任学士已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
，真宗时，入仕之途，竟如此之滥。
总之，自真宗祥符以来，冗官、冗兵、冗费，困扰北宋一代的“三冗”之弊，已初见端倪。西、北二边辽、夏两勍敌，时时觊觎，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宋西北边境无山河之险，不得不布重兵守边，这些都极大地消耗了宋朝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后带来的和平红利。盛世之下，潜伏着危机。自此之后，宋朝历代有识之士，都为打破这困局而苦思焦虑，出谋划策，推行改革。司马光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长期的和平，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激化，司马光积极投身于这一时代洪流之中，殚精竭虑，为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贡献了毕生的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