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西夏的攻势已被扼制，宋夏间的战局已经稳定，和谈正在进行中。此时摆在朝堂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宽民役，完国用”，修举法度，推行改革。但仁宗身边的宰执皆不孚众望，而范仲淹因在宋夏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已为朝野众望所归。四月，范仲淹自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出任枢密副使，八月，改任参知政事，九月，在仁宗一再敦促下，范仲淹开始推行因战争而中断的改革，以实现仁宗“致太平”的战略目标。他提出了十项改革任务：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改革，涉及仁宗时政治、军事、经济、民生各方面。除军事方面推行的府兵制为中书、枢密院的同僚们一致反对而未实施外，其他九项建策自十月始至次年五月相继颁布施行。

第一项，明黜陟。高级文官旧法四年一迁官，今听旨取裁。一般文官在京任职，必须在任三周年方可磨勘（考核）改官，如是本人请求及外任，则须满五年。并须有监司及台省监寺清望官五人保举。监当、亲民、通判、知州，逐级晋升，也都须有举主。以此从制度上杜绝不限内外，不问劳逸，甚至居家待缺数载，到职之时，已满年限，一无勤效，例蒙迁改，“贤不肖并进，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的弊端，扭转公家之利，生民之病，政事之弊，纲纪之坏，漠不关心、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官场不良之风。官员中，有高才异行、异略嘉谋、政绩卓著者，可不受定期磨勘的限制，破格晋升。官员中，事状猥滥、老疾愚昧之人则另行处理。武臣磨勘年限，则比附文官定夺。

第二项，抑侥幸。真宗景德以后，优礼士大夫，推广恩泽，延及后代。规定中高级官员子弟可通过“恩荫”进入仕途。尤其是高级官员，每逢三年一次的祭天大礼和皇帝、太后生日可奏一子充京官。这样，高级官员若任官二十年，则一家兄弟子孙可有二十人出任京官，如再晋升为朝官，那滥竽充数者就非常可观，冗官问题积重难返。冗官至多，不能胜任，政务废弛，领俸禄者增多，百姓负担也更加沉重。为解决“恩荫”滥赏问题，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高级官员遇祭天大礼许奏一子充京官，每年帝后生日，不得再提出申请。大约子及伯叔兄弟等近亲待遇如旧，远亲则降格，只能得无出身的斋郎、试衔。地方官员，转运使，到任超过一年后，方许荫补其子弟。方案公布后，史言，“自是任子之恩杀矣，然犹未大艾也”。

禁止高级文官为子弟、亲戚申请馆阁职位或在馆读书。进士前三名，一任回，无过犯，许送呈著述申请召试，优等，可补馆阁职位。馆职有阙，取有高级文官二三人推荐者补试。

第三项，精贡举。针对以辞赋、墨义取士旧制。新法先审查士人的履行，然后考试学问。加强学校的监管作用，州县均设立学校。士人必须在校学习满三百天，方可参加地方选拔人才的解试。进士科，试策、论、诗赋，废除死记硬背的贴经、墨义考试方式。九经科，改对大义，注重晓析经义。三史科，取其明史意，文理可采。明法科，试断案，以合律意、知法意、文理优，为上等。

第四项，择官长。国家治理好坏，各级地方政府是关键。为此，改革坚持精择、破格、久任的原则，由宰执选择各路转运使，转运使选择各州知州，知州选择各县知县，可以越级破格录用，不频繁调动。摒弃“比年以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的选官模式。

第五项，均公田。真宗时，始行外官职田之制，欲借此使外官衣食得足，婚嫁丧葬之礼不废。然职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存在不足、不均之弊。新政加以完善，规定了各级外官职田之数，欲借此“责其廉节，督其善政”。

第六项，厚农桑。每年二月，各州军开河渠，筑堤堰陂塘，推行劝课之法，“以救水旱，丰稼穑，强国力”。此令在十一月和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正月，两度颁诏推行，政绩显著的官员，给予转官、晋升差遣等奖励，提刑、运判今后并兼带本路劝农事务。

第七项，修武备。仿唐府兵制，于京城及其周边地区，招募五万人，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以协助禁军。候京城地区府兵成军，则将府兵制推向全国各地。这样既可以大幅削减造成国家财政困难的巨额军费，又可以增强国防力量。

第八项，减徭役。人口少的州，两套行政机构，并为一套，撤并人口少的县、乡。以此减少在州县乡服役的农民，让更多的农民回乡务农，这样“人自耕作，可期富庶”。先从西京洛阳开始，次及北京大名（今河北邯郸市大名县），然后推向全国。

第九项，覃恩信。朝廷赦书所宣布予民的实惠，赦罪犯、宽赋敛，减徭役，除欠负、恤孤贫等，三司、转运司、州县必须切实贯彻执行，违者严惩不贷。前朝的欠负，一切免除。不属侵欺盗用、应赦欠负这项工作，随后指定专人与三司详定。

第十项，重命令。慎重立法，执法必严。改变朝令夕改，有令不行，执法不严的旧习。庆历四年五月，决定将现行编敕以后颁布的敕令，依律分类，颁行全国，以便查阅，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刑名出入。

十月，首先贯彻落实择长官按察各路这一改革措施，两府的宰执们连续讨论数日，打破常例，破格用人，精选张昷之、王素、沈邈为河北、淮南、京东路都转运按察使。接着，又委派高易简、祖无择、王鼎、宋选、杨毕、刘纬、周沆、李上交、高惟几、梁戢、张固、王绰、王罕、曹颖叔等分赴各路，展开了对全国各地州县地方主官的按察，由此拉开改革的序幕。据说，自差诸路按察后，已出现“老病昏昧之人，望风知惧，近日致仕者渐多”，州县吏治有所澄清的喜人景象。

庆历时的择长官，首先是精择转运按察使。据说，范仲淹在选择时，取班簿视之，不才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富弼说：“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毅然决然地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于是将不称职的转运使都撤换了下来。同样，诸路转运按察使对贪腐、昏昧官员的弹劾，也必然会造成贪腐、昏昧官员的“一家哭”。如杨纮，庆历中出任江南东路转运按察使，作风凌厉，对辖区内官员的考察严格，他常说：“不法之人，不可贷，去之，止不利一家尔，岂可使郡邑千万家俱受害邪！”此话传出后，闻者望风解去，或过期不敢到官。各级地方官员中，有不少“或大臣荐引之人，或权势侥幸之子”，这就必然触一发而动全身，“下当怨怒，上迕权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触动到了盘根错节的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于是，对范仲淹和各路转运按察使的攻击、诋毁，纷至沓来。杨纮与王鼎、王绰由于他们的严厉的工作作风，被称作“江东三虎”。沈邈、薛绅为京东转运使，欲调查了解境内吏民之情，用部属尚同、李孝先、徐九思、孔宗旦四人侦伺，“时谓之山东四伥”。与他们同一批的转运按察使，也多被指为“刻轹州郡，窘辱大臣 。加之，“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寖盛”，但是，范仲淹、富弼等人坚守改革的信念并未动摇。

自改革之始，政坛上就有人造谣生事，攻击改革派结党营私。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首相吕夷简罢，仁宗欲起用夏竦为枢密使，但立即遭到台谏官余靖、沈邈等抨击，认为夏竦在对夏战争中“畏懦苟且，不肯尽力”，以致“元昊尝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钱三千，为贼所轻如此，卒于败丧师徒”，又“阴交内侍”，“奸邪”，不得进京赴职。仁宗不得不改任支持改革的杜衍出任宰相兼枢密使，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为执政，欧阳修等为谏官。当时一位支持改革的著名学者、人称徂徕先生的石介，认为这是件值得为之鼓吹的“盛事”，于是作了首《庆历圣德诗》，诗中歌颂杜、范、富、韩等人为夔、契、周勃，直指夏竦为大奸。这就激化了夏竦与改革派的矛盾，本来夏竦就怀疑自己未能出任枢密使是范、富作梗。当时有位与胡瑗齐名的学者孙复敏感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感慨地说：“子祸始于此矣！”范仲淹听说后也颇为冲动，拍着大腿说：“为此怪鬼辈坏了事也！”韩琦较理性，也说：“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坏。”果不其然，夏竦怀恨在心，与其党徒制造舆论，说杜衍、范仲淹等是同党。并指使宦官蓝元振上疏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景祐时，蔡襄称之四贤。现在四贤受信任，又引蔡襄为同列，作为回报。他们以国家爵禄为私惠，结党营私，牢不可破。一人结党，只能发展十几人。如五六人合作，门下党羽可发展到五六十人。假如这五六十人递相提携，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陛下深处九重，如何察知？”不过，此时仁宗尚不信此谗言。

石介还曾写信给富弼，希望他能像商、周初年的伊尹、周公旦辅佐汤、成王那样，辅佐仁宗。此事大概在政坛上已经传开，夏竦认为这是一个打倒富弼的好机会。于是，他指使家中一名长于书法的奴婢，偷偷地模仿石介的笔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奴婢的笔法已酷似石介的了，于是夏竦让奴婢将“伊周”二字改成“伊霍”。这一改，意味就大不一样了，伊尹在商代曾放逐过商王太甲，霍光在汉代曾废立过昌邑王，改成“伊霍”，就是说石介在唆使富弼废掉仁宗。夏竦进而还伪造了一篇石介为富弼起草的废立诏书，将富弼废仁宗的事坐实。这一下，范仲淹和富弼开始恐惧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皇帝最忌惮大臣专权和朋党，这样皇帝就被架空、蒙蔽了，皇位也就不稳了。如果皇帝已感受到相权威胁的话，那么，宰相就危险了。于是范、富二人不敢再居庙堂之上，主动请辞，要求到敌情尚存的西、北二边去视察指导。经过再三的请求，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获准以参知政事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获准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

虽然范、富二人已离开了朝堂，但改革派受到的打击，并未有中止。在范、富二人主持改革时，为了推行改革，引用了一批有名于时的青年才俊，御史中丞王拱辰等对此相当的抵触。名士苏舜卿是范仲淹引进的，他是杜衍的女婿，少年能文章，其议论多少触犯了权贵。正巧进奏院祭神，苏舜卿依照惯例用卖废纸的钱召妓设宴会宾客。王拱辰探听到后，暗示其部属上章弹劾，想以此动摇杜衍。案件交开封府查办，苏舜卿等以盗用公款、与妓女杂坐、孝服未除宴饮、诽谤周孔等获罪。苏舜卿除名勒停，处分最重，其余各人都降职外放。这是四年十一月的事。当时舆论认为这样处理过于刻薄，而王拱辰等得意扬扬，说：“我一网打尽了！”韩琦就此质问仁宗：“苏舜卿等公款吃喝，少年狂语，值得如此严惩吗？国家亟待处理的大事本来就不少，近臣与国家休戚与共，大事不言，而攻击这些青年才俊，此用意自有所在，恐不只是因为他们举止轻狂！”实际上是，宰执、侍从中有一批人，想以此打倒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

同月，仁宗下诏公开指责改革派，全面否定改革。诏书说：“太平之弊，浮薄躁进，相互欺瞒。呼朋引类，矫情揭私。党同伐异，以沽声誉。以至暗中招纳贿赂，明里声称荐贤。又奉命按察者，恣意苛刻，构织罪状，弹章纷至，以惩处方面大员。至于文士，类失纲常，诋斥前圣，放肆异论，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诏下，范仲淹上表乞罢政事，知邠州（今陕西彬州市）。庆历五年正月，仁宗同意了范仲淹的辞职请求，同时引退的还有富弼、杜衍。

范、富退出宰执班子后，谗言更为流行，二人推行的改革措施也逐渐被废除。二月里，相继废除了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和磨勘荫子孙新法。三月，废除了荫补选人考试新法。同月下诏，要求各路转运、提刑司停止差官按察体量官员，以免生事。十月，以各地按察“过为烦苛，吏不安职，至有晓谕州县，俾互相告论，有伤风化，无益事体”为由，取消转运使所带“按察之名”，终止了“择长官”的改革。范仲淹领导的这场改革至此结束，首尾两年有余。

但是，对改革派的整肃、迫害，直至七年（公元1047年）还在进行。四月，内出诏书，指责薛绅在京东转运使任内，任用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为耳目，侦取州县细过，频频立案，陷害命官，降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宗旦等四人降任远小处职务。指责前江东转运使杨 、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今后均不得用为转运使、提刑。杨 已降知衡州（今湖南衡阳市），王鼎降知深州（今河北深州市）。王绰服丧期满，降通判莱州（今山东莱州市）。

庆历七年，夏竦终于当上了枢密使，此时他仍欲报复，穷追不舍。正好不久前有个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搜查其家，意外缴获了石介的书信。夏竦对石介一直怀恨在心，并且欲借此中伤富弼等。但石介两年前已死，夏竦则扬言石介并未死，而是富弼暗地里派他去联络契丹，自己作为内应，如此之类，请求开棺验尸。于是，诏书下达京东路，要求调查石介的生死存亡。杜衍此时已解相职出任知兖州（今山东济宁市兖州区），他以验介尸事征求官属意见，大家都不敢答话，只有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提点刑狱吕居简也说：“如开棺后，棺是空的，石介果真逃亡至辽，杀其妻儿也不算残酷。不然，就是国家无故掘人冢墓，这何以示天下后世？况且石介死后，必定有亲族、门生会葬，以及敛棺安葬之人，如召问无异词，就责令一干人等立军令状具保，也足以满足诏书的要求。”于是，一众数百人具保石介已死，才不再开棺验尸。

庆历新政为何失败？主要原因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破坏。后人揭露得很透彻：“往年减省补荫，近臣之家贪恋厚恩，一味地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奏章交给近臣讨论，多是为自己考虑，说荫补之法已执行多年，一下革去不稳当。” 加之，朝廷高层多数人对改革持有异议。以苏舜卿案为例，翰林学士宋祁、知制诰张方平是支持御史中丞王拱辰严办的，想以此连累范仲淹。两位宰相，章得象不明确表态，贾昌朝暗中支持王拱辰。杜衍是苏岳丈，不便表态，只有枢密副使韩琦反对，孤掌难鸣。仁宗优柔寡断，持议不坚，更是新政伊始即匆匆收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早在庆历三年新政发布之初，欧阳修就委婉地告诫过仁宗，他说：“臣伏闻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诏之后，已有条陈事件，必须裁择施行。臣闻自古帝王致治，须待同心协力之人，相与维持，谓之千载一遇。今仲淹等遇陛下圣明，可谓难逢之会。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谓难得之臣。陛下既已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尽心思报，上下如此，臣谓事无不济，但顾行之如何尔。况仲淹、弼是陛下特出圣意自选之人，初用之时，天下已皆相贺，然犹窃谓陛下既能选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见近日特开天章，从容访问，亲写手诏，督责丁宁，然后中外喧然，既惊且喜。此二盛事，固已朝报京师，暮传四海，皆谓自来未曾如此责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报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举，生民休戚，系此一时。以此而言，则仲淹等不可不尽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张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专心锐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忧国同心，必不相忌。然臣所虑者，仲淹等所言，必须先绝侥幸、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积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议之纷纭，而奸邪未去之人，须时有谗沮，若稍听之，则事不成矣。臣谓当此事初，尤须上下协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待其久而渐定，自可日见成功。伏望圣慈留意，终始成之，则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仁宗的举棋不定，新政的结局，不幸均被欧阳修言中。

其实，自真宗后期以来，三冗一直困扰着宋朝。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宋夏战争爆发后，财政经济问题越发严重。改革前夕，欧阳修在上书中论证了改革的紧迫性，他说：“天下官吏员数极多，朝廷无由遍知其贤愚善恶。审官、三班二部等处，只是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诸路转运使等，除有赃吏自败者，临时举行外，亦别无按察官吏之术，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贪残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县，并无黜陟。因循积弊，官滥者多，使天下州县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救其疾苦，择吏为先。”在论证转运使应兼按察时，又说：“伏念兵兴累年，天下困敝，饥荒疲瘵，既无力以振救，调敛科率，又无由而减省，徒有爱民之意，绝无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贪暴，选用良吏，各使抚绥，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为人之利，何惮选使之劳。”由此暴露了庆历初年吏治、财政、民生所处的窘迫之境，宋朝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刻了。

范仲淹等人提出的十大改革任务，如能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对于宋朝，是能起到振衰起敝的作用的。反对派认为改革“更张无渐，规模阔大”，不可行。其实改革实际仅推行数月，还谈不上“无渐”。其中，许多方面并未实际贯彻。比如“减徭役”，为减少在州县乡各级服役的农民数，范仲淹提出在人口少的州，两套行政机构并为一套，并撤并人口少的县、乡。这项工作实际仅在西京洛阳贯彻了。西京河南府，当时不到7.6万户，却设了19个县，相比唐中期19.5万户设20县，显然是过多了。因而，在四年五月撤掉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清5县，降为镇，并入他县。仅此而已，地方行政改革并未推广至全国各地，显然这项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精贡举”这项改革，《宋登科记》是这样记载的，“庆历三年、四年、五年，并停贡举”。也就是说，改革尚停留在纸面上。庆历新政期间，宋朝未举行一场科举考试，既不能指责为“无渐”，也不能指责为“阔大”。由此可见，反对派的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当然也是别有用心的。

改革的必要性，不久就被后人证实了。新政规定因恩荫而获得选人、京官资格者，必须考试及格方能授予实职。庆历五年三月，欲废除这项规定。包拯上书反对，他说新政这项规定发布后，“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风，笃于为学。诏书所谓‘非惟为国造士，是乃为臣立家’，实诲人育材之本也。近闻有臣僚上言，欲议罢去，是未之熟思尔。且国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训择未精。今诏命方行，遽欲厘革，则务学者日以怠惰。一旦俾临民莅政，懵然于其间，不知治道之所出，犹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条制有未尽事件，欲望只令有司再加详定，依旧施行” 。肯定了新政在限制名器滥授、增强官员素质方面所发挥的有益作用。

庆历六年四月，权御史中丞张方平结合自身经历，谈及仁宗时冗官问题，他说：“臣向在翰林为学士，见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已五十余员。及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班簿，京朝官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又尝领三班院，见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员。又领吏部流内铨，约在铨选人仅以万计。以此逐处率递用一年半阙，比罢任、候差待阙，五六年间未成一任。而又所养非所用，设有一烦重之地，不免旋须擢人。仍旧不革，恐数年间官滥不胜其弊。”

方平又言：“臣窃闻近有恩旨，将来圣节，自大卿监以上陈乞恩泽并依旧者。庆历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间难行，如国子监、尚书省等事，并已冲改，只恩例见行。今自知杂御史以上，何勤于国，岁奏补京官一员。祖宗之时，未有此事。近岁积累侥幸，为此弊法。仲淹所请，略从裁损，考之理道，已是适宜。臣近曾具天圣、景祐中及见今文武官员数进呈，据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余员，经久之图，何以处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为便。若朝廷议论，惟是之从，又不可以人废言也。” 明确表明，反对废除新法复用旧法。但是，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少卿监以上每岁仍奏荫子弟来看，张方平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当然，改革不是没有缺陷，比如四贤之一的余靖就认为在“均公田”方面，官员的职田标准就定得过高，他说：“今来所定顷亩，比于旧数三倍其多，贪吏因缘，其害甚大。”将户绝荒田作为公田，也不符合新法精神。何况今年“淮南、江浙经春少雨，麦田半损，蝗蝻复生。京西东、荆湖南北、广南处处盗贼未尽扑灭，陕西、河东辇运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农业，而长吏以下各营其私，忧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检括，宁不骚扰” ？庆历四年初，从全国范围来讲，多地旱灾，战争并未结束，徭役沉重，盗贼蜂起，均公田的时机也尚不成熟。所以他希望均公田的工作缓两三年再说。

其实参与庆历改革的官员，都是奉公为国、任劳任怨、有奉献精神的仁人志士。江东三虎之一王绰，早年任刑部详覆官。有个廖均，挟当权者的权势想逃脱罪名，某副相想帮他，援引旧例送刑部，刑部官员无人敢反对。独王绰认为“敕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废敕用例，非有司所敢闻也”。副相虽然非常厌恶他，但最终也不能让王绰屈从。王绰曾担任边城雄州（今河北保定市雄县）通判。州城年久失修，知州担心违反宋辽签订的和约，不敢修。王绰认为今仅修葺罢了，并非扩建，不违反和约。动工后，辽果然派人询问，王绰如前所对，并故意款留辽使，直到完工才送辽使回国，辽也不敢再问。杜衍、富弼特别赏识他的才干。三虎之一的王鼎，因按察而降职知深州，任上正遇到邻州贝州（今河北邢台市清河县）发生王则兵变。深州卒谋杀将领响应。王鼎获悉后，做好军事布置，然后如平时一样设宴会友，叛党摸不清底细不敢动。王鼎不动声色，密捕十八人，并将其中尤为凶恶的为首分子斩首于市，结果深州“一境帖然”。孔宗旦，因按察而降为邕州（广西南宁市）司户参军。皇祐时，他预感到侬智高要谋反，报告知州，知州置之不理。结果不久侬智高起兵，并攻克了横州（今广西横州市）。孔宗旦送走了家人，他说：“吾有官守，不得去，无为俱死也。”不久，邕州城被攻破，孔宗旦被俘。侬智高想任命他伪职，他“叱贼且大骂，遂被害”。孔宗旦是四瞪（或作四伥）之一，在京东时，“人多恶之，其后立节如此”！由此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立志报国、敢于担当的官吏。正因为他们敢于改革，触动权贵势力，因而仕途坎坷，但临难不苟，勇于为国捐躯。包拯曾抨击过当时政坛的恶劣风气，他说：“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险薄之名以中伤之。逮乎摈弃，卒不得用，议者迄今痛惜之。欲望圣慈，申命宰执，应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如杨纮、王鼎、王绰等，曾并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擢，或委之繁剧，必有成效。如是则风化日益美，贤杰耸慕，积和之气，洽乎上下矣。” 包拯认为他们都是德才兼备之士，考其行迹，不为谬奖。

庆历新政，是北宋中期一场自我革新的政治运动，历时不长，也无甚成效。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但毋庸讳言，其成败得失，必将影响着此后的政治人物及其改革。 sSKUxP1SxqE1Vu5KorN84ZXwwQ/0eULdR/yw/odAtgFti6L4fE12isUz0R8v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