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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仁宗前期，与司马光平稳顺畅的生活不同，此时朝野上下正出现一股对真宗政治反思变革的思潮。
翻开《长编》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正月，一篇对财政困于冗费的评估赫然在目，令人触目惊心：
自宋兴，而吴蜀、江南、荆湖、南粤皆号富强，相继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俭简易。方是时，天下生齿尚寡，而养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炽，外无夷狄金缯之遗，百姓亦各安其生，不为巧伪放侈，故上下给足，府库羡溢。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藩耗蠧中国，县官（国家）之费数倍昔时，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真宗去世，仁宗即位。明年，仁宗改元天圣。改元之初，宋廷即对当时国家局势做出了如此不容乐观的评估。对于国家的财政困境和百姓生活的艰难，国家财政主官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权三司使李咨认为，“天下赋调有常，今西北寝兵二十年，而边馈如故，他用寖广，戍兵虽未可减，其末作浮费非本务者，宜一切裁损，以宽敛厚下”。
盐铁判官俞献卿也说：“天下谷帛日益耗，物价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谷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数倍矣。人皆谓稻苗未立而和籴，桑叶未吐而和买，自荆湖、江、淮间，民愁无聊。转运使务刻剥以增其数，岁益一岁，又非时调率营造，一切费用皆出于民，是以物价益高，民力积困也。陛下试以景德中西戎内附、北敌通好最盛之时一岁之用，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财用之盈缩，力役之多寡，释道之增减，较之可知其利害也。况自天禧以来，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巵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蠧在内，陛下宜知其有损于彼无益于此，与公卿大臣朝夕图议而救正之。”
仁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随即设置了改革机构——计置司。计置司围绕着开源节流，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计置司成立后，率先提出了改革茶法的方案。宋朝建国以来，除川陕、广南茶行通商法，听民自由买卖外，其余各地均实行国家专卖法。宋代东南地区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各路是茶的主要产地，国家通过控制茶农的茶，转卖给茶商，以此获取巨额利润。景德中最高，达三百六十余万缗。不过，这项国家大宗财政收入，却逐渐落入豪商大贾之手。真宗时，与辽、夏达成和议，但西北二边驻军并未削减多少。为了提供边防驻军的粮草等军备物资，国家召商人运送粮草至边地，根据路程的远近，加价酬劳，加价部分谓之虚估，以资鼓励，商人凭证券领取茶叶。商人由此获得丰厚的利润，都踊跃参与。由于边塞急于储备边防物资，参与的商人越来越多，虚估也就越来越高，茶也越来越贱。商人中有许多是边地土豪，不懂得茶利之厚，急于得钱，就将茶券贱卖给茶商或京城里管理茶券的大商，“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商人因利薄不再往边地运送物资，边备日愈不足，国家的茶法也遭到严重的破坏。结果是，商人运送的边防物资才值五十万，而东南茶利三百六十余万，尽归豪商巨贾。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三月，仍由国家专卖，但改行贴射、见钱法，去虚估之弊，“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推行贴射法后，豪商大贾不能操控其间，“所省及增收计为缗钱六百五十余万，异时边储有不足以给一岁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畜，而东南茶亦无滞积之弊
。天圣初，陕西沿边等路每每因粮草不足告急，京师府库也常缺缗钱，仅够发放官吏、士兵的月俸。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备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这样看来，改革还是颇有成效的。不过，改革是有反复的，三年，“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
，结果贴射、见钱法被废除。但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经修改让利运输商后，又重新推行。
宋代盐利是较茶利更大的工商业财政收入。宋代盐的主产区，一是淮南沿海的海盐，一是陕西解州（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的池盐。宋代全国解盐的行销，分为东盐、西盐、南盐三大区
。西盐、南盐区，允许“商贾贩鬻”，官府征收其商税。东盐区运输、出售则全由官府运营，“禁人私鬻”。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宋朝开始改革解盐的营销政策。改革的建议由一名低级文官王景提出，他针对东盐区专卖政策，提出批评，认为：“池盐之利，唐代以来几半天下之赋。”而宋代以来，“县官榷盐，得利微而为害博，两池积盐为阜，其上生木合抱，数莫可较。请通商平估以售，少宽百姓之力”。王景的建议，遭到大臣的反对，但刘太后却极力主张通行，由此引发了宋廷对解盐专卖政策激烈的讨论：
（太后）谓大臣曰：“闻外间多苦盐恶，信否？”对曰：“惟御膳及宫中盐善尔，外间皆食土盐。”太后曰：“不然，御膳多土，不可食。”或议通商何如，大臣皆以为，如是则县官必多所耗。太后曰：“虽弃数千万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乃不敢复言。
刘太后出身贫寒，深知民间疾苦，毅然置财政巨额亏损于不顾，立即任命翰林学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随与三司研究解盐通商利弊。经讨论，盛度等提出了拥护全面通商的方案，从五个方面胪列了通商的优越性：
方禁商时，官伐木造船以给辇运，而兵力罢劳不堪其命，今无复其弊，一利也。
始以陆运，既差贴头，又役车户，贫人惧役，连岁逋逃。今悉罢之，二利也。
又，船运河流，有沉溺之患，纲吏侵盗，杂以泥砂、硝石，其味苦恶，疾生重膇。今皆得食真盐，三利也。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余万，颇助经费，四利也。
岁减盐官、兵卒、畦夫、佣作之给，五利也。
盛度等陈述的通商五利，揭露了禁榷政策的弊病，官卖食盐最大的危害在于，加重了军民百姓的徭役负担，破坏了农业、工商业的正常秩序，阻碍了农业、工商业的发展。其次，影响了货币的正常流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上的“钱荒”现象，也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后，官营盐业，无法保证食盐的质量，上至太后，下至百姓，都食用苦恶不堪、致人足部严重肿胀的土盐。
在刘太后力主之下，解盐东盐区和西盐、南盐区一样实行通商政策，解盐全面实行通商政策后，包括河中府、解州在内的受益的“各郡之民皆作感圣恩斋”
，为太后及仁宗祈福。并刻石留念，立“宋皇放商盐颂碑”于解池旁。这块具有意义的石碑碑文留传至今，拓片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
解盐全面通商后，国家收入较前减少。以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至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的新法收入，与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至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旧法收入相比，在大约相同的时间里，推行新法，盐利减少了236万缗。但解盐生产运营良好，在放行解盐的头3年，产盐近276万斤，所贮可支10年。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仁宗亲政，肯定了解盐通商新法，视为“成规”，“宣付史馆”。解盐通商新法推行了整整10年时间，到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宋廷急需军费，解盐复行禁榷。
至于东南盐法，仁宗天圣、明道时则基本沿用了真宗后期的盐法，在禁榷的基础上，有限度地实行通商，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在京榷货务收到末盐交引钱180.3万贯。这一时期，任东南六路发运副使的张纶，通过免除通（今江苏南通市）、泰（今江苏泰州市）、楚（今江苏淮安市）三州盐户的积年欠负，并提供生产工具，提高盐的收购价格，扭亏为盈，国家每年增加数十万缗收入。又在杭（今浙江杭州市）、秀（今浙江嘉兴市）、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三州设置盐场，岁增收入350万。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南方大旱，江淮灾荒，运河浅涸，盐运停顿，海盐积压，盐民贫困，远地盐荒，宋于此时决定由地方政府组织官运，将海盐运至淮南、两浙、江南、荆湖，商人在京师榷货务缴纳钱、粟，换取交引，至上述各地取盐贩卖。淮南的通、泰、楚、海、真（今江苏仪征市）、扬（今江苏扬州市）、涟水（今江苏涟水县）、高邮（今江苏高邮市）各州军，只能在城卖盐。其他各地允许到县、镇卖盐，但不能到乡村。这次通商的地域辽阔，但限制在城镇进行，加之海盐运输由官府控制，商人获利不大，交易量小，故至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只允许商人在京师缴纳实钱换取东南盐。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宋廷招募商人运送刍粟至陕西沿边，可加数换取东南盐。同年，河北丰收，谷价低廉，宋廷决定趁此时机储备军粮200万石，又招募商人以河北谷物换取东南盐。
这一时期，宋廷还兴利除弊，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举措。如天圣时修成一百八十里长的泰州捍海堰，防止了海涛冲毁民田，两千六百余户流亡在外的农民回乡归业。堰旁置闸，按时启闭，漕船通行无阻，岁省堰卒十余万。又修成运河线上的扬州邵伯闸，更是件利国利民的大事。景祐时，选官行视京东西、陕西等地“水泉可导灌民田”处，选派官员赴河北等州教民种水田。
真宗自祥符天书降后，大修宫观祷祠，大办庆祝活动，国家府库消耗殆尽。天圣节流，首当其冲，就是大省斋醮宴赐。自二月起，刘太后下令撤销自祥符天书降后京城所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会灵观、祥源观，以及兖州景灵宫、太极观的清卫卒，分配至各军。所设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及真宗诞节、本命、三元节，各宫观轮流斋醮，不再同时举办。斋醮次数减少六成，规模减半。全国只允许八十五个重要州府举办天庆等五节，可举办宴会，其余各州悉罢。经办封祀、宫观事宜、祥符中增设的礼仪院也一并撤去。仁宗及太后生日，武臣殿直以上，年幼未能胜任朝拜者，不再赐服。此后，玉清昭应宫失火烧毁，刘太后接受臣僚意见，将此灾变视为上天垂示的警戒，不再重建。又削减各路每年应造兵器一半的额度。以两川绫锦、罗绮、透背、花纱之类贡品的三分之二换为绸绢，以供军需，数年后完全停止上供。禁止民间编织锦背、绣背及遍地密花透背等奢侈品。皇家作坊所造玳瑁物品亦停。放宫女二百人出宫。
但节用的效果远不如人意，“虚用冗费，难以悉数”。宫中需索，绕过中书、枢密院，内降诏书不止。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三司度支判官谢绛言：“近来宫中需求越来越多，赐予也超过标准。宫中费用，去年总计缗钱45万，自今春至四月，已达20万。”宫中如此，负责国家财政的三司也常常超预算开支。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苏舜卿在上书中说：“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尽管国家年度经费涨幅惊人，但还是入不敷出。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管理国家战略预备物资的内藏库负责人向仁宗汇报：“自天禧三年十二月开始，每年借缗钱60万给三司。当时诏书再三告诫三司，不得再行借贷。但是，自明道二年距今才4年，而所借钱帛凡917.3万有余。请以天禧诏书申饬三司。”究其原因，在于自天圣以来，屡次要求各部门节省用度，但至今未闻有所施行。“十数年来，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无实，或始是而终非，或横议所移，或奸谋所破”
。仁宗是慈仁、优柔之主，他不能破“权幸所挠”，无法做到令行禁止，政令通畅。造成财政困难的最大原因，在于冗兵。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三司使陈琳上疏论冗兵，他说：“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屡屡告乏，却还在不停地招募。屯住边地的军队与屯住内地的相比，一兵之费可供三兵。过去国家只需支付养万名兵员的军费，而今则要翻上3倍。河北岁费粮草1020万，但河北每年的税收仅够支付其3/10。陕西岁费1500万，但每年税入也只能解决其支出的一半。其余全依赖朝廷财政。自咸平至今，西北二边所增马步军160个营，每岁耗费不止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费用则无止尽，这是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所在。”总之，仁宗在位20余年，冗费问题，有增无减，财政困难，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