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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塔佐尼和普通宗教学( allgemeine Religionswissenschaft

在本文开始就已经提到了拉斐尔·佩塔佐尼那部关于撒丁岛的原始宗教的专著——该书的价值尚不及涵盖作者此后一系列研究的重要意义。佩塔佐尼是能够严肃思考学科所有维度的少有的宗教史学家之一。事实上,他试图掌握普通宗教学的全部领域。 [39]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这就意味着他的路径和方法不同于宗教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但是他想成为一个诸宗教( religions )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在某一个领域里的专家。这里面有一个重要区别。许多优秀的学者与此相似,他们因为广泛接受了历史学的方法和假设而自认为是“宗教史学家”。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某一个宗教的专家,有时仅为该宗教的某个阶段或者某个方面的专家。当然,他们的工作是极为有价值的——和普通宗教学的建立实际上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我们只要想到以下这些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克恩(O.Kern)以及瓦尔特·奥托(Walter Otto)关于希腊宗教,以及马希农(L.Massignon)和科宾(H.Corbin)关于伊斯兰教的著作;欧登伯格(H.Oldenberg)、齐美尔(H.Zimmer)和冯·格拉森纳普(H.Glasenapp)关于印度宗教的著作;以及保罗·穆斯(Paul Mus)里程碑式的著作《婆罗浮屠》,居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同样的鸿篇巨制《西藏画卷》和埃尔温·古登诺(Erwin Goodenough)的十二卷本《希腊—罗马时期的犹太教符号》。通过这些著作可以领略到这一类型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尽管如此,广泛意义上的宗教史学家不可将自己拘泥于某个领域。正是因其学科结构,它必须至少研究若干其他宗教以便能够将它们加以比较,由此理解宗教的行为、组织以及观念的模态(神话、仪式、祈祷、巫术、入会礼、高位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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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有些最伟大的专家在其他领域同时也是颇具竞争力。内森·索德布鲁姆(Nathan Soederblom)和摩尔(G.F.Moore)发表了在其特定的研究领域(伊朗宗教、犹太教)中的重要作品,但是他们也以“通才”著称;希腊宗教史学的老前辈,尼尔森(M.P.Nilsson)也是一位民间故事和原始信仰的学者;伟大的日耳曼学家,扬·德弗利斯(Jan de Vries)也是凯尔特宗教和民间故事及神话学方面的权威;弗朗兹·阿尔泰姆(Franz Altheim)从罗马和希腊化宗教的历史而转入伊朗、突厥和中亚的传统;乔治·杜米兹(Georges Dumérzil)精通所有印欧宗教和神话;奥布赖特(W.F.Albright)是以色列宗教的专家,但是出版过论述古代近东宗教的专著;而加斯特(Theodor H.Gaster)是民间故事和古代近东的专家。这份名录还可以延续下去。

当然,其他和佩塔佐尼同一代的学者也在追求涵盖整个普通宗教学领域的目标。例如我们可以提到卡尔·克莱蒙(Karl Clemen)、詹姆士(E.O.James)和范德莱乌(G.van de Leeuw)。克莱蒙非常博学而刻苦,但是基本上没有超出哲学解释学范畴,而范德莱乌有时仅满足于一种印象主义的研究方法,可是佩塔佐尼却总是旨在进行一种历史的—宗教的解释;也就是说,他是在一个普遍的观点之内阐述不同研究的结果。他毫不犹豫地处理一些核心的,不过也是范围极广的问题——一神教的起源、天神、秘仪、悔罪、苏鲁支和伊朗宗教、希腊宗教等等。他的学识广泛而又严谨,他的著作清晰、沉稳和智慧。在克罗齐历史决定论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佩塔佐尼,把宗教视为一个纯粹的历史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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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确地坚持认为,每一种宗教创造性都具有历史性。他写道,“希腊宗教并不是从虚无中产生。没有一种不受时间影响的‘希腊文化’能在历史时间中展现。在历史的审判席上,每一个现象(< phenomenon )都是一种诞生(< genomenon )” [40] 。对此,佩塔佐尼强调对希腊宗教的历史认识,以便深化我们自己的历史意识的必要性。固然,我们必须同意理解任何一种宗教历史的紧迫性,但是仅仅集中于一种宗教形式的“起源”和发展——“每一个现象都是一种诞生”——也许会将解释学的探索化约为纯粹的编年史工作。这最终意味着,比如希腊宗教的历史会变成希腊学术的无数分支——在某种层面上接近于希腊史、希腊文学、希腊数学、希腊图像学或者希腊考古学。由于在所有研究领域都可能发生相同的情况,所以作为一门自主学科的宗教史本身就会消失。所幸的是,佩塔佐尼充分意识到了这个危险,在其学术生涯结束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现象学”和“历史学”的互补性。此外,就像弗洛伊德或者弗雷泽那样,佩塔佐尼的个人垂范比他的理论更加重要。主要多亏了他,宗教史这门学科在当今意大利,与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相比,更多是从综合性角度去理解的。他的更年轻的同事和门徒至少是部分地保持着一种可以称为“佩塔佐尼传统”,亦即对宗教史的核心问题的兴趣,并且努力使这门学科对于现代文化产生实际的意义。 [41] 随着佩塔佐尼的去世,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由泰勒和安德鲁·朗创造的,弗雷泽、索德布鲁姆、克莱蒙、莫斯、库马拉斯瓦米和范德莱乌所继承的辉煌的传统也随之而去了。 8cWkbKY/zhScKf5n/v5Yj0595AsftfiWeYt+Pa7m1HunirBS80gRmG8t1hiiC6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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