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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5年，威廉·施密特死后一年，所著《上帝观念的起源》终告完成时，该书已达11 000页！很少有宗教史学家能够全部读完这部卷帙浩繁的论著。虽有言过其实（主要是在第1卷）和护教论的倾向，《上帝观念的起源》仍不失为一部巨著。不管如何看待施密特关于宗教的起源和成长的理论，人们必须称道他学识广泛，笔耕不辍。威廉·施密特当然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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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朗（Andrew Lang）在最古老的原始民族中发现的“高位神”，以及这位优秀的苏格兰学者方法论上的前后不一致，给施密特的印象极其深刻。施密特认识到，像上帝观念的起源这样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能运用一种可靠的历史方法，以便使人能够区分并且澄清所谓原始文化的历史分层，是不能作出回答的。施密特尤其反对像泰勒、弗雷泽、杜尔克姆及大多数人类学家的反历史的研究路径。他最早认识到格拉布纳（Graebner）的历史民族学尤其是文化圈的概念的重要性。历史分层使他能够将古代的甚至是“太初”的传统与以后的发展和影响区分开来。以澳大利亚为例，施密特试图证明高位神的信仰可以在最古老的层面上得到证实，而图腾崇拜则为文化上较年轻的部落的特征。在历史民族学看来，澳大利亚东南诸部落、俾格米人、某些北亚和北美的部落，以及火地岛人，都可以视为那些最古老民族的现存的遗民。施密特认为，从这些现存的化石出发，就能重构太初的宗教。在他看来，原始宗教（ Urreligion ）就是由一种对于一个永恒的、创造者、全能的以及仁慈的，据说生活在天空中的高位神的信仰所构成的。他得出结论说，一开始各地都存在着一种原始一神教，但是到后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退化了，许多情况下几乎忘却了这种最初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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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维（Robert H．Lowie）、保罗·拉定（Paul Radin）和其他民族学家承认在大多数最古老的民族中至上神的存在 ［29］ 。施密特的重构中所不能被接受的是他独一无二的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主张，原始人通过对原因进行逻辑的研究而发现了上帝的观念。他无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亦即，首先是一种自成一体（ sui generis ）的经验，是通过人与神圣相遇而激发起来的。施密特倾向于认为，所有非理性的因素都代表着那真正的、太初的宗教的“退化”。而实际情况是，我们并不拥有任何研究这个“太初的宗教”的工具。我们最古老的文献是相对比较新的。它们不能把我们带到比旧石器时代更早的年代；我们不知道石器时代以前千百万年间人们的所思所想。对于高位神的信仰看来确实是最古老文化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发现还有其他一些宗教因素。就我们能够重构最古老的过去而言，假设宗教生活从一开始就是非常复杂的，“高尚的”观念和“低级的”崇拜与信仰形式共存，可能更加可靠一些。
威廉·施密特的概念得到他的同事和学生的纠正 ［30］ 。对于远古宗教的知识作出重大贡献的有保罗·谢贝斯塔（PaulSchebesta）、古辛德（M．Gusinde）和凡诺瓦贝格（M．Vanoverbergh） ［31］ 。在年轻一代的维也纳学派中，必须提到约瑟夫·海克尔（Joseph Haeckel）、克里斯托弗·冯·富勒尔海门多夫（Chr．V．Fürer-Haimendorf）、亚历山大·斯拉维克（Alex．Slawik）和卡尔·杰特马（Karl Jettmar）等 ［32］ 。
其他各种研究取向的民族学家也曾经试图建构宗教的起源和成长。普瑞乌斯（K．Th．Preuss）推论出一个前万物有灵论阶段，从中产生了巫术和高位神观念 ［33］ 。索恩瓦尔德（R．Thurnwald）认为，在食物采集阶段普遍存在一种动物的神圣性的信仰［“动物信仰”（theriomism）］；而图腾崇拜则对应于狩猎文化；神性的人格化（通过万物有灵论、鬼神崇拜等）是早期农耕文化的特征；高位神的信仰则是游牧民族所特有 ［34］ 。杨森（Ad．E．Jensen）将各狩猎文化中天上的造物之神和动物之主的概念联系起来，将底玛（ dema ）型的神灵及其戏剧性的神话的出现同早期农耕文化联系起来。底玛转型为多神教的神灵据说发生在更加高级的文化中间。我们还需要补充的是，杨森著作最可宝贵之处在于对早期耕种者的神话世界作了颇具启发性的分析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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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德国和澳大利亚人类学家论述各种古代民族宗教生活的重要著作，但是他们并没有涉及原始宗教的起源和成长的争论。我们可以提及弗罗奔尼乌斯（L．Frobenius）和鲍曼（H．Baumann）的关于非洲宗教和神话学的著作，W．E．穆尔曼（Mühlmann）关于波利尼西亚阿洛伊（Aroi）人的专著，以及维尔纳·缪勒（Werner Müller）关于各种北美土著宗教充满智慧的著作。弗雷德里希（A．Friedrich）特别值得一提；他醉心于早期狩猎者宗教的先锋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路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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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语国家中对宗教感兴趣的人类学家中，我们必须首先提到罗伯特·H．罗维和保罗·拉定，他们都出版过一部关于原始宗教的论著。 ［37］ 罗维的著作也许是该领域中现有最佳的著作。他的著作毫无教条主义，讨论了古代宗教的各个方面，深入思考了心理和社会的背景及各历史层面。拉定的著作更加具有个人的、几乎充满论战的精神。他坚持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也强调他所称的在萨满和宗教思想家的神经质的—癫痫的因素。从F．波阿斯令人吃惊的书目中，我们也许可以提到他的一部论述夸库特尔人（Kwakiutl）的宗教和神话的专著。科洛贝尔（A．L．Kroeber）、斯佩克（F．G．Speck）、劳埃伯（E．M．Loeb）以及其他美国人类学家提供了许多关于各种不同部落宗教生活的详尽的研究，但无一是从比较的和宗教史的观点写作的。在这里，瑞德菲尔德（R．Redfield）、克鲁克洪（C．Kluckohn）的作品和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idict）的《文化范型》是例外。 ［38］
在弗雷泽死后的英格兰，没有一位人类学家试图涵盖所有原始宗教的领域。马林诺夫斯基集中研究特罗布里恩德人，他用功能主义研究神话和仪式乃是基于他在那个地区所做的观察。拉德克利夫_布朗（A．R．Radcliffe-Brown）在其《禁忌》（弗雷泽讲座，1939年）中对原始信仰的认识作出了充满智慧的贡献。伊文思_普里查德的专著《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巫术》（1937年）和《努尔人的宗教》（1956年），以及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的《神在提科皮亚（Tikopia）的作品》（1940年）、米德顿（J．Middleton）的《鲁巴拉人（Lugbara）的宗教》（1960年），以及里恩哈特（G．Lienhardt）的《丁卡人（Dinka）的宗教》（1960年）展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对原始宗教问题的真实取向。泰勒、弗雷泽和马雷特的时代似乎已经终结；人类学再也不被视为一把钥匙，可以解决像宗教的起源和成长这样“伟大而最终的问题”。这也是伊文思普里查德在《原始宗教的理论》（1965年）一书中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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