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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62，应《圣经与宗教杂志》（ The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 ）的编辑之邀，我撰写了一篇7000字以内的文章，评述过去五十年的宗教史。由于其他作者受托讨论《旧约》和《新约》研究进展，我没有将这些研究领域纳入我的论文。在准备本书时，我修订并完善了全部文字，尽管《圣经》研究的某些思潮还是和其他领域的宗教史研究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还是遵循原先的计划。
原文以《宗教史回顾：1912—1962》发表于 The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 ，31（1963）：98—107。（版权所有＠1963年美国宗教学会，经许可。）
1912年，在科学的宗教研究历史上是一个重要日子。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出版了他的《宗教生活的基本方式》，而威廉·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完成了他里程碑式的著作《上帝观念的起源》第1卷，全书要到四十年后方才宣告完成，第11卷和第12卷分别在1954年和1955年问世。在1912年，拉菲埃勒·佩塔佐尼（Rafaele Pettazzoni）写出了他的首部重要专著《撒丁岛的原始宗教》，荣格（C．G．Jung）出版了他的《力比多的变化与象征》。而弗洛伊德正在阅读他的《图腾与禁忌》校样，此书将在来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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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采用了宗教研究的四种不同但并非全新的研究路径：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研究路径。唯一颇具潜力的新的研究路径即宗教现象学，要到十年之后才有人问津。但是弗洛伊德、荣格、杜尔克姆以及威廉·施密特确实运用了新的方法，声称获得了比其前辈更为不朽的成果。非同寻常的是，除佩塔佐尼外，这些人都不是宗教史学家。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在以后十年的文化生活中将要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鲜有宗教史学家完全仰赖他们的研究，但弗洛伊德、荣格、杜尔克姆和施密特，尤其是前两位，对于过去几代人的时代精神作出了极大贡献，他们对宗教的解释在非专业人士中间至今还享有相当大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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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述他们的理论假说时，所有这些作者，或者积极地或者消极地，都反对他们当时的前辈。大约在1910年至1912年间，德国的星体神话学派和泛巴比伦学派日渐式微。在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中 ［1］ ，只有埃伦莱希（P．Ehrenreich）的《普通神话学及其民族学的基础》（1910年），以及耶利米（A．Jeremias）的《古代东方神灵文化》（1913年；第2版，1929年）对以后的学者还有某些益处。对1900—1912年间德国宗教史的最重要贡献，直接或者间接地依靠泰勒（E．B．Taylor）的万物有灵论的学说。 ［2］ 但是，和前三十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个学说再也没有获得普遍的接受。1900年，马雷特（R．R．Marrett）发表其《前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这篇文章注定要成为名篇，他在文章中试图证明，宗教的最初阶段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灵魂信仰，而是一种由同非人格的权能［玛纳（Mana）］相遇引发的敬畏和好奇。 ［3］ 许多学者接受并且阐述了这个理论。玛纳［或者奥伦达（orenda）、瓦康（wakan）等］已经被用滥掉了，虽然受到出色的民族学家的批评 ［4］ ，在许多科学家的圈子里面还是相信它代表最早阶段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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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非常流行的前万物有灵论的假说是由弗雷泽（J．G．Frazer）在其名著《金枝》（第2版，1900年）中提出来的。这位知识渊博的人类学家断定，在人类历史上巫术早于宗教。在同一部作品里，弗雷泽采纳了曼哈德（W．Mannhardt）的谷物精灵的概念，并且发展了一种内容极为丰富的植物神死亡和复活的形态学。虽然有着主要由于无视文化的分层亦即无视历史而造成的种种缺陷 ［5］ ，弗雷泽的《金枝》仍变成了一部在许多学术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之作。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图腾崇拜与外婚》（4卷本，1910年） ［6］ ，虽然不太流行，没有它就很难想象弗洛伊德会撰写《图腾与禁忌》。
杜尔克姆、弗洛伊德和荣格采纳并重新论述了前万物有灵论的假说（即玛纳和巫术先于宗教），坚持强调图腾崇拜的重要性，在前两位作者看来，它们意味着宗教生活的最初表现。唯一拒斥所有当时这些颇受欢迎的理论——泰勒的万物有灵论以及前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以及植物神——的只有施密特，他拒绝从这两种宗教形式中考察宗教的起源或最原始的宗教经验。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施密特认为宗教生活的最古老形式便是对至上神的信仰。他相信能够在一个新学科的帮助下从历史上证明这个问题，这个学科就是：历史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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