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码:37
有句法国谚语说“只有细节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虽不认为情况一贯如此,但是在文化史上确乎存在这样的例子,细节非常能够给人以启发。让我们考察一下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起源吧。大家知道,马希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创办了柏拉图学院,将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及某些新柏拉图派的著作和评注翻译为拉丁文。但是有一个细节总是脱离我们的注意: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Medici)这位政治家将收藏多年的柏拉图手稿和普罗提诺手稿的翻译工作托付给了费奇诺。1460年,科西莫买下后来命名为《赫尔墨斯文集》( Corpus Hermeticum)的手稿,要求他立刻将其翻译成拉丁文。当时费奇诺连柏拉图著作的翻译还没有开始呢;尽管如此,他将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放在一边,立即投身翻译《人类的牧者》( Poimandres )以及其他赫尔墨斯式文献,以便在数月中结束译事。1463年,就在科西莫去世前一年,这一翻译终克告成。《赫尔墨斯文集》是马希利奥·费奇诺翻译和出版的首部希腊文献。之后他开始了翻译柏拉图的工作。 [1]
边码:38
这个细节十分重要。它昭示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个为历史学家所不知或者至少是视而不见的方面。科西莫和费奇诺都为这种太初的启示,亦即赫尔墨斯的著述中所揭示的启示所震惊。当然,他们没有理由怀疑《赫尔墨斯文集》所代表的埃及赫尔墨斯文字是我们能获得的最古老的启示——这启示比摩西还早,并且启发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及波斯的祭司。
虽然费奇诺颂扬赫尔墨斯文本的神圣性和真实性,但是他并没有——也不能——怀疑自己不是一名好的基督徒。早在公元2世纪,基督教护教士拉克坦提乌斯就认为三倍伟大的赫尔墨斯(Hermes Trismegistos)是一位受神启发的圣哲,并将某些赫尔墨斯的预言解释为将在耶稣基督的诞生中应验。马希利奥·费奇诺再次确认了赫尔墨斯主义与赫尔墨斯神秘学之间的和谐,另一方面也重新确认了赫尔墨斯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和谐。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e Mirandola)的真诚也丝毫不少,他认为波斯祭司和犹太教喀巴拉证明了基督的神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梵蒂冈有一幅壁画,充满了埃及人的——亦即赫尔墨斯式的图像和象征!这并不是出于审美或装饰的原因;相反,亚历山大六世想要宣示他对崇高的、神秘的埃及传统实施保护。
这种对于赫尔墨斯主义异乎寻常的兴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反映了文艺复兴人对“太初启示”的追求,这启示不仅包括摩西、犹太教的喀巴拉、柏拉图,还有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埃及和波斯的神秘宗教。它还揭示了对中世纪神学的深层的不满;对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地方性的”,也就是纯粹的西方基督教的反动;一种对普遍主义的、超历史的、“神秘”宗教的渴望。几乎大约有两个世纪,埃及和赫尔墨斯主义,以及埃及人的巫术,令无数神学家和哲学家着迷——不论信教还是不信教,还是秘密的无神论者。如果说乔丹诺·布鲁诺热情地欢呼哥白尼的发现,那只不过是他认为日心说具有深刻的宗教的和巫术的意义。当乔丹诺·布鲁诺在英格兰的时候,他预言古代埃及的巫术宗教将大量回归,就像《阿斯克勒庇俄斯》( Asclepius ) [2] 所描述的那样。布鲁诺觉得比哥白尼更优越,因为哥白尼只是作为一名数学家而理解自己的理论,而布鲁诺则能够将哥白尼的数字解释成为一种神秘的象形文字。
边码:39
回溯这段寻找“太初的赫尔墨斯教启示”的宗教和文化神话直至1614年有学问的希腊学者以撒·卡索伯恩(Isaac Casaubon)将其摧毁为止的历史,将是一个使人着迷的研究。细说这个前现代神话的历史将会导致我们偏离本书的主旨。我们只要说以撒·卡索伯恩纯以文字学为依据证明了《赫尔墨斯文集》决非一种“太初的启示”,而是很晚的文献——不会早于公元第二或者第三世纪——反映的是希腊化—基督教的综合文化。
这种笃信在一些文献中传递着一种太初启示之兴衰,乃是一种症候。人们甚至可以说,它预示着在未来三个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追寻一种前摩西时代的启示预示着并在日后一直如影随形的一系列危机,这些危机震荡了西方基督教世界,最终为18世纪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开辟道路。对“埃及人”以及其他“东方神秘”的强烈的、持续的兴趣并没有在文艺复兴时期促发如今所称的比较宗教研究。相反,费奇诺、布鲁诺和康帕内拉为了赫尔墨斯传奇所作的努力,其直接后果是各种自然主义的哲学以及物质的和身体的科学的凯旋。在这些新科学和哲学的观点看来,基督教不可视为唯一一个启示的宗教——即使它还算是一个“启示的”宗教的话。最后,在19世纪,基督教及其他已知宗教不仅逐渐被视为没有根据的,而且在文化上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总是阻碍科学的发展。知识界一致认为,哲学家已经论证,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的不可能性;此外,人们主张科学正在证明人只是从物质中创造出来的,亦即没有所谓的“灵魂”,亦即一种独立于肉体并且使之生存下来的精神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