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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神话和仪式学派”或者“范型论”，引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方法论争论。为胡克（S．H．Hooke）主编的两部著作《神话和仪式》（1933年）及《迷宫》（1935年）撰文的英国学者，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学者莫温克尔（S．Mowinckel）、恩格内尔（I．Engnell）和威登格伦（G．Widengren）都坚持强调古代近东文化和宗教的共同因素。例如，胡克指出，国王代表着神（god），是崇拜仪式的中心，他本身负责庄稼和城市的富饶。在其六卷本的系列著作《国王和救世主》（1945—1955年）中，G．威登格伦甚至走得更远：国王甚至应该为整个宇宙的福祉负责。但是瑞典学者的著述并不局限于“范型论”。威登格伦也撰写了一部宗教现象学、一部伊朗宗教史以及许多关于其他方面的宗教生活的专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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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型论”遭到来自多方面的批判，尤其是H．法兰克福（H．Frankfort）的。 ［43］ 这位优秀学者主张差异性超过同质性。例如，他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法老被认为是一个神或者变成为一个神，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只是一个神的代表。当然，每当我们不得不处理历史上相互关联的文化时，差异性和相似性总是同等重要的。尽管葡萄牙语不同于法语和罗马尼亚语，但这个事实并不妨碍文字学家考察这三种罗曼语；从起源上看，它们都是从拉丁语这个共同的源头流传下来的。围绕着“神话和仪式学派”的热烈讨论，揭示了某种令人困惑的方法论。这并不是因为某些斯堪的纳维亚作者随意的夸张，也不是他们在文字学上的轻率及歪曲历史。关键是要对古代近东在历史上有关联且结构上有相似性的宗教现象进行比较的合法性。实际上，如果有任何可以正确开展比较研究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古代近东。我们知道，农业、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文化以及最后都市文明，乃是发端于一个有辐射力的近东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