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从长沙西走宁乡,北上占领洞庭湖以南的益阳。
在益阳,他们接收了几百艘民船。
湖北巡抚常大淳不学无术,自以为懂军事,亲自赴岳州湘江洞庭湖出口处,以大船载巨石沉江以塞湖口。回武昌后,高兴地说:“可以太平无事矣!”他认为自此片帆不能飞渡。又自夸称:“我为此耗费了一个月时间,即使要驶过,也非竟月不可,又能有何过虑呢!”岳州危急,他也只派了提督博勒恭武带领一千弱兵前往。
几天后,太平军沿洞庭湖东走,开路先锋仍是林凤祥和李开芳。两人勇冠三军,在进军岳州(今岳阳)时一鼓作气登上城头,因此又立了大功。林凤祥升授殿左一指挥,李开芳升授殿右二指挥。指挥是在永安时所设的官阶,在丞相、检点之下,将军、侍卫之上。按天国干部编制,正职指挥共设七十二员。开始时,升授指挥甚严,林凤祥、李开芳是最早授指挥的。
在岳州,太平军获得了清初吴三桂造反时所遗留下来的铁炮。这些大口径的铁炮都是前膛炮,射程不远,命中率也不甚准确,但在当时已经算够先进的兵器了。太平天国配备这批铁炮后,足可与清军大炮相抗衡了。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是唐人孟浩然的诗句。洞庭湖广五百里,太平军因地制宜,又接收湖上几千艘民船,建立了水营。
水营是集中水上船户的军事编制,通常被人们误作是水军。其实水营的主要任务是运输军用物资、粮食和人员,有时也作为预备队参加战斗。水营的指挥是官拜典水匠职同将军唐正才。典水匠,意思就是水上匠作的主持者。唐正才,湖南祁阳人,木材商人,兼做米行,养得满口大胡子,人称“唐胡子”。据记载说他善舞大刀,有一身功夫,在漕运中学得一手搭造浮桥的好本领。
太平天国自此有了水军,可是这支水军,将士主体是船工,战船是改装的民船,吃水有限,船速不快。太平天国没有船厂,领队人唐正才也是以传统方式组织船队行进和作战。此后的太平天国,虽然也有了京师水军、江南水军等名号,但仍是民船改装的组合,在南方江河纵横、湖泊密布的水面上,比之湘淮军水师的战斗力,相差悬殊。太平天国领袖们,却从未有改造、发展水军的理念。长远看来,这也是他们最终兵败长江中下游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战略因素。
占领岳州,打开了北上武昌之门。太平天国以岳州加速了进展,是胜利之本,逐改岳州为“得胜府”。破旧立新,还从来没有一支农民部队能像太平天国那样热衷于改地名。他们所改地名范围颇广:一是回避上帝和诸王名讳,如避上帝讳,改上海、上虞为“尚海”、“尚虞”,回避诸王讳,改萧山、武昌为“萧珊”、“武玱”;二是带有政治意义的,如此处出现的“得胜府”即是。
太平军在湖南益阳、岳州的大幅度扩军,使得官兵中湖南、湖北籍的比重骤增。随着时间推移,到建都天京后,按资历划线,他们也逐渐成为资深干部了,后期亦成为一批不可忽视的骨干。如李秀成封忠王后的部将郜永宽、伍桂文,以及招为女婿的蔡元隆等人。1861年,太平天国为表彰资深干部,按资论辈,以时间划线,规定凡是在占领南京即1853年3月之前参加的任何大小人员,都在他们的官衔前加上非荣誉称号—“开朝王宗”,意思是相当于开国诸王的家族。
1852年12月16日,太平军放弃岳州,水陆并进,直指武昌,沿途清军望风而走。时人目睹其军容,说道:“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计数日驻鹦鹉洲。”由黄玉昆、林凤祥、李开芳和罗大纲等所率水路前锋大军,沿湘江而下,过洞庭湖,由长江登岸攻占汉阳、汉口,并尽获江中所有船艘,其中最大的四桅船长达十余丈。此时太平军船艘多而大,真可谓是舟楫连江,帆樯蔽天。
洪秀全驻跸汉口关帝庙,杨秀清以万寿宫为临时王府指挥攻打武昌战役。洪秀全见行进顺利,踌躇满志,即在汉阳铸造了一方重十余斤的金玺。
这是继在长沙城外铸制的第二方玺印,以后又刻制多方,玺上所刻字样,光怪陆离,即使时人不甚了了,更令后人扑朔迷离,百解不得其意。
与水路并进的陆路大军,由蒲圻、咸宁抵达武昌东门,占领城外的洪山、蛇山。
太平军为攻占武昌,由典水匠唐正才主持的水营建造了浮桥。这年冬天长江水浅,出现了几十年未曾见有的巨大沙洲;唐正才等采用铁链系船,以巨缆横缚大木,上面覆盖木板,一夜之间就建成了两座浮桥,汉阳、汉口和武昌连成一线,人马往来如行坦途,强化了对武昌的围困。
这是中国有史记载以来,最早在长江中游所建造的浮桥。
清朝镇守武昌的大员,主要是湖北巡抚常大淳和湖北提督双福。
常大淳刚愎自用,为害怕太平军攻城时借助民房作掩护,竟悍然强行拆毁城外距城墙十丈内的商肆民居。他嫌拆毁过慢,又令纵火焚烧,七天七夜大火不熄,致使城外一片瓦砾场,几万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浮桥、曳布为桥
太平天国进入长江流域后,经常遇到江河,他们缺乏常备的水军、战船,于是只能搭浮桥。
浮桥是临时凭借民船和有关材料(如布匹)搭设的渡河工事。
太平军搭设浮桥,见于文字记载的有五次:
一是武汉长江浮桥。1852年12月,太平军在占领湖北汉阳后的第二日,为便于隔江作战、部队呼应,用船只在江面上铺成两座浮桥,一座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一座由南岸嘴到大堤口。四天后,太平军占领汉口,又在接驾嘴搭一座浮桥,几天后浮桥因风浪冲散,翌日又把它重建。1853年1月16日,即太平军攻占武昌后第四天,又从汉阳晴川阁搭有浮桥直达武昌汉阳门。它用巨缆横缚粗木,上面铺以木板,人马往来,如履平地。此浮桥一度为大风浪冲断,但被修复,后太平军在浮桥两侧系有重三四千斤的铁锚于江中,使浮桥较以前更稳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
二是1859年3月,翼王部石镇吉、石镇常由广东大埔渡韩江西攻嘉应州(梅州)。因连日大雨,河水突然飞涨。于是“脱居民屋木板,以布绞搭浮桥渡河”(同治《大埔县志》卷十九)取得成功。
三是1863年4月,翼王部渡大渡河。是年3月翼王部赖裕新转战四川,后赖在中州坝战死,余部中旗后队三万余人在越隽厅大树堡搭造浮桥,桥索以布匹绞成。连系船只,即走过大渡河。自4月1日到4月5日大军不断地行进,当追敌赶到时,只有殿后少数人马还在浮桥上,大部分人马已进入荣经了。
四是1865年5月26日,侍王李世贤部十余万人由福建漳州撤出,至广东大埔塔下村附近韩江,以布匹绞成绳索连系船只,建造了三座浮桥过江。正渡间,为清军追及,浮桥全被焚毁。
五是1868年1月,遵王赖文光率东捻军到江苏扬州东北湾头曳布为桥,人马从布桥上抢渡运河,淮军水师开炮轰击布桥,大军溃散。
为渊驱鱼。很多失家的民众因此加入了太平军。
双福则飞扬跋扈,将城外守军尽数撤进城内。当向荣所派总兵王锦绣、常禄等先行来到时,也令他们缒城而上,不准在外扎营。
几天后,即1853年1月11日,向荣追军赶到武昌东门,分军十队猛攻洪山,攻陷太平军营十五座。后几天又逼近武昌城三里,使人高呼,要双福派军启门呼应。双福却拒绝了。
太平军屡次以云梯攀登武昌城而遭失败,遂改用挖地道炸城法。清军发现有挖掘地道的迹象,也采用长沙对付太平军之地道手段,安置空瓮于地下,招募若干听觉极佳的盲人伏地而听。当太平军挖地道时,他们确实能听到地下掘土的声音。
盐法道林恩熙向双福请求,愿率所部乡勇八百名出城,破坏地道。双福不同意,竟说盲人们所听到的乃是山民砍柴声,并严令:“出城者斩。”
常禄也认为坐守待毙不妥,请求出城一战;按察使瑞元亦陈词出城作战,都遭痛斥。双福奉行关闭战略,因他知道,出战必然完蛋;与其出城,不如闭城,或可侥幸求生。
1月12日清晨,太平军于武昌文昌门下地道所埋火药爆炸成功,城垣炸塌二十七丈。砖石冲天,烟雾弥漫。林凤祥率军首先冲进缺口,李开芳、罗大纲等随后亦相继登城。另有一说,初生牛犊不畏虎。最先杀进武昌的乃几十名童子兵。
太平天国没有童子兵编制
拜上帝成员多是全家从军随军,后来在攻城略地时,又有更多民众携子女从军。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分营,把其中男孩放在正规军(牌面,即十六岁到五十岁的青壮年)行列后面,他们和五十岁以上年龄的老年,就都通称为“牌尾”。牌尾即是排在后面队伍的非战斗人员。
牌尾童子们有时也参与某些战斗。呤唎说:“太平军中最勇敢无畏的勇士,是十二岁到十五岁的年轻的孩子。”1853年,镇守扬州的童子,向家人报告,“儿今充童子兵,头缠红巾,手执竹枪,朝夕跳叫,喉 无声,炮声轰轰。”1853年1月,太平军攻陷武昌,是五十名童子兵首先冲锋登城的,但他们都是混杂在牌面中作战,只是散兵,而不是编制,独自成军的。
武昌城破,杨秀清传令:“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常大淳自杀,双福在睡梦中被杀。
武昌是太平天国占领的第一座省城,也是从广西山沟里出来后所夺得的第一座大城市。
自金田团营吹起造反号角,太平天国先后围攻过广西省城桂林和湖南省城长沙,苦战多日,将士死伤数千,仍都没有攻下;相比之下,攻武昌却容易得多了,从围攻动员令发布到登上武昌城楼只用了十六天时间。这表明太平军的战斗力正在迅速强大起来。
武昌是中华大城,号称“九省通衢”、“神州中央”,长江、汉江在此交汇,十里长街,百货充盈,千门巨室,万家灯火。这对长年在农村转战、生活的太平军将士和他们的领袖们来说,真像是到了一个洞天福地的花花世界,眼花缭乱,不知所措。
太平军攻占武昌之所以顺利,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得到了本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常大淳等清朝官员拆毁、焚烧民房,不得人心。
当太平军兵临城下,城里冷街僻巷就时常发现有欢迎他们进城的张贴;当太平军进城时,人山人海的民众焚香供桌、夹道相迎,家家户户门上张贴“顺”字。太平军是在欢呼声中进驻武昌的。
自古王贼不两立。进城的太平军将士,首先是搜捕顽抗和藏匿的清朝文武官员,据名册抓到了按察使瑞元、布政使梁星源等一百多人,有说瑞元、梁星源被抓获时,先是分别被塞进竹篓子,装抬游街,然后处死了瑞元,梁星源因在广东布政使任上,有些好名声,罪轻一等,让他自裁了结。其余人员亦一一被杀。
接着,太平军将士又按名册搜捕这些官员的家属,也将他们满门抄斩。当时已革职湖广总督、发往粮台以观后效的程裔采留在武昌的家眷八口也被捉拿在案。他们的家财尽被抄没,送进圣库。
农民手工业者是喜欢金银珠宝的。太平天国亦不放过金银珠宝。他们在武昌抄没大富款李祥兴家藏银一百二十万两,将曾任建昌府刘某府第鱼池下藏银十万两,全数挖掘,纳入圣库。
抄家是农民造反派固有的传统,太平天国也对大户商家实施了抄家。
明末李自成据北京时,就奉行对全城官民大抄家。洪秀全、杨秀清等未必清楚这段导致大顺王朝崩溃的历史,但他们执持的传统农民本性,使他们无师自通,也热衷于对大城市武汉大抄家。
见有记录的,太平天国从这时起,对城市大户商家通常采取地毯式抄家。他们这样干,必然殃及一般居民和手工作坊、小商家,就此玉石不分,把抄家扩大化了。
在武昌城里,太平军将士据街把巷,挂起黄旗,设立所谓“进贡所”,勒令全城民众缴纳金银、钱米、鸡鸭、茶叶和其他物品,且逐街逐店搜罗,美其名曰“上贡”;其实就是变相的掳掠、抄家。当扎带红巾、衣衫褴褛的将士,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武昌后,望着饱食终日、楚楚衣冠的城里居民,必然产生极不平衡的心态。因此,这种出自有组织的大抄家,乃是长年穷困者的心理补偿。它也是小农平均主义的单向思维。
洪秀全、杨秀清再度命令:一切财物归圣库。
在武昌,太平天国对民众作了创造性的措施,那就是首次将他们按性别、年龄和身体健康现状等档次分别送入各馆:凡年在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子编入正牌馆当兵作战,在此年龄外的老小编入牌尾馆,女人编入妇女馆(女营),有疾病者编入能人馆,聋哑盲残缺人等编入老疾馆。每二十五人设一馆,完全按军队编制,每馆设两司马,以上分设卒长、旅帅等各级军官,便于管理。每人每天发油一小杯、谷三合,定量供应。
太平天国规定每人每餐饭前必须要念念有词:“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感谢天父天兄天王赐食。还作出规定:吃饭时不得身靠桌子,不叠股,动碗筷时不得谈话,吃完一道菜肴后,才能再上一道菜肴。
在馆的男子一律剪辫留发,还只能穿短衫。那些穿着长衫的武昌汉子,就得被剪去下截,胸前背后缝上黄布,且在上面写有“天军”、“冲锋伍卒”或在某馆等字样。
民众都要入馆。武昌城里再无家庭;更不会有商店、作坊。
太平军就是这样扩大队伍的。
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把金田团营时的老一套措施,当做万有灵丹,来管理武昌。它要把一个早在中世纪就已走进近代繁华发达的经济文化名城,强制以军事管理方式,回归到古代大同世界。
以传统农民的理念改造城市、取消城市,这是时钟的倒拨。
很难说这是洪秀全、杨秀清等领袖的高明之处。
洪秀全将清湖北巡抚衙门改作“天王府”,在辕门匾上贴以黄纸,写上朱字“天朝门”,大堂匾上贴以“天朝殿”。东王和其他各王,也各在大门上贴以黄纸朱字如“东王府”等。接着是服饰对号入座,武昌商肆有的是好绸缎,又有巧匠。可以说,天王、东王以及其他高级将领所穿戴头冠、衣袍能按地位兑现,当是开始于这个时期。
但此时对于两司马所统率的天兵,因为多有新兄弟,还来不及统一服饰,通常是头扎红巾,就算是唯一标记了。基层人员还规定不得穿漂亮衣衫;经批准可穿的,还须在衣衫上盖有圣库大印,方准服用。
洪秀全此时此刻真可以说是踌躇满志了。
他自己在武昌主要干了两件事:
一是公开在大庭广众前搭台讲道理。“讲道理”也叫“讲天情”,即太平天国各级武将文官对军民大众的报告会、上大课。这是洪秀全向西方学来的宣传教育模式,即当年他在广州街头聆听牧师宣讲的变换。
通常长官都要学“讲道理”,讲道理者有时讲拜上帝的好处,有时动员群众做某些事,将士则讲英勇战斗。它一般是搭叠高台,有时匆促就垒叠上几只桌子,然后鸣锣召集听众前来听讲。
太平天国各级领导人,自天王东王到两司马,都要“讲道理”,“讲道理”,是权利也是义务。即使是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只要有官职,也会“讲道理”。
这是有记载的由天王亲自登台向民众讲道理。
洪秀全登上高台,顾眄自雄。
不过这次讲道理,洪秀全很扫兴。
原来他在讲道理时,当地有个马秀才,书呆子气十足,竟跳出来对他叫骂。马秀才当场被扭住,处以五马分尸,堪称咎由自取。可是天王却因此倒憋了气,扫了兴,讲道理也就草草了事。
洪秀全做的第二件事是又充实了自己的妻子队伍。
洪秀全这时至少已有三十六个妻子了。他反对纳妾,他的妇女平等观,就是老婆不分尊卑大小,都叫妻子。当然,天王的妻子无指标、不定额,多多益善。在武昌花花世界,他又选了六十个妻子。
据说太平天国是禁止缠足的,洪秀全有否让他的妻子们放足,语焉不详。其实,太平天国禁止缠足,并非出自反封建陋习或政治色彩的移风易俗。广西山区妇女多天足,客家妇女也是天足,唯天足才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和走远路。多见不怪,少见多怪,由是出了山区、到了平原,发现江汉地区城乡妇女多缠足,那就要禁止缠足了。
不管怎的,它毕竟是一个进步。
洪秀全热衷于选女人。但也有人说杨秀清也喜欢选美女,他令全城十三岁至十六岁的妙龄少女都到阅马厂听讲道理,违者本人和父母都要斩首。于是多人明知就里,皆蓬头垢面而往。但到场时,即被勒令须先以清水洗面,由是也选得六十名眉清目秀的少女。
武昌花花世界是个大染缸,太平天国领袖们红的进去,灰的出来。有人说,太平天国是到了南京才封建化。其实洪秀全等人,自幼就生长在封建文化的土壤上,在造反后即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只是到了武昌就更加明显了。
太平天国攻占武昌的半个多月以后,即1853年2月3日,迎来了天历辛开(亥)二年的除夕。
这是太平天国奉行天历的第二个春节,它比同年农历春节要提早半个月。
太平天国的第一个春节,是在永安州围城时度过的。当时物质匮乏,领袖们也忙于建制,没有多大规模的欢庆活动。
移风易俗,太平天国改换农历、节气,包括编造自己的春节,那是自秦末陈胜吴广以来农民造反所没有的。
就在武昌过除夕那天,白天,天王洪秀全亲自选女人,选数六十,图个吉利;当天,各级官员向天王进贡,女官向天王又正月宫赖莲英进贡,都是桌案上铺设黄纸,罗列大盆,内盛蔬肴并水果,由两人抬着,打着锣鼓前来进贡。天王下令,每营赏给肥猪一头,也有领取牛羊的,并由两司马向圣库领取赏钱,让全“国”上下和和美美地吃上一顿年夜饭。
吃肉,是农民向往的,他们生长在土地上,由于贫穷,山珍海味般的美好享受仅囿于肉。
太平天国前期上下奉行供给制。供给标准是按官级分肉、吃肉。总制以下官兵平时就没有肉吃,只有礼拜日、诸王寿诞日和春节等日子全体人员才有肉吃。所以在进入武昌、南京以后,每逢礼拜日宰夫衙磨刀霍霍杀猪千头。时人有诗说道:“每逢七日群分肉,礼拜期原杀戮期。”
而在平时,天王每天给诸王肉十斤,逐次递减,至总制级干部半斤肉。监军级干部和以下将士们就只能吃素了。据称,太平天国这项供给制规定,乃是参照广西山区的苗族土司制度。
节日能有肉吃,对大小官兵来说,总是一项皆大欢喜的享受。可是有肉可吃,却不准喝酒。太平天国严禁饮酒,太平条规就明确规定人人“要练好心肠,不得吸烟、饮酒”。为他们所控制的城乡和乡村,民间不准酿酒、卖酒、饮酒。所设的各家衙门,衣食住行、生活用品,三百六十行几乎都有,唯一所缺的就是酿酒或买卖酒的衙门。
太平天国之所以禁酒,并非因酿酒要消耗过多的粮食,据说是与天王洪秀全大有关系。据他的儿子洪天贵福说:“我父亲不吃猪肉的,并不准众人吃酒,所以从前我只吃牛肉,不吃猪肉。”洪秀全不爱吃猪肉,大概分到的都是牛肉、羊肉,于全国全军似无妨碍;但他自己不喝酒,就将不准喝酒写进国家根本大法中去了。因而即使像除夕的欢腾,也只能用茶代酒。
不过即使无酒,太平天国过春节还是够热闹的。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元旦清晨,天王和东王等人坐在大殿上,接受鱼贯而入的臣下一批批地朝贺、团拜。诸王内眷和女营官员则分别向赖莲英娘娘朝贺,一派歌舞升平气象。据记载,春节这天,武昌城里锣鼓从黎明打到深夜,爆竹声连续不断。后来有人回忆说:“楚垣俨然一大剧场。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寸许。”当然,这一带也是盛产爆竹之处。
春节过后,太平天国又要走上新的征途了。
此向何处?当时是有过一场争论的。
石达开建议西去四川。洪秀全主张北上河南。相传此说出自一个率领千名女兵的黑旗女将卞三娘,是她率先向天王建议北征取河南的战略。取中州之地,盖得中原者得天下。天王之说,有根有据,本应该是绝对权威的。但杨秀清坚决要求沿江下南京,然后下一步再考虑北上河南,他不学无术,强词夺理,哪怕磨破了嘴皮子,也还是说服不了满肚书篓子、引证据典的天王,于是撒了大泼,又拿出他的杀手锏,假天父下凡传言。因为杨秀清是代天父传言,至高无上,这才是真正的最高圣旨呢!洪秀全只得勉强听从。
石达开所说乃深受《三国演义》影响。这是一种落后、倒退、闭关自守的战略,但洪秀全所说的也不高明。他就不懂得这支拖老携幼的几十万人众,行走在中原茫茫大地,如果被对方截断后路,断草绝粮,就将不战自亡。
相比之下,还是杨秀清的想法较切实际。
但杨秀清和洪秀全、石达开都犯了一个战略性的大错误,那就是得地不守,取城破坏,不搞基层政权,建立后方基地。
1853年2月4日,即太平天历正月初二,太平军将士们把武昌官衙里的一百多万两银子尽数送到船上。翌日又将所有铜炮、铁炮装上船头,准备出发。2月8日,天王令武昌女馆人员尽数上船。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昌,分水陆三路夹江东下。
天王登上特制的龙船,这艘金光闪闪、规模巨大、稳如地面的龙舟,后来洪秀全就把它作为纪念品陈列在天王府侧,炫耀创业,供人参观。以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也有带着创业艰巨、教育来者的功能。
这支有船两千余艘、人众达五十余万的浩荡队伍,由石达开为先锋,秦日纲、罗大纲沿水路,胡以晃和不久前才跃升的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等则由陆路夹江而下。声势极为壮观,当时称为帆樯如云,蔽江而下。
这时的太平军已被称为拥有十万雄师。包括随军家属,以及携带的武昌妇女,太平天国已有五十万人众。在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中,清方在奏报中总是将太平军的人数放大几倍甚至十几倍。意在说明太平军人多势众,非不用力,盖难以势均力敌,所以虽败也可借寡不敌众塞责;获胜,则表示以少胜众,更加显得自己威风。由是出自清人笔下的太平军将士人数,多有倍增,充满水分,不可不察也。
牌面、牌尾
太平天国创造了新名词:牌面、牌尾。牌面、牌尾出自太平天国独特的“门牌”。1854年在恢复家庭时,同时设置门牌,以控制人口,在门牌登记人员,前列主要成员(牌面),后列未成年人(牌尾)。牌面、牌尾也写作排面、排尾,盖军中排列,列队在前为排面,后为排尾是也。“牌面”又称“正牌”。“贼每战,各营正牌二十五人居前当锋。牌尾老幼辈助声呐喊。”(《武昌纪事》)“牌面”还称为“战兵”,“牌尾”为“守兵”。“贼以少壮为战兵,谓之牌面;幼老者为守兵,谓之牌尾。”(《劫余灰录》)
“牌尾”,通常是老幼合称。“窃今兄睹见队中仍有小牌尾恋恋随队,仰贤弟查明,自有十五岁以下之牌尾,即令旋转潜山驻扎,如有不遵,仰弟重究。而十五岁以上,务要用其器械,不得有矛无杆。”(《鉴天豫涂命殿前右六十二丞相曾在本队宣讲道理照会》)
通常即以十六岁至五十岁为牌面,除此为牌尾。所谓太平军律有“凡军中兄弟五十岁以下至十五岁以上,一闻圣角响,俱要装身赴各本馆衙,听令杀妖。”(《贼情汇纂》卷八)“城中男子凡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金陵癸甲纪事略》)
牌面、牌尾,在太平天国广泛采用于各馆衙、军队以及城乡。用于军时,是区分战斗人员与否;用于民时,是区分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