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Ⅰ

卢梭：啊，我刚刚得知的事情，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吃惊得都回不过神来了！对，回不过神来了！公平的上天啊！多么可恶的人！真叫我伤心哪！我要怎样憎恶他呀！

一个法国人：你记清楚了，就是这个人，他那铺排过分的作品，以其作品中大肆铺排摆出来的美丽道德箴言叫你那么着迷、那样兴奋的！

卢梭：你说吧！使劲说吧！就是对坏人，咱们也要公平吧！铺排过分最多能激发冷淡的、无效的赞美，但肯定永远不会让我着迷的。使灵魂变得崇高并使人的激情燃烧的作品配用另外一个词。

法国人：说铺排或有力都可以，如果意思都一样，词语有什么重要？如果是虚伪从发热的头脑中抽出这个高级行话，而这个高级行话又出自肮脏的灵魂，词语又有什么重要？

卢梭：选用什么词语对我来说，似乎不像对你那样无关紧要。对我来说，选用什么词，意思大不一样。如果在你为我描述的那个作者的作品中，只有铺排过分和行话，他就不会叫我那么厌恶了。这么一个道德败坏的人，面对干巴巴的说教和训诫，可能这种干巴巴也进入他的心中，他会变得更加死硬。如果人们善于在他的心中寻找和激活正直和人道的情感，也许他会重新变成正直的人。这些正直和人道的情感是天性储存在他心中，而又被激情所扼杀的。而能够冷静地欣赏高尚品德的全部美丽，善于以其最感人的魅力描绘高尚品德而自己却不为之感动、不感到自己对高尚品德有丝毫热爱的人，这样的人如果存在的话，那他就是个无可救药的坏人，一个精神僵尸。

法国人：你怎么能说“这样的人如果存在的话”？在我们刚才进行的谈话之后，在这个恶人的作品对你产生的影响下，你的这种怀疑是什么意思？请你给我解释解释。

卢梭：我会解释的。但这等于是做最大的无用功或者是完全多费力气。因为我要对你说的一切，只会为什么人所理解呢？那就是对他们根本就无须说这些话的人！

请你设想一个理想世界，它与我们这个世界很相像，却又完全不同。在那个世界里，大自然与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完全相同，但经济更受到重视，秩序更井然，场面更精彩，形状更优雅，色彩更鲜艳，气味更芬芳，所有的物品都更有趣。整个大自然是那样美好，以至于欣赏大自然会使人的灵魂燃起对如此动人景象的热爱，在使他们产生要使这个美好的制度更加美好的欲望同时，也使他们担心会破坏这个世界的和谐。这样便产生了极度敏锐的感受性。这种敏锐的感受性会给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带来立竿见影的快乐感受。同样的景象却丝毫打动不了他们的心的那些人，对这种感受，则是闻所未闻的。

与上述情形一样，激情是一切行动的动机。但是这些激情更强烈更热切，或者只是更简单更纯洁，正因如此，仅仅因为如此，激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天性的初动都是善良的、正直的。它要多直接有多直接地朝我们的自保和我们的幸福奔去。但是，很快它就受到很多阻力，而它由于力量不够无法沿着最初的方向前进，便任由自己转向了。千千万万的障碍使它离开了真正的目标，使它走上了邪路。在这条路上，人忘记了自己初始的目的。判断的错误、成见的强大力量又帮了大忙，让我们就这样转了向。但是这种效果主要源于心灵的脆弱。心灵无力地跟着天性的萌动走，一撞到障碍就改变了方向，就像一个球走反射角一般。而更有力地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的心灵，是决不会改变方向的，而是像一颗炮弹，要么强行移开障碍，要么减低速度朝着障碍落下。

我说的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从天性为我们安排的乐观视角看，这个世界的居民有幸得到天性的支撑，他们与天性系得更紧。也正因如此，他们的心灵总是保持着自己的本性。初始的激情都是直接奔我们的幸福而来的，它只占据与此相关的目标，而且以自爱为原则，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深情的、温柔的。但是障碍使之离开目标以后，它理会得更多的是障碍，以便移开它，而对要达到的目标则理会得不够了。于是，它改变了性质，变成暴躁易怒而且充满仇恨了。本来自爱是一种良好的完美的情感，却这样变成了虚荣。这虚荣是一种不完全的情感，人们通过它来与别人攀比，它有偏有向，抱有这种情感纯粹是负面的，它不再寻求通过我们自己的善来自我满足，而只是通过他人的不幸来寻求自我满足。

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大量激情与偏见使人发生变化，它堆积起来的障碍又使人离开了我们生活的真正目标。智者受到他人激情和自己激情不断冲撞的打击，在诸多使他迷失的方向中，再也选择不出给他指明正道的方向。在人类社会中，此种情形一经发生，智者所能做的，归结起来就是不急不躁地待在命运将他置于的位置上。可以肯定，什么事也不做，他至少可以避免走向失败，也可避免犯什么新的过错。由于他从人类的躁动中只看到疯狂（他希望避免此种疯狂），他怜悯人们的盲目，更甚于他憎恨人类的狡猾。他丝毫不会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来折磨自己。他之所以有时极力击退自己敌手的侵犯，却并不反过来侵犯他们，并不是热衷于跟他们作对，也不是要摆脱自己的处境或走出自己希望永留其中的平静。

我们这个世界的居民遵循着不太深刻的看法，通过截然不同的道路，几乎达到同一目的。使他们无所作为的，倒是他们的热情本身。他们向往的天国境界，有力地出现在他们心中，并因此而成为他们的第一需求，叫他们将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都聚集起来，并且不断地使出这全部的力量以达到天国境界。扯住他们后腿的障碍，恐怕不会占据他们的心，达到让他们有一时一刻忘记这个境界的程度。当他们因达不到自己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而沮丧而绝望时，他们自然对其余的一切都厌恶得要死，而且完全无所作为了。

这种差异并不仅仅源于激情的类别，也源于其力量大小。因为强烈的激情是不会像其他情感一样任自己转向的。两个情郎，一个十分钟情，另一个相当温吞，却会怀着同样焦躁的心情来忍受一个情敌，一个是出于自爱，另一个则出于虚荣。但也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是第二个人，在他心中仇恨变成了主要感情。爱情没有了，仇恨却还在；甚至爱情没有了，仇恨更加增长。而第一个人，他之所以恨，仅仅因为他爱，一旦他不用害怕那个情敌，他也就不恨这个人了。充满仇恨的激情只是次要的、迷失方向的激情。脆弱的、热情不高的心灵更容易受这种感情支配。而伟大的、强有力的心灵能把握自己的首要方向，能更好地保留柔情似水的、初始的激情，这种感情直接源于自爱。现在你们看到了，在另一个世界的居民身上，激情怎样从更充沛的精神力量中，从感受更深刻的首次关系中衍生出来，而这种激情与撕碎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些可怜人的心灵的激情大不相同。在这些国度里，可能人们并不比我们周围的人道德更高尚，但是在这些国度里，人们更懂得热爱美德。天性的真正倾向都是善的，因此，服从这种倾向的时候，人也是善的。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高尚品德常常迫使人们去与天性作斗争并战胜天性，而能够作出此种抵制的人是很罕见的。长期不习惯于这种抵制甚至会软化他们的心灵，以致他们会出于软弱、出于恐惧、出于必要而作恶。他们既不能免于过失之外，也不能免于恶习。他们对罪过本身并非格格不入，因为确有一些不幸的境况。在这些境况中，最高尚的品德也不足以抵御罪过，境况迫使人不顾本心地作恶。但是他们心中从未有过故意伤害别人、恶毒仇恨、妒忌、阴险丑恶、背信弃义、狡猾欺诈的念头。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从中只会看见犯下罪过的人，但是这里面从未有恶人。总而言之，他们不比这里的人更品德高尚，但是至少从他们更懂得自爱这一点来说，他们对别人是不怀恶意的。

他们也不像别人那样积极活动，更确切地说，他们不像别人那么能折腾。为了感动他们心仪的对象，他们的努力就是热情迸发。但是一俟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便立即停止，而不在自己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寻找一个代用品，唯有这心仪的对象能够令他怦然心动。

由于他们不从外表上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而是在内心感受之中追寻自己的幸福，所以，无论命运将他们置于何种地位，他们都很少折腾以便摆脱这种地位。他们不怎么追求向上爬，相反，由于他们清清楚楚知道最幸福的状况并不是受到人群的极力吹捧而是使自己内心更快乐，他们也会毫无反感地与跟自己兴趣更相投、地位却比自己低的人来往。偏见对他们很少起作用，舆论也对他们丝毫起不了导向作用。他们感觉到舆论的作用时，舆论控制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影响他们命运的人。

这些人虽然也耽于声色之乐，也喜欢享乐，但他们对富有却不大在意，而且也不做任何要去发财致富的事，因为他们深知享受之艺术，不会不了解真正的快乐不是以金钱为代价买来的。至于一个富人能做什么善事，他们也知道，那并不是富人做出的善事，而是他的财富，而且如果没有这个富人，财富分配到更多的人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么一分配就消灭了富有，那么做出的善事就会更好。他们也知道，富人以为通过财富能行的善，全加在一起也难得会抵得上为获得财富而必须作的恶。何况他们还热爱自由胜过热爱舒适，哪怕是由于独立以及执意保持独立而必然带来困境。如果用财富来购买舒适，会使他们产生恐惧。富有的密不可分的伴随物与富有带来的舒适相比，对他们来说，前者要比后者沉重一百倍。对他们来说，占有财富所引起的内心折磨，恐怕会毒化享受的全部快乐。

这样，天性和理智从各方面限制了他们，他们停步不前，终生享受生活，每天做自己看来对自己有益对他人行善之事，而不顾及人们对自己的评价和舆论的反复无常。

法国人：你描述的这些了不起的人与我们刚才谈到的魔鬼，二者之间会有什么共同之点吗？我真是费尽了脑筋而不得其解。

卢梭：大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是这么认为的。但请你允许我把话说完。

独特地构造出来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肯定也跟一般人不同。他们的心灵变异得那么厉害，他们在表达感情和思想上不可能不带有这些变异的痕迹。如果说那些对这种生活方式没有任何概念的人对此会毫无觉察的话，了解这种生活方式并且自己也受了这种生活方式影响的人却是不会觉察不到的。这是一个特征，深谙此道的人通过它相互辨认。这个特征还很少为人所知，更少为人所用，其贵重之处在于它不可能玩假的。当它不是出于效仿此道的人的内心时，它也决不会与天生就能识别它的心相通。但是，一旦相通，是绝不会搞错的。一旦感觉到它，它就是真的。它不是通过几个分散的行为表现出来，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全部举止最有把握地表现出来。但是，在心灵不知不觉兴奋起来的某些毫无遮掩的情形中，深谙此道的人很快便能将自己的弟兄与并非自己弟兄却只想拿这个腔调的人区分开来。在著作方面也能感觉到这种区别。神奇世界的居民一般很少写书，更丝毫不会想方设法去写书。对他们来说，写书从来就不是一种职业。他们写书的时候，那肯定是他们为一个激发物所驱使不得已而为之，而这种激发物比个人利害甚至比名誉都更强烈。这一激发物难以抑制，又无法作假，在他写的全部文字中，都会叫人感觉得到，那就是有什么欣喜的发现要公布，有什么美好的、伟大的真理要传播，有什么普遍的、有害的错误要与之抗争，总而言之，有什么公益要创建。唯有这些动机才会叫他们拿起笔来，而且还得思想新颖、漂亮、动人心弦，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迫使其热情迸发。对他们来说，为此丝毫不存在合适的时间或合适的年龄的问题。由于对他们来说写作并非一项职业，所以，早开始或晚开始，早停止或晚停止，完全视这个刺激物将其推到哪里而定。待他将要说的话说完，他就会像此前一样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不去到文学的垃圾堆里搜寻，不会感到不唠叨什么不永无休止地涂鸦就心里痒痒。这种可笑的欲望，有人却将此归为酷爱写作的人这一行。不过上述这种人，可能天生就有点才能，自己对此也永不怀疑，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来激发他的热情直到迫使他显露自己的才能的话，那是直到死去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姓甚名谁的。

法国人：亲爱的卢梭先生，在我看来，你倒很像是这个美妙世界的一位居民么！

卢梭：我至少毫不怀疑地认出一个来，那就是《爱弥儿》和《新爱洛伊丝》的作者。

法国人：我已经看到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了。但是为了把所有这些不清不楚的假想算到你头上，首先得能让你和你自己口径一致吧！你原来好像已经承认了这个人的恶行，可你现在又因为他写了几本小说而把他捧上了天。我呢，对这些谜一般的语言是一窍不通。求求你对我说一遍你对这个人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卢梭：我已经毫不掩饰地对你说过了，我还会毫不拐弯抹角地给你再说一遍。你们的证据很有力，不容我对这些证据所证明的罪过有一刻的怀疑，而且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与你完全相同。但是，有些事情，你们是放在一起的，而我则分开来看。书籍的作者和犯了罪的人你们看来是同一个人，而我认为是两个，而且我自认为有根有据。先生，谜底就在这里。

法国人：对不起，怎么会是这样呢？这倒让我觉得是新鲜事了！

卢梭：照我说，那你可就错了，难道你不曾对我说过他并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吗？

法国人：确是这样，而且这是再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事实。但是说到他的其他著作，我还丝毫没听人说过对此有什么争议。

卢梭：但是在我看来，这第二层分析与另一个结果已经很接近了。为了更好地判断它们之间的联系，恐怕必须了解人们到底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不是《乡村卜师》的作者。

法国人：证据！上百个证据也有啊，而且每一个证据都是不容置辩的！

卢梭：上百个太多了！有一个我就满足了。我想要这个证据，而且，当然，这个证据要不依赖他人的见证。

法国人：啊，欣然从命！人们首先证实了这个剧本是由抄袭构成的，这些抄袭之处都已得到了证明。这个，我就不对你说了。有人怀疑他会不会写诗，当然，也怀疑他能不能写出《乡村卜师》的诗句，这个，我也不强调了。我只强调一件更为肯定更为确实的事，那就是他不懂音乐。在我看来，由此人们就可以十分肯定地得出结论，说这部歌剧的音乐不是他创作的。

卢梭：他不懂音乐！这又是我怎么也料想不到的一大发现！

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你既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任何其他人，那么你自己来核实吧！

卢梭：如果我要克制自己的厌恶情绪接近你刚才描绘的那个人，那也绝不是为了核实他懂不懂音乐，因为对这么一个坏蛋而言，这个问题没什么意思。

法国人：对这个问题你无所谓，但是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来说，肯定不是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现在每天还在挖空心思要让这个证据在公众心中越来越站稳脚跟。与要把他的罪过的证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做的努力相比，为前者花的力气还要大些。

卢梭：我觉得这实在是莫名其妙，既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最大，一般来说，就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去证明最小了。

法国人：但是对这么一个人，不论是最大还是最小，都不应该忽略。除了对罪过的厌恶，还要加上对事实真相的热爱，为的是在方方面面摧毁他那攫取的名声。曾经迫不及待地要向大家指明他是个十恶不赦的魔鬼的人，如今也不会不急于要向大家指明他是个毫无才华的小抄家。

卢梭：真得承认这个人的命运真是太不寻常了：他的一生分成了两部分，这两部分似乎属于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将他们二人分开的时刻，即他出版了一些著作的时刻，就标志着一个人的死亡和另一个人的诞生。

这第一个人，平和而又温和，凡是认识他的人对他无不敬重、热爱，友人对他友情长久。由于他性格腼腆，天生喜欢安静，他不适宜于盛大交际场合，他不喜欢出头露面，倒并不是为了在隐居中孤独地生活，而是为了在这种生活中将研习的甜蜜与私密的魅力结合起来。他将自己的青春年华用于学习美好的知识和培育美妙的才能。待他看到自己不得不运用已获得的知识和才能以谋生的时候，也是毫不炫耀、毫无野心的，以致在他身边生活得最久的人都想象不到他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写书。他那颗天生多情的心毫无保留地献给别人。对友人百依百顺直到懦弱的地步，任凭自己为友人所控制，以致为了摆脱这种羁绊再也无法不遭恶果。

这第二个人呢，心肠很硬，野性十足而且卑鄙龌龊，没有人不厌恶他，他也避开所有的人，在他那可怕的愤世嫉俗中，一味以表现其对人类的仇恨为乐趣。第一个人，单枪匹马，未受过教育，没有主人，一贯干劲十足，战胜了一切困难，其空闲时间没有用于游游荡荡，更未用于有害的研究工作，而是用美妙的思想去充实自己的头脑，用美好的情感去充实自己的心灵，用于制定计划。这些计划因其有益，可能有些异想天开，但是如果能够实施，肯定会造福于人类。这第二个人，一心忙于自己那些可耻的阴谋，哪里懂得将自己时间还有自己智慧的一丝一毫用在有益的营生上，更不用说用在有用的观念上了。他完全沉浸在最最粗鄙的花天酒地之中，在地下酒馆和下流场所中度日，带着在这些地方的人具有的或在这些地方染上的所有恶习，只有与此密不可分的低级下流的爱好。他那卑劣的癖性与他胆大包天算在自己头上的那些心高气傲的著作构成可笑的对比。他显出博览群书和从事哲学研究的样子，这全是徒劳，其实他什么都没有领悟，除了他那些可怕的制度以外，他什么都不曾发明。正如他以野心勃勃的论文开始，这些文章无非是想将这些制度强加于人一样，他以除了作恶之外不会干别的而告终。

最后，我不想从方方面面继续进行这样的对比了，引我说到哪一项，我就在哪一项上说几句。这第一个人，十分腼腆，甚至腼腆到愚蠢的程度，自己空闲时间写出来的作品，几乎不敢拿出来给朋友们看。这第二个人，恬不知耻得更加愚蠢，居然将他人的作品骄傲地公开地据为己有，而作品所言之事，他一窍不通。第一个人酷爱音乐，以此为自己最喜欢之事，而且卓有成就，足以在这方面有所发现，找出缺欠，指出改正之法。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中间度过，有时在各种场合创作各种类型的音乐，有时就这一艺术而写作，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上作曲课，用证据来证明他倡议的方法有什么优越性，在艺术的各个方面他总是表现出自己要比他同时代的大部分人知道得更多。事实上，在某一方面，有些人要比他精通，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么好地抓住整体和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第二个人呢，愚蠢到搞了四十年的音乐却未能学会音乐，因为不会创作，只好去干抄乐谱的活计。就连对自己选择的这个职业，他也学识不够，这倒拦不住他极其无耻地自诩为他根本做不了的事的作者。你听了这话一定会向我承认，这真是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法国人：倒也没有那么严重，如果不是我觉得你的其他谜团比这个更难解的话，你大概就不会让我听得这么聚精会神了。

卢梭：你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给我把这个说说明白。我要申明，我是丝毫不解。

法国人：我很愿意，而且这很容易做到。不过，你自己先说说，把你的问题给我说明白。

卢梭：对你刚才说的事实，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完全一致的，我完全赞成你的推论，而且我还要将它向前推进一步。你说一个既不会搞音乐也不会写诗的人，不会创作出《乡村卜师》，这是无可置疑的。我呢，我还要加上一句：伪称自己是这部歌剧的作者的人，甚至也不是署其名的其他著作的作者，而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的：因为，既然他不会写诗，《乡村卜师》的歌词就不是他创作的，《西尔维小径》也不是他创作的。但这部作品却很难会是一个臭无赖的作品。既然他不懂音乐，他也不可能写《论法兰西音乐书简》，更不可能编写出《音乐辞典》，而《音乐辞典》只能出自一个精通此艺术而且会作曲的人之手。

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你的感受不同，公众也是如此。我们尤其赞同一位伟大的外国音乐家的感受，此人刚来我国不久。

卢梭：请你告诉我，这位伟大的外国音乐家，你与他很熟悉吗？是谁，又为了什么把他召到法国来的，是什么动机忽然叫他只创作法国音乐而且来到巴黎定居，你知道吗？

法国人：这一切，我也怀疑一二。但是，让—雅克本人比任何人都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件事本身就给他的威信增加了分量，这也是不假的呀！

卢梭：崇拜他的天才，是这样，我的确是他的崇拜者。不过说到他的权威嘛，那就必须首先要了解很多事情才能知道应该赋予他什么样的权威了。

法国人：我赞成。既然你觉得他可疑，那么我也不以此为据了，甚至不以任何音乐家的见解为据了。但是我发自内心地还是要说，要创作音乐，恐怕必须懂音乐不可；但是人们也可以对这一艺术大谈特谈而实际上对此一窍不通；有人参与进去大写音乐辞条，而真要他给一个小步舞曲写个好的低音部，甚至把这个舞曲记下来，他可就大大现眼了！

卢梭：我也如此猜想。但是，你的意图是要把这一想法用到《音乐辞典》及其作者身上吗？

法国人：我承认是往这想了。

卢梭：你往这上想了！虽然如此，请允许我向你提一个问题：你读过这本书么？

法国人：这本书，还有叫这种书名的任何书，我要是读过一行，大概都得后悔！

卢梭：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两人在与此有关的各点上观点如此不同，我就不那么惊讶了。在这里，例如，请你不要将这本书与你说的那些书混同起来，那些书只是对一般原则泛泛而谈，只包含一些模糊的思想或者最基本的概念，说不定这些还是从别的作品中拉扯出来的，或者是那些只懂一点点音乐的人写的书中包含的。而《音乐辞典》详述了规则，指出了这些规则的道理、应用及例外，也对使用这些规则作曲的作曲家提出了一切应该指引他的东西。对于直到那时在音乐家头脑中仍然模糊不清、在他们的作品中几乎难以理解的某些部分，作者均极力加以阐明。例如，“等音”这个辞条，对该事物解释得那么清楚，以至于人们对于直到那时为止所有就此写作的人都说得那么晦涩真是感到惊讶不已。这一辞条及“表现”“赋格”“和弦”“破格”“流行”“转调”“预备”“宣叙调”“三重唱” 以及其他大量散布在该辞典中的辞条，都肯定不是从任何人那里剽窃来的。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些都是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的作品，说他是在胡说八道；说这本人们可以从中学到作曲的书，是一个根本不会作曲的人写的，那是永远都不会使我信服的。

正如他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语汇不至于不完整，有数个同样重要的其他辞条只是列了出来，而没有写出，这也是真的。但是，根据他没有时间作的辞条，而不是根据他亲手制作而且肯定要求他和别的辞条一样有真知的辞条来对他作出评判，这难道讲道理么？作者承认甚至提醒读者他书中欠缺什么，而且也说了为什么有这个欠缺。但是，即使如此，说一个不懂音乐的人能创作出《乡村卜师》比说他创作出了《音乐辞典》更能令人一百倍地相信。尤其是在瑞士和德意志，人们不是看见有好多人，连一个音符都不懂，只是受到自己耳朵和爱好的指引，仍然创作出了一些很受听的作品，甚至是中规中矩的作品么？虽然他们对规则毫无了解，而且他们的创作只能存放在自己的记忆里，但是认为一个人能够教授他自己一点都不懂的一个学科，能够在一部著作中清楚阐明这个学科，何况这种艺术的语言要求数年的学习才能听懂和说出来，这毕竟是荒谬的。所以我的结论是，一个因为不懂音乐而未能创作《乡村卜师》的人，更无法写出要求有更丰富的知识的《音乐辞典》。

法国人：由于我对这两部作品都不了解，所以我本人对你的推理无法作出判断。我只知道，公众对此的评价在这方面与你有极大的差距，《音乐辞典》被人认为是响亮却又令人无法理解的语句的堆砌。有人提到“天才”这个辞条，所有的人都鼓吹这个辞条，但是这个辞条对音乐什么都没有说。至于你那关于“等音”的辞条以及其他辞条，据你所说，对艺术阐述得极为精辟，可是，除了几位外国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在不太了解情况时还对此予以注意以外，我倒从未听任何人谈起过。但是国人现在说，过去也一直说，对这本书的行话一点不懂。

说到《乡村卜师》，你已经看见了最近一次上演激起一片赞美之声。观众的热情发展到狂热的地步，让人相信这部作品极其优美。那真是神奇的让—雅克，现代的俄耳甫斯。这部歌剧是艺术和人类精神的杰作。当人们得知这位神奇的让—雅克并不懂音乐时，那种热情更是无以复加。不论你对此能说什么，说一个人不懂音乐绝对不能创作出得到普遍赞美的艺术天才作品，但是在我看来，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就不会写出一部几乎无人问津、无人理解更没有得到良好评价的作品。

卢梭：在我自己可以作出判断的事情中，我从来不会将公众的评判当作我自己的评判的标尺，尤其是当观众狂热大发，就像骤然间对《乡村卜师》那样狂热的时候。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二十年的时间里怀着更为克制的愉快心情听过这部作品。这种突发的狂热，不论其原因是什么，实在是太不自然了，因为这部作品的所谓作者正成为公众嘲弄的对象，无法在理智的人们心中形成权威。我已经对你说了我对《音乐辞典》的看法，而这并非根据公众舆论，亦非根据“天才”那个著名的辞条。那个辞条根本无法应用在艺术上，只不过是开玩笑的东西。在我仔细地阅读了整个著作之后，书中大部分辞条，如果艺术家们善于借鉴的话，一定会叫他们创作出优秀的音乐。

至于《乡村卜师》，虽然我确信没有一个人能比我更充分地感受到这部作品真正的美，但我远没有把这美置于这些陶醉的观众所放置的地方。这根本就不是学问和知识产生的美，而是个人口味和感受能力向他们揭示的美。而且人们要证明一位学者作曲家，如果没有美丽的唱段部分和创新的部分，他根本写不出这个剧本，要比证明一个无知的人，因为他不具备一个天才所附带拥有的知识，他是不可能创作出来这个的，他全凭自己长期的劳作才能做出一点点事情要容易得多。在《乡村卜师》中，没有任何东西在科学部分超越了作曲的基础原则，学了三个月音乐的学生就能在这个意义上做出类似的事，人们可以怀疑，一位学识渊博的作曲家能够下决心做到如此朴素。这部作品的作者在这里遵循了一条隐蔽的原则。这条原则，人能感觉得到，却无法发现它。这条原则果然叫他的歌产生了一种在其他任何法国音乐中都感受不到的效果。但是这一原理，我同所有的作曲家对此均完全不知，听说过的人对此亦嗤之以鼻，只有《论法兰西音乐书简》的作者将它提了出来。他后来使之成为《音乐辞典》的一个辞条。只有《乡村卜师》的作者照此办事，这又一次充分证明了这两位作者就是同一个人。但这一切显示出这是一个爱好者对艺术进行思考的发现，而不是高高在上拥有此项原理的教师的老生常谈。在这部戏中可以为音乐家增光的是宣叙调，它音调变化丰富，断句清楚，抑扬顿挫明显，正如法国宣叙调应该成为的那样。手法新颖，至少当初是如此，而且达到那样的程度，根本不愿到宫廷中去拿这个宣叙调冒险，虽然比任何其他宣叙调都适合演唱。我很难设想，宣叙调怎么能被剽窃，除非连歌词也一起剽窃。而当一个剧本中作者亲手制作的东西只有这个的时候，我更希望创作的是无曲调的宣叙调，而不是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词的宣叙调。但是我感到同一只手包办一切实在是太好了，而不能将这一切分给数个不同作者去完成。使这部歌剧在有品位的人眼中变得值得敬重的原因，正是歌词与音乐的完美和谐，正是构成这部歌剧的各部分之间联系得非常紧密，正是整部作品为准确的一体——在我所见的这类作品中绝无仅有。音乐家到处都如一位诗人那样思考、感受和道白，一个人的表达总是那样忠实地与另一个人的表达相呼应，以至于人们看到，他们总是受到同一种精神的鼓动。但是有人告诉我，如此恰到好处、十分罕见的配合默契是来自随便拼凑起来的大片剽窃？先生，用零零碎碎的、互不连贯的片段组成一个如此完整的整体，恐怕比亲自从头到尾创作出来还要费上一百倍的技巧吧！

法国人：你的反驳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对许多人来说，它甚至会显得十分有根有据，以至于虽然这些局部剽窃全都得到证实，人们现在还是确信这整部戏、歌词和音乐仍是出自另一人之手，只不过江湖骗子很巧妙将其占据，而且无耻地将其归于己有而已。这看上去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以至于不怎么有人对此再持怀疑态度了。因为归根结底，反正必须借助于某种类似的解释；这部无可争议地无法创作的作品必须得是某某创作的。有人甚至认为已经发现了其真正的作者。

卢梭：我明白了：首先是发现了并且确切证明了构成《乡村卜师》的局部剽窃，现在又大获全胜地证明了根本不是局部剽窃，而是整个这个剧本完全被那个自称是作者的人盗去了！算了！因为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真相，不论哪一个对我的目标而言，都是一样的。那么，到底这个真正的作者是谁？他是法国人，还是瑞士人，还是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

法国人：对此我一无所知。反正不能将这部作品像《萨尔沃·雷吉娜》那样归之于贝尔高莱兹……

卢梭：对，我知道这位作者的一部作品，甚至已经刻在了……

法国人：不是这个。你说的《萨尔沃》，是贝尔高莱兹生前创作的，我现在说的这个，是另一个，是他死后二十年创作的。让—雅克将它据为己有，说是自己为费尔小姐创作的，正像很多其他经文歌，让—雅克现在说或以后会说是他从那时以来创作的一样，可是由于达朗贝尔先生的奇迹，这些经文歌现在是、将来也全是贝尔高莱兹的。让—雅克高兴时还会提起贝氏的亡灵。

卢梭：这真是太精彩了！我早就料到这位达朗贝尔先生大概是制造奇迹的圣徒，我敢打赌，他坚持的还不止这些。但是，正如你所说，不论他怎么是圣徒，今后他恐怕很难将《乡村卜师》归于贝尔高莱兹，而且除非有必要，总不能说是好几个人创作的吧？

法国人：为什么不可以？一个剽窃者左边偷一块，右边偷一块，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

卢梭：好吧！但是在如此这般剽窃来的所有这些音乐中，人们总会感觉到缝和搭在一起的补丁吧！可在我看来，这个叫让—雅克的人不像这个模样。这里面甚至未找到任何不同国家的风格：这不是意大利音乐多于法国音乐。这音乐有那么点调门，如此而已，再无其他了。

法国人：所有的人都承认这一点。《乡村卜师》的作者怎么能在这个剧本里采用一个那时还那么新颖的曲调，而且他只在这里使用呢？而且，如果这是他唯一的作品，他怎么会平平静静地将作品的荣誉让给另一个人而不试图去追讨回来，或者至少也通过第二部相似的歌剧试图与另一个分享这份荣誉呀？有人已答应我会给我将这一切解释清楚，因为我真心地承认，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里面有不清楚之处。

卢梭：好嘛！那你很尴尬了！剽窃者要跟作者串通一气了！他要人将剧本交给自己，或者他要从作者那里将剧本窃取到自己手中，然后将作者毒死！这是很简单的事！

法国人：真不假，你在这个问题上真还挺会想主意！

卢梭：啊，不用把属于你的东西送给我！这些主意属于你。这全是你们教给我的，其自然效果便是如此。何况，不论剧本的真实作者情况怎样，自称是作者的那个人出于无知和无能，不可能创作出该作品。这对我也就够了，我就更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他既没有写《音乐辞典》（他自诩如此），也没有写《论法兰西音乐书简》，更没有写任何其他署其名的书籍。而在这些著作中，不可能感觉不到，这些著作均出自一人之手。此外，一个相当有才华能写这些著作的人，在自己声名鼎盛之时去剽窃别人，将他人著作归为己有，而这著作所属的门类不仅不是他的，而且他对此一窍不通，你能想象得出吗？一个据你说相当有勇气、自尊、自傲、力量足以抵制对自觉有几分才能的年轻人来说十分自然的写作欲望的人，足以在默默无闻中让自己的思想成熟，以便赋予自己深思熟虑的作品以更深的深度和更大的分量的人，这个人心灵中充满了伟大而高尚的看法，居然去中断对这些思想的发挥，而通过既卑鄙又幼稚的手段去寻求攫取来的而且远远低于他会合理合法获得的名声，你能想象得出吗？正是那些自认为有点小才气的人才会如此用别人的才能装点自己，而一个长着会积极思考的头脑的人，感受到脑力劳动的狂热和引人之处的人，是不会低三下四地踩着别人的脚印用莫名其妙的作品去装点自己的，他更喜欢发自自己内心深处的作品。先生，能够卑鄙、愚蠢到自己没有创作《乡村卜师》甚至不懂音乐却将其归为己有这种程度的那个人，也从未写过一行《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亦未写过一行《爱弥儿》，亦未写过一行《社会契约论》！一方面如此胆大、如此有力，另一方面又如此懦怯、如此卑鄙，这二者是永远不会在同一灵魂中共存的。

这就是一个会说服所有有理智的人的证据。还有其他的证据亦相当有力，但只能说服我。我真为我的同类感到羞愧，本来这些证据也是可以说服有感受力并且拥有道德本能的心灵的。你对我说，所有这些让我浑身发热、使我感动、触动我的心灵、使我产生做更好的人的诚挚愿望的作品一律是头脑发热的产品，而那发热的头脑乃受到伪善的、狡猾的心的驱使。那些另一个世界的居民，他们的脸色恐怕已经叫你明白了，我是不赞同你的见解的。使我的见解更加坚定的是，这些著作量多面广，在这些著作中，我无时无处不感受到，同样的情感温暖着的一颗心在激烈地跳动。什么？这个人类的灾星，这个全部正直、正义、善良的敌人，在十年到十二年时间内，在十五卷书出版的过程中一直热衷于用最温柔、最纯洁、最强有力的美德语言讲话，总是同情人类的苦难，总是从人的错误和成见中显示出这些苦难的根源，给他们绘出真正幸福之路，总是教他们如何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自省以便在那里重新找到社会道德的萌芽（而在为人们所误读的社会进步中，在虚假的外表下，他们扼杀了社会德性），总是教他们时刻扪心自问以便改正自己思考的错误，并在各种激情的静穆中倾听这内心的声音，这可能吗？而我们所有的哲学家是那样处心积虑要扼杀这内心的声音，他们认为这声音不过是幻想出来的东西，因为这内心的声音已经再也不给他们任何启示了。这个人已经遭到这些哲学家和他的整个时代发出的嘘声，原因是他一直认为虽然人也作恶，但人是性善的，认为人的德性来自本身，而其恶习来自外界。他将自己最伟大、最优秀的著作用来指出有害的激情怎样进入我们的心灵之中，指出良好的教育应该纯粹是否定性质的，即它不在于医治人类心中的恶念，既然人类天生是毫无恶念的，而是要阻止这些恶念产生，而且要将恶念进来的大门正确地紧紧关住。总之，他是那样清晰地用那种感人的魅力，用那样具有说服力的真实来阐述这一切，以至于任何一颗没有堕落的心灵都无法抵御其生动形象的吸引及其道理的强大力量。在这一系列的著述中，一直散发着同样的准则的气息，同样的语言总是被同样的热情所支撑。可你却认为这全是一个骗子的作品，他说的话不仅总是心口不一，而且违背自己的利害。因为，既然他为自己的全部幸福用不幸和罪行充满世界，显而易见，他一定极力要多多制造恶棍，以便在实践他那些可恶之极的计划时给自己配备帮手和同谋了。而实际上，他的著述不但没有制造出对美德这一宗教的改宗者，反而只是致力于在所有的改宗者当中给自己制造障碍和对手。

在我头脑中，还有其他一些亦很充分的理由。这个被推究的作者，通过你向我提供的所有证据，已被承认是世界上所能存在的最无耻、最卑下的堕落分子，他与一些生活糜烂的女人在最可耻的隐蔽住所度过一生，他荒淫无耻之极，他生了梅毒，身上长疮流脓。可是你们认为他写出了那些充满火热而又纯洁的爱情的无人可以模拟的信件，而这样的信件只会在既纯真而又温柔的心灵中萌发出来。这可能吗？没有比一个放荡之人更缺少柔情的了，自由放纵之人并不比生活放荡的女人更了解爱情，恶行叫人心肠变狠，叫那些干这些事的人变得厚颜无耻、粗俗不堪、粗暴残忍，他们血气贫乏，失去了生命之精神。而正是这种生命精神将爱情沉醉从中产生的迷人形象从心灵运送至大脑。他们只出于习惯才赋予这迷人的形象以感官需求的难忍之痒，而使性感变得既甜蜜又强烈的那种甘美的印象与此并不相联。这一切，难道你们都不知道吗？请向我出示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的一封情书，我保证读了这封情书之后，立即能辨认出来写这封情书的人是否作风正派。只有那些只注意女子的人士眼中，才会闪烁着动人而纯真的魅力之光，也只有这种魅力才能叫真正钟情的心发出呓语。堕落、放荡之徒只把女人看成是玩乐的工具，女人对他们来说既是令人轻蔑的，又是不可或缺的东西，就像人们每天用来大小便的夜壶一般。巴黎那些每天追逐少女的家伙，我敢打赌，他们永远写不出《新爱洛伊丝》中的任何一封信来！而《新爱洛伊丝》，我阅读全书时简直沉醉在最天使般的出神入化之中，说它是一个卑鄙的好色之徒的著作，这怎么可能呢！先生，请你估摸一下，绝非如此：这些东西靠小聪明和莫名其妙的语言是写不出来的。你以为这是一个只靠阴谋诡计实现自己目的的狡猾的伪君子冒冒失失地发泄怒气，毫无例外地向所有的国度、所有的党派开炮，也向所有的人道出最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教皇主义者、胡格诺、大人物、小人物、男人、女人、法官、士兵、修道士、教士、信徒、医生、哲学家、特洛伊人还是古拉丁人，一切都被描绘出来，一切都被揭露无遗，却没有任何尖酸刻薄之词，没有指名道姓针对任何人，但对任何党派又都毫不留情。是这样么？你以为他是任凭自己的冲动无所顾忌，以致把所有的人都树为自己的敌人，把各种因素都汇集起来使自己遭贬，而这一切又是毫不爱惜自己，亦不受任何人保护和支持，甚至自己的著作获得成功都未使他约束自己，至少对于其著作成功所产生的效果以及这些给他引来的暴风雨毫不知情，而当那些风言风语开始传到他的耳朵里的时候，他自己都一点没有担心、忧愁么？如此的勇猛，如此的轻率，如此的漫不经心、疏忽大意，难道是你为我描绘的那个虚伪而狡猾的人的品质么？最后，你认为这个可悲之人，叫他是“混蛋”人们都觉得不够形容其卑鄙下流，应该改叫“臭无赖”才能更好地表达出其灵魂的卑鄙和龌龊。这条蛇在十五卷著作中使用了且一直使用了一位作家犀利而高贵的语言，将自己的笔奉献给真理，丝毫不追求公众的赞同，他的内心见证将他置于他人的评论之上。你认为如此么？难道你认为，在众多的现代优秀著作中，能够沁我心脾，对美德之热爱使我的心为之燃烧，以其对人类苦难的描写使我的心灵为之感动的仅有的几部作品，却恰巧是一个可恶可憎的骗子制造的游戏，他这是拿读者寻开心，而对自己那么满怀热情和力量向他们道出的话语，自己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么？而你向我保证的一些真正的智者怀着纯洁的意图写出的所有其他的作品却使我心寒，使我揪心，只会以其尖酸刻薄、痛苦、仇恨的情感带给我最不宽容的宗派精神。先生，请你听好，上述这一切即使并非不可能，哪怕被证明一千遍，我也绝不相信。也许你再来一下，我会再也抗不住你的证据，那些证据会完全将我说服。但是我现在不相信，而且我一生永远不会相信的是：《爱弥儿》，尤其是第四卷中关于品位的文章，是一颗堕落之心灵的作品；《新爱洛伊丝》，尤其是关于朱丽之死的那封信是出自一个卑鄙之徒之手；《致达朗贝尔论戏剧书简》是一个有双重灵魂的人所作；《永久和平的计划概要》是一个人类公敌的作品；同一作者的作品全集是出自一个虚伪的心灵和一个混蛋的笔下，而不是出自一颗对高尚品德充满热爱的纯洁热烈的心灵的笔下。不，先生，不，先生！我的心永远都不会接受这一荒谬的、虚假的说教。但是我现在说，而且我今后一直会坚持这样的观点：肯定有两个让—雅克，即这些书籍的作者和犯下罪过的人不是同一个人。这是在我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一种情感，任何东西永远都无法改变它。

法国人：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看法，毫无疑问。而且还有一个证据，证明他写过一些书，那就是他现在每天还在写书。

卢梭：这我倒不知晓。人家跟我说的正好与此相反，说他最近好几年就是忙着抄乐谱。

法国人：嘿！抄乐谱！那他是装蒜，为的是装穷，其实他很富；同时也为了过瘾，过写书和糟蹋纸的瘾。然而这里没有一个人上当受骗。你肯定是远道而来才上了这个当的。

卢梭：那我倒要请问，在这些新书里，他隐蔽得那么好，那么恰如其分，书又那么大获成功，那这些新书又以什么为主题呢？

法国人：都是些各种各样的索然无味的东西：无神论课本呀，赞美现代哲学呀，悼词呀，翻译呀，讽刺文字呀，等等。

卢梭：大概是针对其对手的吧？

法国人：不是，针对其对手的对手。

卢梭：这倒是我未曾料到的事。

法国人：嘿！这个可笑之人搞的鬼，你不知道！他干这些全是为了更好地伪装自己。他猛烈抨击现行政权（1772年），而对现行政权，他真是丝毫无可抱怨的；他说高等法院的好话，可高等法院对他可是百般羞辱的；对他的困境的制造者，他也说好话，可他对这个人应是厌恶之极的。但是，每时每刻，他都对自己给予最愚蠢的赞美，由此，其虚荣心也无时无刻不暴露无遗。例如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平淡无奇，书名叫《2240年》。在这本书中，他精心地将其所有的著作一行不漏地献给后代，甚至连《那喀索斯》也不排除在外。

卢梭：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蠢事。在他署名的著作中，我尚未见过如此愚笨的傲气。

法国人：署自己名字的时候，他还自我约束些。现在他相信自己隐姓埋名做得万无一失了，他就不管不顾了。

卢梭：他有道理，而且这么顺利！不过，先生，这个很精细的人如此神秘地发表这些书籍，对本来他该恨的人说好话，对他过去显得十分反对的理论也说好话，你说他这些著作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法国人：你对此表示怀疑吗？他的目的就是耍弄公众，显示他的能说善辩，先证明“是”，然后再证明“否”，带着他的读者从“白”走到“黑”，以嘲笑他们的轻信。

卢梭：天哪！这可真是一个天性快活的人！如你所说，他那么仇恨心重，又身处困境之中，是不大会去管他的对手的！我是既不虚荣也不大有报复心的，我向你声明，如果我处于他的地位，我还想写书的话，我肯定不是为了让迫害我的人以及他们的理论大获全胜，而同时又损害了我的声誉和我自己的作品！如果这些他并未承认的作品真是他写的，那么这又是一个强有力的新证据，证明那些他承认的作品并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人肯定相当愚蠢而又相当跟自己作对才会这样不合时宜地出尔反尔，非得如此设想不可。

法国人：必须承认，你是一个很固执己见、顽固不化的人。从公众舆论对你没有多少权威性来看，可清楚看出你不是法国人。在我们那些如此品德高尚、公正、超越任何片面性的圣贤中，在所有我们那些如此多情善感、对一位将爱情描写得那么精彩的作者如此垂青的贵妇人中，找不到一个能对我们那些先生大人们已稳操胜券的论据稍作抵抗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不会急急忙忙、痛痛快快地向那些证据举手投降的人。这些证据证明，就是这位人们曾说过那么喜爱他的作者，就是这同一位人们曾经那样热情欢迎但又那么高傲而可恨的让—雅克，他竟是人类的耻辱。而现在人们对这个想法已经那样热衷，以至于当事情可以改变他们也不愿再改变想法的时候，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来到这里，比任何人都更难对付，向我们提出一个全新的、出人意料的区分方法。如果这个区分方法有一丝一毫的可靠性，它也就不让人觉得全新和出人意料了。但是我承认，通过在我看来不说明什么问题的这种狂热，你倒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果这些新的观点为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所获悉，可能会有其用场。很显然，如果能够证明，让—雅克归之于自己名下的那些书，没有一本是他写的，正如人们证明他并没有写《乡村卜师》一样，那么，也就拿掉了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一直令许多人驻足不前，至少还令许多人困惑，虽然有极具说服力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个小人的恶行。但是，即使人们可以支持这个想法，我还是会十分惊讶，怎么这么晚了才想起提出这个提法。我看到，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一面极力叫他蒙受耻辱（他也该当如此），一面又不时为这些书籍感到不安。他们讨厌这些书，甚至全力使之显得可笑，但是这又常常为他们招来令人不快的质疑。如果能肯定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他写的，他根本没有能力写作，正如他不可能写《乡村卜师》一样，这些质疑不是一下子就解决了么！可是人们是那样相信这些作品就是他写的，以致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长时间以来一直忙着要从中提炼出毒素。

卢梭：毒素！

法国人：大概是。这些美妙的书籍像很多别的书一样诱惑了你。要说透过他对高尚道德的卖弄，你根本没有感觉到他在书中散布的有害学说，那我也不会感到惊异。但是，要说书中没有有害的学说，那我就要大为惊异了！一条毒蛇怎么会不用其毒液去毒化他碰到的一切呢？

卢梭：对呀，先生！这毒液，人们已经从这些书中提炼出来很多了么？

法国人：据人们对我所说，很多。甚至在很多非常可恶的段落里，他是毫不掩饰地干的。但是人们原来对这些书持有的极大偏见妨碍了人们去发现它。而现在，人们更加知情了，凡是用正确方法去读这些书的人，全都感到大吃一惊，甚至惊恐万状。

卢梭：可恶的段落！我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些书，但是，我向你发誓，诸如此类的段落，我一个也没有发现过！如果你能向我指出一二，我将不胜感激。

法国人：我无法做到，因为我不曾读过这些作品。但是我可以向收集过这些东西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索要一个清单，然后将单子给你。我只记得人们引用《爱弥儿》的一个注释。在这个注释里，他公开教导人们去杀人。

卢梭：怎么？先生，他公开教导人们去杀人，人们居然没有在第一遍阅读时发现？那他肯定是碰上了事先打了招呼的读者或者非常心不在焉的读者了！那些明智而严肃的诉状的作者们，他们的眼睛哪儿去了？根据他们的意见，这个让—雅克是那么经常处于逮捕状态的呀！这对他们来说，该是怎样的一大发现呀！可是居然没看出来，多么遗憾啊！

法国人：啊，这是因为这些书籍充满了需要人们反复阅读的东西，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全都记下来。

卢梭：善良的、判断能力极强的若利·德·弗勒金，他对《自然宗教的罪恶制度》充满了厌恶之情，不大可能停留在诸如教人杀人之类的小事上，这也是真的。或者也可能如你所说，他对该书极为先入为主的看法妨碍了他发现这些东西。先生，你说说，你那些寻找毒素的人，更确切地说他们就是往里面下毒的人。对于那些不去寻找毒素的人来说，是根本没有毒素的。你说的那个注释，我读过几十遍，除了对于既荒谬又可悲的一种由来已久的偏见表示极大的愤慨之外，我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别的意思。若不是我偶然看到了就此问题有人唆使写给作者的一封很阴险的信，以及作者出于软弱对该信所写的复信，我恐怕永远都不会料到你说的这些大人先生们赋予这段文字的意义。在复信中，作者解释了这一注释的意义，其实只要正直的人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来读这个注释，这个注释是不需要其他解释的。一个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写作的人，激动起来，是会说出相当冲动的话来的。这会将他带到写作目的以外，也会使他出偏差。而那些圆滑而又严格按照自己写作计划来工作的作家，永远都不会掉进这些偏差之中。这些人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会产生激动的情绪，他们永远只说对他们有利可图的话，也会转圜而使自己不受牵累，使之产生与他们自身的利害相适宜的效果。一个对自己有信心的人，才会说出不谨慎的话来，而且他那宽容、大度的心灵甚至根本料想不到别人对他会有所怀疑。请你确信，一个伪君子，一个老狐狸，永远都不会毫无遮掩地暴露自己。我们的那些哲学家们确实有他们称为自己的内心学说的东西。但是他们将这些教给读者时，总是将自己隐蔽起来，而对自己朋友呢，也只在秘密场合才教给他们。如果总是对一切都从字面上去理解，可能就会真的认为对最危险的书籍要指责的地方不多，而对我们这里谈到的书籍要指责的地方却很多了。一般来说，下面所说的作品也更多：作者对自己很有把握，大量谈及自己的情感，尽情挥洒，而从不考虑会给冷冷地窥测着他的恶人留下什么把柄。从作者提供的一切善良和有益的事物中，恶人只寻找防守欠佳的一面，他可以从这里将匕首扎进去。但是，请你从这些段落自然地向读者的精神所呈现的角度去读这些段落吧！请你从作者写这些段落时的角度去读这些段落吧！请你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考虑到前言和后语去阅读吧！请你问问读这些东西使你处于怎样的心境之中吧！作为对这些心怀叵测的诠释者的全部答复，而且作为对他们百般辛苦的感谢，我只想叫他们高声诵读整部著作，而他们为了用他们的毒液浸染著作，已将整部著作撕成碎片了。读完作品时，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厚颜无耻到敢于重提那些指责的地步，我是十分怀疑的。

法国人：将一个作者的若干段落割裂开来加以歪曲，以便按照一位不公正的审查官的感情任意加以解释，我知道人们对这种方式是严加指责的。但是，用你自己的原则，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也会在这里将你置于与你的意图相距甚远的地方。因为不仅在分散的局部，更主要地是在所说各著作的全部内容中，他们都找到了作者精心撒播的毒素。但是这些毒素都已被那么精心地融化在作品中了，以至于非得通过最细腻的分析，人们才能发现。

卢梭：如果是这样，往里面放毒就完全没有用了。因为一定要寻找毒液好闻闻它什么味的，只有那些在其中寻找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往那里面下毒的人。比方说我吧，我根本没想去找。我可以发誓，我就根本一点都找不着。

法国人：那有什么关系！如果毒素已经发挥作用而并没有被察觉呢？这种作用并非来自具体的这一段或那一段，而是来自对全书的阅读。对此你有什么话好说呢？

卢梭：没什么好说的，我要说的就是：我把让—雅克声称是他写的作品全部通读了数遍之后，在我心中所产生的总体效果一直是使我变得比从前更有人情味，更公正，更高尚，我从来没有眷顾这些书而在品德上无所受益。

法国人：噢，我向你保证，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阅读之后，对他们所产生的效果可不是这样。

卢梭：啊，那我相信！但这不是书籍的过错。对我来说，我越是倾注我的心，我越感觉不到他们从中找到的有毒害的东西。而且我确信这些书籍对我产生的这种功效，对任何不带偏见阅读这些书的正直人士来说，都是一样的。

法国人：你这么说也是带着同样的先入为主的情绪，因为感觉到完全相反的效果的，为公众利益而从事这些有益的研究的，全都是品德最为高尚的人和从不会走眼的伟大哲人。

卢梭：我对此不加任何评论。但是，请你做一件事：你满脑子都是这些从不会走眼的伟大哲人的基本原则，但又很诚挚地热爱真理，那么就请你像他们一样，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准备好表态，请你在他们之间就这一条作个决定：一方面是伟大的哲人，并有他们的全体弟子簇拥着，当然这些弟子只通过他们的老师的脑袋来判断；另一方面是这些伟大哲人尚未为其洗脑的全体公众。为此，你要亲自阅读所说的这些书，而且在阅读这些作品使你处于的心境之下，判断一下作者写这些作品时处于怎样的心境之中；也请你判断一下，当没有任何事情对他们施加影响让他们转向的时候，这些书籍会对他们产生什么自然效果。在我看来，这是对这一点作出公平合理的判断的最可靠的办法。

法国人：怎么？你想给我强加一次酷刑，让我去读一个混蛋所写的一大摞美德、箴言么？

卢梭：不，先生。我希望的是你读一读一个正直的人写的、以另一个名字发表的关于人心的真正体系。我希望你千万不要事先对一些有益的好书抱有成见，仅仅是因为一个不配读这些书的人居然胆敢自称是这些书籍的作者。

法国人：如果仔细研读了这些书的人，除了你一个人之外，没有一致觉得这些书有害而危险，在这一观点下，人们倒还可以下决心去阅读这些书。这足以证明这些书并非如你所说是出自一个正直的人怀着善意之手，而是出自一个巧妙的骗子之手。这个骗子，心里全是卑鄙的情感，却戴着虚伪外表的假面。借助于这个，他们对人出其不意地下手，引诱他们，欺骗他们。

卢梭：只要你如此这般继续对他人的权威置信不疑，持与我完全相反的见解，我们就无法达成共识。待你想要自己判断事物时，我们才能将我们各自的理由进行比较，并选出最站得住脚的见解来。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在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的情况下，我必须相信别人在这个问题上就比我看得准。

法国人：只有你一个人看法与所有的人不同。如果计算票数的话，你认为这根本就不算数么？

卢梭：要公平地计算的话，以前就应该知道在这件事上有多少人像你一样，是只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观看的。如果从这些嘈杂的声音里去掉那些只是重复别人的声音的回声的话，如果将保持沉默、不敢让别人听到自己见解的声音也计算在内的话，可能就没有你想的那么不成比例了。将这个所谓多数压缩为牵着别人鼻子走的少数的同时，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不将他们的见解看得比我的见解更高明，那就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确信我是善意的。而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说他们与我想法不同的人当中的任何一个，我都不能怀着同样的把握也这么说。总而言之，我在这里是我自己作出判断。所以你和我，我们不能同等地思考，因为你也不处于独立判断的状态中。

法国人：为了讨好你，我更愿意超出你的要求，接受你的见解胜过公众舆论。因为我要向你承认，如果这些书籍是这个坏蛋写的，只要有这一点怀疑，就会使我无法自由自在地去阅读这些书。

卢梭：请你做得更好一些吧！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根本不要去想作者，也不要事先就想到赞成或反对，让你的心灵跟着它从书中得来的印象走。这样，你就会通过你自己查明写出这些书的意图何在，查明这到底是否可能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坏蛋写出的作品。

法国人：我之所以为你作出这一努力，你可千万不要指望这是无偿的。为了鼓励我虽然讨厌却要去读这些书，你也要克制你的厌恶，承诺去见作者，或者去见你认为的自称为作者的人，仔细地审视他，透过他的虚伪，分辨出这虚伪掩盖了那么久的狡猾的骗子来。

卢梭：你居然胆敢向我提这种建议？让我去找这么一个人！让我见他！让我与他来往！我，呼吸他呼吸的空气都会令我气愤不已，我都想将地球的直径放在我和他之间还嫌离他太近呢！难道你觉得卢梭那么容易结交，以致去找恶人与他来往吗？如果哪天我倒霉在路上碰上他，我非用他该受的那些称呼去叫他，用最尖刻的指责叫他狼狈不堪，用列举他的恶行叫他无地自容不可！否则我是无法自慰的。

法国人：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真吓死我了！你难道忘了你作出的承诺了吗？你不是承诺要跟他保持尽可能深的沉默，永远不让他知道，对于我对你揭露的这一切你甚至一点点怀疑都没有的么？

卢梭：什么？你真叫我吃惊。这一承诺，至少在我看来，只在一定时间内有用，那就是向我解释你向我揭露的这些可怕的秘密所需的时间。担心将思路弄乱，就一定自始至终不能将其打断。而你不希望我在拥有能使他完全狼狈不堪而必需的全部信息之前就冒险去跟一个骗子辩论。对于你强加于我的沉默，到底原由何在，我就是这么理解的。因此我无法设想，这个保持沉默的义务会超越司法和法律所能允许的范围。

法国人：请你再也不要搞错了！你的承诺的期限，除了生命的界限以外，没有别的界限，你一定会遵守承诺而不损害你的信誉。你可以甚至你应该到处传播、公开他的毛病、他的罪过的可怕细节，起劲地致力于越来越扩大、加剧对他的诋毁，尽可能地使他在所有人的眼里显得可憎、可鄙、可厌。但是必须一直赋予这件善事以神秘和怜悯的外表，这样会使效果更好，而永远不要对他作出任何解释，否则会使他能够答辩和自卫。你应该与所有的人同心协力，使他永远不会知道别人知道的事以及别人怎样知道的。

卢梭：这些义务，当你将其强加于我的时候，我是远远理解不了的。现在承蒙你给我进行了解释，你大概不会怀疑，这使我非常惊异，而且我十分好奇，要知悉你这些义务是根据什么原则提出来的。所以，我请你解释一下，我保证洗耳恭听。

法国人：噢，我善良的朋友！我很愿意。你的心为这个本不该出生的人对人类的玷污而感到痛心，你的心就要向另外一些情感敞开。在揭露这个倒霉蛋的人的高尚心灵中，这些情感为人类增光。他们原来是他的朋友，他们自称是他的朋友。他们被正直而单纯的外表所诱惑，被性格单纯因此而容易相处、性情温柔所诱惑，被有限的天才所诱惑，他必须有些天才他们自己才能感受到自己也是天才，而又不认为他可以与他们竞争，因此他们极力与他结交，与他结成亲密关系，很快就将他俘获了。肯定这是不难做的。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那么单纯而温柔的人一下子就蓬勃发展起来，腾飞起来，声名鹊起，他们无法达到这个高度时，而他们本有着确也有根有据的宏伟的抱负的，他们很快就觉察到，这里面一定有点什么事不对头，这个才思迸发的家伙原来对自己的才情隐而不发不会是没有秘密的。于是，从这时起，他们确信这种表面看上去的单纯只不过是掩盖着某种危险谋划的面纱，于是他们下决心要找出个究竟，而且为了不白费辛苦，随意采取了最有把握的措施。于是他们同心协力以便弄清他的任何一个行为，以使任何事情不会逃过他们的眼睛。他宣称自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倒是自己将他们引到了道上。对于这个严重错误，他向他们坦陈了其奥秘，但是这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并非如这个伪君子所说，这是为了不向朋友隐瞒任何事情，为了不在他们面前显得比他实际情形更高尚，而是如他们自己很合乎情理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欺骗他们，为了以此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本来是想更进一步探究其性格深处的秘密的。他做出的这一冒失行为，大概是上天的一击，想迫使这个骗子来个自我揭露，或至少授他们以把柄，他们正需要这个呢！他们巧妙地利用了这个缺口，以便在他四周布下陷阱，轻易地从他的知心话转到让他说出这个过错的同谋人是谁。很快，他们就把这同谋人如数变成了实施他们计划的工具。用很多巧计、一点点金钱和大大的诺言，他们把他周围所有的人都争取过去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达到了目的：像他自己一样甚至比他自己更好地得知跟他有关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努力的结果，便是发现、证明了他的书一轰动他们便已预感到的事情，即这个大肆鼓吹美德的家伙只不过是个背负着掩藏起来的罪过的魔鬼，四十年来，在一个正人君子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恶棍的灵魂。

卢梭：请你继续说下去吧！你对我讲的真是些令人惊讶莫名的事情。

法国人：你已经看到了这些发现都是什么。你可以判断一下，发现这些的人他们是多么尴尬。这些事情不属于可以闭口不谈的内容，而且费了这么大劲也不能一无所获。然而当他们准备好要将其公之于众的时候，除了给犯罪之人引起他活该承受的麻烦以外，也还有别的弊病，这就足以阻止这些宽宏大量的人让他示众了。他们应该，他们希望揭露他，但他们又不希望失去他，然而这二者似乎必然是一个跟着一个来的。怎样让他名誉扫地而又使他不受到惩罚呢？怎样饶过了他又使自己不为他继续犯罪负责呢？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要说悔恨，他们大概一点都不用期待着从他那里得到。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对正义、对真理、对公共安全，他们应该尽什么义务。但是他们也知道得同样清楚的是，他们自己也担负着什么义务。他们原来曾与这个恶棍亲密无间地在一起生活过，这也算倒霉。现在他们不可能对此人提起公诉而不招致某些指责，而他们那正直的心灵仍然对这个人充满怜悯，尤其希望避免一片哗然，希望做得在全部世人眼中，多亏了他们，他才得到了自己的舒适生活和名誉保全。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协同动作，决心使他们的发现的进展降下调来，使其在公众中的传播只是伴随着人们从以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中慢慢回过味来而缓缓进行，因为从前他的虚伪已经大获成功。他给自己开辟了一条新路，他似乎走这条路也相当勇敢，足以将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原则、自己大胆的道德观协调起来。与他的著作相比，他似乎更通过自己的榜样，尤其是自己表面上看上去不追求物质与金钱来鼓吹这些原则和道德观。当时所有的人都上了他的当。所有这一切与众不同之处，使人至少设想他有着坚定的心灵，在就连不赞成这些观点的人的心里，也都激起了对他的赞赏。人们虽然不赞成他的信条，却为这些信条叫好。虽然不愿仿效他的榜样，却为他作出的榜样叫好。

由于公众的这种心态可能会妨碍他轻易地承认人们想要他知晓的事，所以必须从改变这种心态开始。将他的过错以最最令人发指的方式揭露出来便是这部大作的开篇。他自己不慎将这些过错公开申明出来，可能会显出他的直率。必须将这个掩盖起来。可是这样做看上去很难。因为有人告诉我，在《爱弥儿》当中，他也做过一次几乎是正式的招供，怀着深深的悔恨之情。这种悔恨之情大概就自然而然地使他逃过了正直人的谴责。幸亏人们挑动起来反对他的公众，还根本看不明白人们希望他们看到什么，他们对此毫无察觉。很快，随着掌握了足以对他提出控告和判罪的材料（而又叫人看不出来这些材料正是他自己向他们提供的），人们便有了开始诋毁他的必需的把柄。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正如你注意到的，他在那篇夸张的、毫不留情的文字中，对所有的国度进行了攻击。有些人真还求之不得利用这部作品呢！没有一个人敢写出这样的作品，因为担心显得只是出于复仇心理。但是借助于这第一个既成而又相当加重了的事实，其余的一切便都轻而易举了。人们可以与他的友人们遥相呼应，而不被怀疑怀有敌意。就连他的友人们也只是一面怜悯他一面谴责他。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获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就是这样，在一些对这个魔鬼的可怕性格了如指掌的人的指引下，公众一点一点改变了从前那么长时间对他怀有的良好看法。在原来认为是勇敢的地方，现在只看到装腔作势；原来认为是单纯的地方，现在只看到卑劣；原来认为是不追求物质与金钱的地方，现在只看到吹牛夸口说大话；原来认为是与众不同的地方，现在只看到可笑。

这就是必须说明的事情的本来面目，哪怕是为了使他们要揭露的丑恶秘密具有可信性，哪怕是他们有证据，也为了让他在至少表面上是自由的环境中生活，在绝对不受惩处的环境中生活。因为人们一旦知道了真相，就再也不用担心他会欺骗或诱惑任何人了。他既然再也无法给自己找到帮凶，又像他现在这样被自己的朋友以及这些朋友的朋友监视着，他就无法实施他那些可恶的计划，也无法为害于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在揭露他们所做的发现之前，人们决定，要让这种揭露对他本人不造成伤害，甚至为了让他享受百分之百的安全，也永远不让他本人知道别人已经揭露了他。尽最大努力做出的这一承诺，直到如今，均得到信守，其忠实程度令人惊异。你恐怕是第一个要破坏这种承诺的，而全体公众，不分社会地位、年龄、性别、性格，都毫无例外地对策划这件事的那些人的宽宏大量赞赏备至，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们那些高尚的看法，而且出于对这个倒霉蛋的怜悯，迫不及待地赞同这些人了。你应该感受到，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自信来自他的无知。如果他偶尔相信人家已知晓他的罪行，他肯定会利用人们对他的宽容去犯下新的罪行而同样不受惩处的。这种不受惩处到那时将会成为非常危险的范例，而这些罪行是属于要么必须严惩、要么藏而不露的。

卢梭：你刚才对我之所言，对我全都那么新鲜，以至于我必须长时间地思考才能在有关问题上理清我的思绪。甚至在数量上，我可能需要更详尽的解释。例如，你说一旦这个人为人知晓，就不需要担心他再去诱惑任何人，他再给自己找到帮凶，他再搞任何危险的阴谋。这与你亲口对我讲的关于他继续犯罪的事就不相符合。相反，我很担心这么一公之于众，他倒会成了恶人们的招牌，以结成他们的犯罪团伙，利用他那可恶的天才来强化他们的勾结了。社会、国家最大的麻烦、最大的羞耻，就是在这个国度里罪恶结成比美德形成的联系更难以解开的联盟。恶人相互结成一伙比好人结成一伙更坚固，他们之间的联系也更持久得多，因为他们打破这种关系就不能不受到惩罚，他们阴谋诡计要保守秘密，他们的罪行要不受惩罚，均取决于这些关系的持久程度，他们从永远相互照应中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好人与此相反，他们仅仅因一些不受约束的好感而团结在一起，而只要他们一感到相互不合适，这种好感就可以无果而终，可以无须担心、不冒任何危险地中断和分离。而这个人，正如你给我描述的那样，善于阴谋诡计，活动能力很强，很危险，可能成为所有坏蛋的阴谋中心。他享有的自由和不受惩罚，你把它当成容忍他的好人那么伟大的美德，实际上这对社会是一极大祸害；这些好人要对可能发生的一切祸患负责。而依你自己的叙述来看，这些祸患甚至每天都会发生。一些热爱正义的人居然如此损害好人的利益去方便恶人，难道是值得颂扬的么？

法国人：如果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一般类别的恶人，你的这种反驳可能是有力的。但是，请你千万别忘了，咱们这里说的是一个魔鬼，一个不齿于人类的败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事情上能够相信他，甚至恶棍之间订的那种约定，他都无法遵守。正是从这方面来说，他虽然为众人所知晓，但是他不可能用其阴谋来叫任何人害怕。好人憎恶他的行为，坏人更憎恨他的书籍。他为了掩饰自己而揭露的坏蛋们，对他全怀着最无法克制的反感，这也是对他那罪恶的虚伪给予的正义的惩罚。这些坏蛋之所以极力接近他，只是为了当场捉住他和背叛他。但是请你相信，这些人当中永远没有一个会试图与他结成同伙，去干什么坏事。

卢梭：这果然是一个种类十分特别的恶人，他在恶人眼中甚至比在好人眼中更可恶，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人敢对他做出什么不公平的事！

法国人：对，估计是一个特殊种类，而且是那么特殊，自然界就从未产生过，我也希望，再也不要生出第二个与他相似的人来。然而请你不要以为人们怀着盲目的自信，靠着这种普遍厌恶就歇手不干了。其实这不过是哲人们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激起别人的普遍厌恶，以防止他用有害的做法来滥用人们希望给他留下的自由。但这不是唯一的手段。他们也采用了同样有效的谨慎做法，密切监视他，其程度达到他无法说一句话而不被记录下来，无法走一步而不被丈量下来，无法形成一个计划而不被就在设想的那一刻便为人所知的地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虽然表面上他在人群之中很自由，但是他跟别人没有任何真正的交往，他孤独地生活在人群中。他对人们做的事一无所知，对人们在他周围说的话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与他有关的、使他最感兴趣的事一无所知，让他到处都感到自己戴着枷锁，但是既无法向人指出，也看不见这枷锁的任何痕迹。他们在他的四周筑起了黑暗的大墙，他的目光无法穿透。他们将他活埋在活人之中。这可能是从未有人干过的最奇异的、最令人惊讶的大业。大业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发明设计者的天才以及领导其实施的人的天才。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全体公众在这上面投入的热情，根本没有发现这个设计蓝图的伟大和美妙，自己只是做了盲目的、忠实的实施者。

然而你一定清楚感受到，这类计划，不论设计得如何巧妙，如果没有政府的协助，恐怕是无法实施的。但是，由于事关一个在手握政府缰绳的人眼中是个卑鄙小人的家伙，事关一个著作人，他那蛊惑人心的著作散发出共和制的严谨味道，又听说该作者对首相怀着仇恨，对大臣们怀着轻蔑，他希望一国之王能亲自执政，王公们要主持正义，人民要自由，一切服从法律，所以，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政府的协助纳入该计划之中。所以，政府对于为束缚和监视这个人而必须采取的步骤是赞同的。政府完全赞同计划制定者的所有观点，既为犯有罪行的人的安全，又为他名声扫地准备了条件，在大喊大叫的所谓保护假象下，使对他的诋毁声势更浩大，一步一步地达到了目的：剥夺了他滥用自己那有害的才能以对人类作恶的一切手段，做起来又是怀着信任、重视、高度评价的样子。

为了更完全彻底地揭露他，人们不惜一切努力、一切时间和代价将他一生的每一时刻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他出生直至今日。所有用自己的甜言蜜语使他中计的人，所有在他年轻时就认识他的人，都提供了某一新的事实对他进行攻击，用某些新的行为来对他加以指控。一言以蔽之，所有对于按照人们期望的那样来描绘他作出了贡献的人，均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得到了回报，数人还因为主动赞同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观点而或自己或亲属朋友得到了晋升。人们向威尼斯、都灵、萨瓦、日内瓦，总之，凡是他住过的地方，都派出了心腹，而且给他们带上各种指示和大量金钱。凡是工作出色的人都在这些地方留下了人们希望对此人留下的概念，而且从这些地方带回了人们希望获得的有关此人的轶闻旧事。这些工作出色的人均得到了大大的回报。甚至在各个地方，为了获得新的发现，为了对他们共同的事业作出贡献，很多人自己出钱，自己主动去长途跋涉，以便起劲地去证实让—雅克的恶行。

卢梭：如果情形相反，是要证实让—雅克是个正直的人，他们肯定就没有这么大的劲头了。在美好的心灵中，对恶人的厌恶要比对好人的眷恋更为强烈！

这就是如你所说的那个制定得精彩、执行得也很精彩的计划。我们如果仔细地回叙一下为取得如此成功所必须采用的各种手段的话，恐怕是很有趣、很引人入胜的。由于这是人世间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情形，而且从中产生了人类法典中一项全新的法律，深入地了解与此有关的所有情况就很重要。罗马人禁止用火和用水是落到生存必须的东西上，而这些人的禁用是落到一切可使生存变得能够忍受并很温馨的事物上，例如荣誉、正义、真理、交际、爱慕、尊重。罗马人规定的禁用导致死亡，而这些人的禁用虽然不会导致死亡，而使人更加对生存产生强烈的欲望，却只留给你生命而把生命变成可怕的酷刑。但是罗马人规定的禁用是以合法形式颁布的，犯人根据法律被判刑。而在我们这种情况中，我看不到任何相似的东西。我期待着要明白：为什么有这种省略，或者人们是怎样填补这个空白的？

法国人：我承认，在一般情形下，正式起诉和听取犯人陈述都是要对他进行惩处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罪行已被充分证明的情况下，这些形式说到底又有什么紧要呢？被告的否认（因为为了逃避刑罚，他总是要否认的）对证据起不了任何作用，也根本无法阻止他被判罪。所以，这种常常无用的手续在我们这场官司中就更没有用处了，因为在我们这场官司中，所有显而易见的火把均将闻所未闻的恶行照得通明。

此外还请你注意，虽然这些手续为了惩处总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宽恕至少就没有必要了，我们这里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如果只按照司法办事，人们可能希望按照这个坏人应该受到的对待那样对待他，只要抓住他，惩办他就行了，就完了。人们也就省去了为难、小心、大量的花费，省去了编织这个圈套和虚伪的材料。但是揭露他的人对他的宽容、对他的怜悯使他们不能使用任何暴烈的手段，必须又使人对他放心，又不影响他的自由，又叫全世界厌恶他以使他不成为世界的祸患。

人们怎么伤害了他，他又能抱怨什么呢？为了让他活在人群之中，必须向人们如实描绘出他的模样。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比你知道得更清楚，恶人总是寻找同类，也总是能找到同类以便与这些同类一起策划他们的阴谋。但是人们没有阻止坏人们与这个人交友，只是在他们眼中使他变得那么可卑可鄙以致他们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信任感罢了。人们对他们说，请你们不要相信他，他会仅仅为了得到伤害别人的快乐而背叛你们。不要指望用共同的利害抓住他。他简直就是毫无动机地以犯罪为乐。他从中找寻的根本不是什么自己的利害，除了叫别人倒霉，他就不知道给自己再干什么好事。与其给他的同伴们造成小祸或时间长一些再来的祸患，他总是宁可这祸患越大越好，来得越快越好。为了证明这一切，只要陈述一下他的生平就可以了。通过讲述他的生平事迹，那些最坏的坏蛋都被吓得离他远远的。这一方法的效果是那么显著、那么有把握，以致自从人们对他实行监视和抖出他所有的秘密以来，世上还没有一个人胆敢用干坏事作诱饵对他试一试，只能用做某种善事当圈套，人们才能抓住他。

卢梭：你看有时事情会多么物极必反！作恶之极居然能如此接近美德，谁会相信呢？在这世界上恐怕只有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才能找到这种如此高超的艺术了！

法国人：使这一计划的执行更加精彩，是必须用秘密将他包起来。必须向所有的人描绘这个人物，而又不让这幅肖像在他眼前出现。必须让全世界了解他的罪行，但是又要这成为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的秘密。必须让每个人都戳他的脊梁骨，又叫他以为谁也没看见他。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全体公众都应该保守的秘密，而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这秘密正是事关他自己。假如是别人，这事可能很难做到，可能根本就无法做到，根据普遍原则制定的计划常常落空。但是使这些计划只适合于他这个人而不是别人，就使这些计划变得更切实可行，更有把握多了。这正是针对我们这个人做得巧妙而又成功的地方。人们知道他是外国人，又孤单一人，他没有撑腰的，没有亲属，没有帮忙的，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的野性本来就使他趋向于将自己与他人隔绝起来，要将他完全孤立起来只要遵循他的天性就行了，只要让一切都来协助就行了，而从这时起，一切便都轻而易举了。把他完全与他人隔离起来，而他本来就对此趋而避之，这样做对他又有什么伤害呢？发善心发到给他留个至少表面上还有的自由的同时，难道不是一定要防止他可能滥用这自由吗？把他留在公民群中的同时，难道不是一定要努力让各位公民认清他么？看见一条蛇溜到公共广场上了，难道可以不大喊大叫让每个人都对毒蛇加以提防么？对于那些很机敏地撕下了他四十年来一直遮掩自己的假面具，首先透过他四十年来用来示人的伪装看清他的真面目的智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项特别的义务么？这项伟大的义务，就是叫人唾弃他，以防止他伤害别人。他们无限兢兢业业、花费大量金钱，以便让这么多的陷阱将他包围，把他交在这么多人的手里，用这么多的方式将他束缚起来，以致在这虚假的自由中，他无法说一句话、走一步路、动一动一根手指头而他们会不知道和不同意的，其真正的动机就是要尽这项伟大的义务。归根结底，人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他好，为了避免别人可能不得不作出伤害他的事情，不这样，便无法使他免受伤害。必须首先让他远离他从前的老相识，以便有充分的时间给这些人洗脑子。在巴黎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这对他有什么坏处？基于同样的理由，必须阻止他在日内瓦定居。也在日内瓦发布了对他的通缉令，这对他又有什么坏处？在莫蒂埃，人们用石块砸他，但是那些石块打碎了他家的门窗，而根本没打着他。这对他又有什么伤害？入冬时节，人们将他从他避难的孤岛上和从整个瑞士赶走，但这是为了好心地迫使他去英国寻找避难所，在那里，人们早已背着他为他准备了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比他自己十分固执地选择的避难所好多了，虽然从那里他不可能危害任何人。但是，这又对他有什么坏处，他如今还抱怨什么呢？难道人们没有让他在屈辱中安静度日么？他可以舒心地在人家搞得他一身烂泥的泥浆中打滚。人们对他百般凌辱，这是真的。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侮辱又给他造成了什么伤痕？难道他不是天生就要忍受这些侮辱的么？即使每个路人都向他脸上吐唾沫，归根结底这又会对他构成什么伤害呢？但是这个忘恩负义的魔鬼对什么都毫无感觉，对什么都不表示感激，人们对他的一切照顾，不但没有使他感动，反而只是激起他的凶狠。人们在小心翼翼让他的所有朋友都离开他的时候，对他们没有任何其他嘱咐，只是要他们一直保持着表面的朋友关系，而且为了骗他，对他仍使用从前接待他时所使用的口气。使他那么悲惨的，无非是他自己那带有罪恶感的多疑。如果没有这种多疑，他可能更会多上当一点，但他会与从前一样高兴地过活。现在他成了大众厌恶之极的对象，他却以为自己成了所有人关切的对象，居然成了大家争着邀请他，争着请他吃饭，争着向他提供退隐之地，争着向他献殷勤以便得到他的青睐了。从人们争着吸引他注意的热情来看，简直要说，就没有比请到他作客人更荣幸、更光荣的事了。而且在所有的国度均是如此，就连大人物和王公贵族也不除外。可是“我的这位孤僻人” 还是不满意。

卢梭：那他就不对了，但是他对此一定深感惊异的！这些大人物大概想的跟那位西班牙大老爷不一样。查理五世要这位西班牙大老爷拿出他的一座城堡来给波旁王朝的总管居住，他怎么答复的，你是知道的！

法国人：情况很不相同：你忘了，这可是一件善举。

卢梭：那为什么你不希望对总管的接待也和向一个坏蛋提供避难所一样是善举呢？

法国人：唉，你没听懂我的话！总管清清楚楚知道他是背叛了他的主子的。

卢梭：那难道让—雅克就不知道他自己是个坏蛋么？

法国人：计划的精明之处正是从外部来利用这一点，就像他对此一无所知一样，或者是像别人对此一无所知一样。这样，就免除了要给他进行解释的危险，而且一面装作把他当成正直的人的样子，一面折磨他。表面上对他的成就毕恭毕敬的样子，结果是任何与他及他本人相关的事都无法逃过接近他的那些人的警觉。他一在什么地方安下身——别人早就事先知道了——墙壁，地板，门锁，他周围的一切都已为人们的目的布置妥当。人们也不会忘记给他安排合适的邻居，也就是恶毒的暗探啊，机灵的骗子啊，讨人喜欢的姑娘啊什么的，人们早已给这些女孩上好课了。看见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安排的这些姑娘摆出圣处女的样子以极力接近这个孤僻的人，真是一件挺逗乐的事。但是很显然，他需要的不是处女，因为无论是人们教她们写的那些撩人心弦的来信，还是人们让她们学会的那些悲伤的故事，还是一一摆出她们的不幸以及她们的美德，还是一一摆出她们已经枯萎的魅力，都未能令他心动。在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眼中，这个伊壁鸠鲁的纵欲者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色诺克拉底。

卢梭：对于你们那些贵妇人来说，难道他一点都不是一个色诺克拉底么？如果说这方面不是他罪行中最沸沸扬扬的事的话，至少也肯定是最不可饶恕的吧！

法国人：啊，卢梭先生！人就应该总是风流多情的，一个女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利用这种多情，人们永远都不应该触及这个题目！

我大概不需要告诉你：他的所有信件都是被打开的，那些他从中可以汲取某些信息的，都被细心地扣留了。又叫人以各种方式、出自不同手笔给他写信，目的既是为了从他的回信中测试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为了推测那些他扔掉的信中他是什么心态，在人们保留的他的通信中他是怎样的心态，说不定哪一天可以利用这些通信来整治他。人们找到了妙招，将巴黎变成对他来说比洞穴和丛林更为可怕的孤寂之地。在这里，他在人群中既找不到交流，也找不到安慰，既找不到建议，也找不到启发，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助他找到方向的东西。巴黎成了一个庞大的迷魂阵，在黑暗中，人们只让他模模糊糊看见一些歧路，引得他越来越迷失方向。凡是接近他的人，对于应该对他说什么，对他讲话时应该用什么口气，没有一个不是上过现成的课的；所有要求见他的人，人们都一一记录下来，这些人只有收到有关他的指示以后，才会被允许去见他。你一向我表示希望认识他，我也负有义务要给你这些指示。如果他走进某一公共场所，人们看他和对待他的样子，就好像他是个瘟疫病人一般：所有的人都围绕着他，注视着他，但又跟他保持着距离，不跟他讲话，只是给他当个屏障而已。如果他自己胆敢说话，别人也肯回答他，那肯定总是用谎言或者回避他的问题，使用的语气又是那么粗暴和轻蔑，致使他失去了再提问题的欲望。在剧场的楼下，人们很注意将他介绍给他四周的观众，同时在他附近安置一个看守或宪兵。这种人一在场，不用说一句话，也就把他的情形说得一清二楚了。对邮差、伙计、看门人、暗探、萨瓦人、理发师、做买卖的、挑担的、卖书的，在所有的剧场里、咖啡店里，人们都把他指给他们，让他们注意，让他们留神。如果他找一本书、一本历书、一部小说，立刻在整个巴黎城这本书就都没了。只要他表示要找一件无论是什么的东西——对他来说，这一招还准灵——那东西就没了。他刚到巴黎的时候，想买一本《意大利民歌十二首》，二十多年以前，他请人给这本歌曲集刻过版，就像《乡村卜师》一样出自他的手。但是这个歌曲集、曲子、版，全都消逝了，从那时开始，顷刻间全被消灭了，他竟一本都未能找到。通过多方的细心的关注，人们成功地做到了，在这个巨大的城市里，使他总是处于下等民众的眼皮底下，他们对他怀着极大的厌恶。他想过河到对面的四国学院去么？人家就是不给他开车，哪怕他付整个车的车钱。他想让人家给他擦擦皮鞋？嘿，那些擦皮鞋的人，尤其是寺院街和王宫广场的擦皮鞋匠压根儿就满怀轻蔑地拒绝给他服务。他想进杜伊勒里王家花园或卢森堡宫么？那些在门口发印好的票的人早已得到命令：如果他前来索要门票，他们要么用最具侮辱性的装模作样让他进去，要么甚至干脆拒绝发给他票。而这一切，并非由于事情本身有多么重要，而只是为了让别人注意他，让别人认识他，让别人越来越讨厌他。

他们这些人最美妙的发明之一，便是他们善于利用民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风俗便是每年要在熊街举行仪式焚烧一个麦草瑞士人。在我们这个明达事理的世纪，这种民俗显得那样野蛮和可笑，以致人们对它已经很不在意，即将完全将它取消了。但是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聪明地将其革新为专门针对让—雅克的活动。为此，他们叫人把草人做成他的面孔，穿上他的衣裳，让草人手里拿着一把亮闪闪的刀。他们叫人带着草人在巴黎的大街上招摇过市，而且特意将草人直接置于让—雅克的窗下，将其面孔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以便让老百姓看个真真切切。一些慈悲为怀的演绎者利用老百姓来实现他们的心愿，鼓动老百姓在更严重的事情来到之前将代表让—雅克的草人焚烧。这些大人先生当中有一位甚至向我保证过，当他看到一些乞丐将让—雅克给他们的施舍又朝他的脸扔回去的时候，他真是高兴得要命。你一定明白……

卢梭：他们这么做不会受到任何损失。啊，多么软的心肠啊！多么慈悲为怀啊！你的这些大人先生们，他们真是乐此不疲、想得周到啊！

法国人：除了这些精心的措施之外，人们还使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用来发现他是否还有什么信得过的人。这个人至今还不具有为实施针对他的计划而必须具有的情感和信息，而一般来说，这个计划是为人所接受的。他们叫一些人给他写信。这些人假装自己处境悲惨，请求他给予救助或出些主意以便自己摆脱困境。他与这些人叙谈，安慰他们，将他们推荐给他可以指望的人。用这种方式，他们达到了结识这些人的目的，而且一步一步地使这些人皈依。你大概不会知道，用这种计谋，他们发现了多少人还在敬重他，他还在继续欺骗这些人。由于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认识了他们，很快就叫这些人与他脱离了，而且通过非常特别而又万无一失的高招，使他们觉得他非常可恶，正如从前他对于他们非常宝贵一样。要么他最终识破了这些诡计，要么他确实身边也没剩下一个人，总之，最近以来，这些企图已经不成功了。他现在总是拒绝为那些他不认识的人所利用，甚至拒绝给他们回信。但是这仍然朝着别人目的的方向走去了，因为别人就是想让人把他当成是麻木不仁、心肠狠毒的家伙。再说一遍，为了掩盖他们那些害人的计划，没有什么比把他变成在所有的人看来都很可恨更高明的了，以致他一想要什么东西，肯定他就得不到，他一对谁感兴趣，这个人就再也找不到老板，也找不到助手。

卢梭：确实，你对我详析的这些手段，在我看来，肯定会使这个让—雅克变成人类的笑柄、玩偶，使他变成全人类最唾弃的人。

法国人：唉！肯定。这就是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苦心经营的真正目的。多亏这些苦心经营完全成功，我可以向你保证，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哪个人生活在这样的屈辱之中。

卢梭：可是你不是对我说，正与此相反，在他们对他采取的关照当中，注意让他生活得舒适占很重要的位置么？

法国人：对，是真的，而且这一点正是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的计划中伟大、慷慨大方、令人赞赏之处，在防止他随心所欲实现他的罪恶图谋的同时，又极力让他享受到生活的温馨，让他到处都能找到他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而在任何地方又找不到他可以过度滥用的东西。人们愿意他吃饱耻辱的面包，饮满屈辱的杯酒。人们甚至装模作样表示出对他嘲弄性和可笑的关切，对他表示出就像桑丘在他自己统治的岛上所享有的尊重那样的尊重，而这一切使他在老百姓的眼中显得更加可笑。总而言之，既然他那么喜欢礼遇，那他就有理由满意了，人们注意了要使他不缺少这些东西，但是人们也利用了他的喜好让别人到处对他指指点点。对了，先生，人们愿意他活着，甚至生活得很舒适，就像一个没干过坏事的恶人可以生活的那样：人们愿意他生活得幸福，只要他不具备破坏别人幸福的手段就可以。但是，这是一头大熊，怕它吃了过路的人，必须用铁链把它锁住。人们尤其害怕他笔下的毒素，所以人们千方百计阻止他放毒。人们不给他留下任何保护他的声誉的办法，因为这对他毫无用处。在这个借口下，他一定会去攻击别人的声誉，而一个自己备受诬陷的人是没份胆敢诬陷任何他人的。你一定料到了，在要让自己放心的人当中，他们也没有忘记书商，尤其是那些从前他用过的书商。甚至有一个还在巴士底狱中关了很长时间，当然找的是别的借口，而实际上是为了在让—雅克问题上可以有更长时间对他任意进行洗脑。人们嘱咐所有他身边的人要特别注意他会写什么东西出来。人们甚至极力拿走他用以写作的工具，在引他前去隐居的多菲内，人们甚至做到了把所有能写出可辨认出来的字的墨水都拿走了，结果是他只能找有点颜色的水来代替，这些水很快就完全褪尽了颜色。虽然有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这个怪人仍然成功地写出了他的回忆录。他称之为《忏悔录》，我们称之为谎言集。他用的是中国墨，这是人们未料到的。但是，虽然人们无法阻止他任意糟蹋纸张，但至少可阻止他让自己的毒涎流淌：任何纸张，不论大小，甚至两行字的短笺，都不会从他手里出来而不立刻落到安排在那里收集一切的人手里。他的讲话，也丝毫没有丢失。他周围的人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尽量让他闲扯。这不难，甚至叫他差不多说出人们希望的话也不难，至少说出人们希望他说出来而能够加以利用的话。用的方法是有时向他提供假消息，有时用巧妙的自相矛盾的话刺激他，有时又与此相反，显出完全赞同他说的一切的样子。就这样，人们准确地记录下了他嘴里漏出来的不慎重的生动话语，然后再冷静地加以夸大和评论。他们同时还千方百计让他无法从这些人嘴里得到一丝一毫的信息，无论是关于他自己还是关于任何人。人们在他面前从不提起最早告他的密的那几个人的名字。对于影响他的命运的人，人们也只是怀着极大的保留谈起，结果是他根本无法知道这些人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们是否在巴黎，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人们从不向他谈及什么新闻，或者说，告诉他的全是虚假的或危险的新闻。如果他竟敢将这些所谓新闻再向别人复述出去，那就又成了他的新罪行。在外省，人们很轻易地就能阻止他读任何杂志。在巴黎，装模作样更为甚之，但人们至少可以阻止他见到任何可以从中得知与他有关的消息的杂志，特别是那些我们的大人先生们叫人大谈特谈他的事的那些杂志。如果他打听什么事，那肯定是任何人都毫无所知。如果他打听一个人，那肯定是没有一个人认识这个人。如果他有点急迫地问天气怎么样，人家是不会告诉他的。但是反过来，人们总是千方百计给他买到食品，即使不是非常便宜，至少质量更好，他自己用同样的价钱是买不来的。他的恩人们慷慨大方地掏自己的腰包来补足多花的那部分以便满足他的矫情。他们以为他很矫情，而且极力用时机和廉价来激发他的矫情，以便得到将这些都一一记录下来的快乐。以这种方式，他们巧妙地使小民了解了他们的秘密，他们向他公开施舍，虽然他并未要求，但是却使他无法逃脱他们的掌握。这种慈善行为，人们对此极力大加渲染，可能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使他沮丧，而他的朋友们正希望如此。

卢梭：怎么？你说“他的朋友们”？

法国人：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总是喜欢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对他的好意，对他的幸福的全部关切，为的是让人家指责他忘恩负义，因为他对如此多方的善意没有表现出什么感动。

卢梭：你这话我有些不懂。请你再给我解释解释。

法国人：正如我对你说过的那样，为了能够既让他自由，又没有危险性，全面诋毁他很重要。只把这种中伤在小圈子里和上流社会里传播还远远不够。这一点不难做到，而且很快就做到了。还必须让这种诋毁和中伤扩大到全体民众，从社会最底层到最高层。要做到这样，困难就更多些。不仅仅因为在不为他所知的情况下极力对他进行中伤会使心地单纯的人产生反感，尤其因为向他隐瞒与他有关的一切以便使他永远无法澄清事实，无法得知消息，无法自我辩护，无法说明缘由，没有机会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事，无法追根溯源搞清人们对他的中伤，这些都违反了不可违反的法律。为此，不仅要指望老百姓守口如瓶，而且要指望正直的人也守口如瓶。对第二类人，恐怕就没那么有把握了。为了让老百姓对这一秘密感兴趣，又不要显出抱着此等目的，他们干得很精彩，那就是利用了我们这个人那可笑的傲慢，也就是他对于捐赠作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而且不愿意别人对他给予施舍。

卢梭：可是我认为，无论是你还是我，这一类的傲慢，我们恐怕也是会表现出来的。你对此作何想法呢？

法国人：对于正直的人士，此种高雅是允许的。但是，像这个虽然富有却又装成乞丐的怪人，他有什么权利拒绝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的施舍呢？

卢梭：可能与乞丐拒绝他的施舍是同一权利吧！无论如何，如果说他的乞丐样子是装的，那他是请求了还是接受了施舍呢？因为乞丐与穷人的全部区别就在这里。穷人不比乞丐富有，但他满足于自己的所有而不向任何人讨要任何东西。

法国人：没有！这个人没有直接请求施舍。相反，他一开始还傲慢地对此加以拒绝。但是，当别人非要如此行事不可的时候，他最后还是让步了。

卢梭：如此说来，他并不像你开始说的那么傲慢。我再来反问你一句，我倒要问问，既然他们知道他有理，他们为什么非要给他施舍，就像对一个乞丐那样呢？

法国人：这个为什么，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承认，这对一个正直的人是侮辱。但是，对一个这样的恶棍，用各种可能的办法来贬低他，正是他配受的命运。而且通过他对自己的恩人所表现出的忘恩负义，这又是一个机会，以更好地显示他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卢梭：既然主观意图就是要贬低他，那你觉得这还值得感激涕零么？

法国人：不值得，但值得感激的是施舍。因为，正如我们那些大人先生所说，金钱能补赎一切，而任何东西都不能补赎金钱。给钱的人，不论其动机是什么，甚至是被迫的，他总是恩人。而作为恩人，就总是值得别人对他感激涕零。为了避开这个人的粗暴拒绝，人们想出主意来，趁他不知道，给他零星的好多小额捐赠，但声势搞得很大。这就要求许多人协助，尤其是小老百姓的协助。这样也就不用装模作样而把小老百姓卷进了大秘密之中，以使老百姓心中在对他恶行的厌恶上，又加上了对他贫困的轻蔑以及对施恩于他的人的敬意。人们了解到他在哪些地方购买活命必需的食品，注意在同样的价格上，供给他质量更好的东西，也就是说，实际上更贵一些。归根结底，这并没有叫他省钱，他也不需要省钱，既然他是富人。但是花了一样的钱，他买到了更好的东西，于是在老百姓当中，他的卑劣以及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的慷慨便都流传起来。用这种方法，就把他变成卑下的、面目可憎的小人，显得他只考虑个人的舒服，只考虑让自己幸福。要说这个可悲之人发现不了这个小小的计谋那也很难。如果发现了，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如果他生气了，那就越来越证明他忘恩负义；如果他换了商家，那人们立刻就会如法炮制，人们给他制造的名声会传得更快。所以，在这个活结里，他越挣扎，结就勒得越紧。

卢梭：我要向你承认，对这一点，我刚开始时是不理解的。但是，先生，我了解你一直很正直，是否可能你也赞同诸如此类的阴谋呢？

法国人：如果是针对别人，那我会严厉地指责他们。但是，在这里，我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好的。然而我永远都不会参与其中。我憎恨让—雅克，而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喜欢他，他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将他保留下来。他们和我，在如何对待这么一个人的问题上，看法不一致，也很自然。他们这套体系，从本身来讲可能不公正，但是主观意图也就纠正了这一点。

卢梭：我想，如果是我，我会觉得这个体系很可疑：因为通过恶，人们根本不能达到善，通过假，不能达到美。既然你向我保证让—雅克很富有，那公众怎么能赞成这些事呢？因为归根结底，在公众看来，大概没有比强迫给一个富有的恶棍以施舍更奇怪、更不值得称颂的事了。

法国人：噢，公众不会这样把人们很巧妙地分别给他们的概念放到一块的。他富有时，就责备他装穷，就夺取他的劳动成果还自以为他不需要；他贫穷时，就侮辱他是穷鬼，把他当成乞丐。他们只看到当时对他们显得是更可恶或更可鄙的一面，虽然这与别的时候看他的其他角度不相容。

卢梭：除非他完全彻底地麻木不仁，否则他对这种关切与羞辱相结合应该既体会深刻又莫名惊异。这是肯定的，他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这二者相结合的效果。但是，就在仅仅为了从对他的中伤和诋毁更其完全彻底中得到快乐，人们每一天却容忍其全部罪行的时候，如果他利用这种有罪的宽容不断犯下新的罪行，谁又会对此感到惊异呢？这一质疑，我已经向你提出过。现在我再次提出，因为你回避了这个质疑，而没有对此作出答复。从你对我全部的讲述中，我看到，虽然人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他一直与从前一样我行我素，明明看到自己被监视的人包围，对这些人也毫不在乎。他自己以前曾那样处心积虑，以致在四十年的时间里，确实欺骗了所有的人，人家都把他当成正人君子。我看出来，他利用人们留给他的自由无非是为了不受拘束地满足他的恶毒之心，每天犯下新的罪行。他也确信，任何一项罪行都逃不过监视他的人的眼睛，而人们就让他安安静静地去干。将正直的人这样丢给一个疯狂的恶棍，仅仅是为了得到安安静静地历数其罪行的快乐，而本来他们是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这些罪行的。这难道是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值得称颂的美德么？

法国人：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

卢梭：我毫不怀疑。那些犯下罪行的人恐怕也自有他们的道理。难道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做得对了吗？为了使罪犯更令人憎恶而拒绝阻止犯罪，忙着爱惜罪犯而损害被罪犯当成猎物的无辜者，你得承认，这种善心很奇怪，是不是？让人犯下本来可以阻止的罪行，这不仅仅是证人，这也是同谋。再说，如果总是让他干下你说的那些他干的事，那么那样警惕、那样积极地密切跟踪他、刺探他又有何用呢？发现了他的所作所为却又像毫无所知那样让他继续干下去，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做坏事上给他完全自由，那么在无所谓的事情上那样妨碍他的自由又有何用呢？人们简直会说，你们这些大人先生们追求的就是让他别的干不成却只能犯罪。那么这种宽容，在你看来，就那么有道理，就那么为人理解，就与品德那么高尚的人相称么？

法国人：我应该承认，这里面有些事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但是有人向我承诺要给我把一切都解释得让我百分之百地满意。可能人们以为，要叫人更加可恶，就应该给他的罪行加大一些分量，而对怎样加重却不大顾忌。实际上这种加大分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一个人犯下一桩罪行，他就能够犯下一百桩罪行。人们控告他的每一桩罪行，至少都是他出于主观意愿犯下的。所以人们是几乎不能把这种指控称之为欺骗的。

我看出来人们在他的问题上所遵循的体系，其基础是人们给自己规定的一项义务，那就是让他一定被彻底揭露，让他为所有的人所认识清楚，而人们又从来不需要对他作任何解释，不让他认识任何一个指控他的人，也不让他得知任何他被指控的事。这双重的必要性根据的是罪行的性质，这些罪行一旦公开宣布，就太沸沸扬扬了。一旦被证实，他就不能不受到惩处。难道你希望未经证实而惩处他吗？我们的司法形式是不允许这样做的，那也直接违犯了在他的问题上人们希望遵循的宽容和怜悯的信条。所以，为了公共安全，人们能做的首要一条就是紧密监视他，让他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别人不知晓，不能做任何重要的事而别人不同意；其余的，便是警告所有的人听这样一个恶棍讲话、与这样一个恶棍来往是危险的。很明显，受到这样的警告之后，谁再受到他的侵犯而支撑不住，那他们就只能怪自己了。这种祸事，就应该他们自己来躲避，因为他是回避别人的，不是他主动去找他们的。

卢梭：知道绿林中有强盗，对于要从绿林中走过的人也可以这么说。但这不能成为让这些强盗我行我素的一个像样的理由，尤其是只要想控制他们就能控制他们的时候。你们的那些大人先生们通过你给我说过的在他四周安排的密探，亲自精心给这个残忍的野蛮人提供猎物，他们又能找到什么托词呢？这些人极力跟他拉近乎，毫无疑问他一定会留心把这些人变成他的首批受害者。

法国人：绝对不会。这些人在他家生活不论跟他怎样亲密，甚至极力在他家大吃大喝，都不担心有什么危险，他们是不会碰上任何倒霉事的。他喜欢在其身上满足自己的疯狂欲望的人，是他对之怀着敬重和偏爱的人，是那些只要他们对他稍稍敞开心扉，他就愿意信任的人，是他怀念的似乎仍在他们身上寻求自己缺少的安慰的老朋友。他首先挑选这些人与他们了断。友好联系是压在他心上的大石头。他只有看见自己的敌手才高兴。

卢梭：不应与事实争辩。但请你承认，你在这里为我描绘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只给朋友下毒，只为对敌手有利而写书，逃避人群为的只是害他们。

这里面在我看来更令人惊异的是，他怎么能给自己找到一些愿意与这么一个魔鬼来往的正直人士，只跟他接触一下都会令这些人感到厌恶的。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派来的、天生就是搞侦探的坏蛋把他握在自己掌心里，这我理解起来不困难。巴不得找到一个愿意忍受他的人，对正直的人十分厌恶，自己又是个有麻烦的主，他不应该对与别人的关系太挑剔，他应该去看望、接待和迫不及待地寻求与他类似的坏蛋，以便用他们来服务于自己那些罪恶的阴谋，这我也理解。那些坏蛋，从他们那方面来说，抱着找到他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心肠狠毒的好同伙的希望，虽然人家叫他们对此人心怀恐惧，但是为了得到他们指望的好处，可以冒险与他频繁来往。但是，一些名声显赫的人极力与他称兄道弟，先生，这可就超过我的理解能力了。他们对他说什么呢？跟这么一个人物讲话，他们会采用什么语气呢？一个这么大的大恶棍很可能是一个很卑鄙的小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忍受一切侮辱。只要请他吃晚饭，他就能含垢忍辱，感受不到羞辱的味道或装出感受不到的样子。但是，你一定会向我承认，一方面是羞辱和轻蔑，另一方面是卑劣和谎言，这二者之间作交易，对于正直的人来说，大概不会是很有吸引力的吧？

法国人：这样为了众人的福祉而献身，他们会更令人敬佩。如果接近这个恶棍能导致对他那可怕的性格有什么新的发现，那么接近这个人就是值得称颂的大业了。这种性格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得到足够的证明。你一定明白，没有一个人接近他是为了与他有什么真正的交往，而仅仅是为了尽量出其不意逮住他，捕捉到什么，给他的肖像添加上新的一笔，给他的生平添加上什么新的事实，捕捉到什么漏嘴的地方，可以用来使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面目可憎。再说，挖苦他几句，用隐语给他几句他活该的辱骂性言辞，他又不敢或不能还嘴，因为怕泄露出来这些话语的真正含义（人家是一定要强迫他说出来的），这种快乐是不算数的。但这是一种人们可以品味而又不冒任何危险的快乐。如果他生气了，那他就是承认罪行了；如果他不生气，那么人们通过这种不直接向他道出其真相的方式，也算是对于被迫与他生活在一起还要装作当他是个正人君子所受的拘束获得一点补偿。

卢梭：我不知道这种快乐是否很甘甜，但我觉得这种快乐不很高尚。我相信你也与我持同样见解，因为你一直对此很不屑。可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背负着如此多的罪状的人，难道他就从来没有承认过任何罪行么？

法国人：没有真正承认过。这又是人们对他的极大善行，那就是使他免受被弄得狼狈不堪的耻辱。有如此众多的无法辩驳的证据，难道不是不需要听取他本人的意见，他就已经完全受审了么？在罪行昭彰的地方，罪犯认罪难道不是多余的么？这样做对罪犯来说，可能只是多受罪而已。人们剥夺了他自我辩护那无用的自由，只是剥夺了他撒谎和诬蔑的自由而已。

卢梭：啊，感谢上天，我可以大喘一口气了！你搬走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法国人：你怎么啦？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你一直是垂头丧气、沉思默想的表情，这与所有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说起让—雅克及其罪行时的那种兴高采烈是那么不同。可你现在突然变得如此心花怒放，这又是由何而来呢？

卢梭：如果你有耐心听我说，我会给你解释清楚，因为这还要从离这很远的地方说起。

你对我的命运相当了解，足以知道我的命没叫我尝过多少富裕生活的味道。我一生中既未找到一般人很重视的那种财富，也未找到我自己可能会很重视的那种财富。你知道这命运以怎样的代价将过眼云烟给了我，他们对此倒是十分贪求的。而这个东西，即使更纯洁，也不是我的心灵必需的食粮。虽然命运注定我只是个穷光蛋，但我没有过过不幸的生活。我在默默无闻之中有时确实体验过真正的快乐。但是我一走出默默无闻，就掉进了灾难的深渊。将我抛进这深渊的人极力把这些灾难弄得我无法忍受，他们却装作很可怜我。而实际上没有他们的话，我是不会经历这些灾难的。我枉自寻求友谊，却造成了我生活中所有的不幸，我也成了舆论错误导向的牺牲品。待我从寻求友谊的温馨幻梦中醒过来，更从舆论错误导向中醒过来，我在人群中再也找不到正直、真理，再也找不到我认为他们心灵中与生俱来的那些情感中的任何情感。这些情感在我的心灵中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情感，任何交往就只是欺骗和谎言而已。这时我便退隐到我的内心深处，生活在我与大自然之间。当我想到，我并非孤自一人，我并不是与一个麻木不仁、没有生命的对象在谈话，我的灾难已经到头，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一生中的所有不幸都只不过是得到补偿和享受更美好时光的原料时，我感到无限欣慰。我从未接受本世纪幸福人士的哲学观。那不是给我安排的。我寻求对我的内心更合适、在逆境中更能抚慰人心、对追求美德更有鼓励作用的一种哲学。我在让—雅克的著作中找到了这种哲学，我从中汲取到了与我天生的情感那样符合的情感，我在书中感受到了与我自己的心境那么密切的关联，以致在我阅读过的所有著作的作者中，对我来说，他是唯一的大自然的画家和人类心灵的历史家。在他的著作中，我认出了在我内心又重新找到的那个人，书中的思考教给我从自己内心来汲取享受和幸福，而所有其他的人则是到距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去寻找享受和幸福的。

他的榜样于我尤其有用，用来增强我对自己情感的信心，在我同时代的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将这些情感保留了下来。我信仰上帝，我一直是信徒，虽然与那些有信条、有格言的人不同。对上帝的敬仰使我对人间的机构和虚伪的宗教十分厌恶。我看不见有任何人与我持同样想法，不论从思想还是从感情来说，我在茫茫人海中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状态是悲哀的。让—雅克来了，把我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他的著作增强了我的信念，让我去面对可笑的强大的思想家。我觉得他的原理与我的情感那么相符，我看到这些原理是从深刻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我看到这些原理是建立在那么强大的理性之上的，以至于我再也不害怕了，因为人家不断对我大喊大叫，说那些原理都是偏见和受教育的产物。我看到，在这个哲学只会破的时代，只有他的著作是结结实实的立。在所有的其他书籍中，我首先看出来的是激情、狂热促使他们写出这些书籍，其次是著作人自己所瞄准的个人目的。在我看来，只有让—雅克是怀着正直和纯真的心灵去寻求真理。在我看来，只有他一个人向人指出了真正幸福的道路，同时教给他们区分现实与表象，自然的人与虚假的、空想的人，而我们的机构和我们的成见用后一种人取代了前一种人。总而言之，在我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是仅仅从热爱公众福祉出发而态度激烈，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看法，也没有任何个人利害考虑。加之我觉得他的一生与其信条是那么一致，以至于我的信条也更坚定了，而且通过这个榜样，我对自己的信条更加信心十足。他是一位对自己的信条进行过那么长时间思考的思想家，是一位蔑视宗派主义、自己不想搞山头也不追随任何山头的作家。在他的追求中，除了公众的利害和真理的利害，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利害。依据所有这些思想，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生活计划。与他交往可能会使我的生活充满魅力，而对我，与人交往早已是只能提供一个虚假表面的事情，无现实、无真理、无爱恋，无任何情感、思想的真正一致，更配受到我的蔑视而不是趋之若鹜。我沉醉在自己的希望中，希望在他身上重新找到我失去的一切，再次体验到诚挚友情的温馨，与他一起从这些伟大而令人欣喜的思考中吸取营养，这会成为这一生的最大享受和人在逆境中找到的唯一的实实在在的安慰。

我心中充满这些情感，你肯定也见到了。你来了，用你那残忍的知心话让我心痛，而且从我心中驱走了那甜蜜的幻想，本来我的心已准备向这些幻想敞开。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把我的心撕碎到何种程度。为此，恐怕必须要感觉到你摧毁的想法与多少美妙的想法紧密相连。虽然命运不济，虽然人们对我不善，但幸福的时刻已伸手可及。就在这时你将我万劫不复地重新投入我的一切灾难之中。让我能忍受我的一切灾难的全部希望，你也给我夺走了。唯一的一个像我这样思考的人培植着我的信心，唯一的一个真正品德高尚的人让我还相信美德，鼓励我珍爱美德，崇拜美德，将一切希望寄托于美德。可是现在，你夺走了我的精神支柱，让我一个人孤独地待在这个世界上，深陷灾难的深渊之中，生命中再也没剩下一丝希望之光，而且准备失去事情更顺利时重新获得补偿的希望，补偿我在当前的事态中所遭受的一切痛苦。

你开头申明的几件事已叫我心绪纷乱。听了你的证据，又叫你的申明更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你使我的心灵痛苦不堪，这是我历来感受过的最大的苦痛。你随后仔细说到以这个倒霉蛋为对象的系统性的计谋，给我充分阐释了针对他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为发现这些问题的人所设计，为所有的人所忠实执行。这时我的注意力分散，我更为惊讶，但痛苦不那么强烈了。我觉得所有这一切计谋是那么狡诈、那么充满阴险毒辣，以致对那些以此为妙计的人，我怎么也不能拿你想灌输给我的高度评价来送给他们。当你对他们极尽赞扬之能事的时候，我感到我的心在不自觉地低声抗议。我很奇怪，如此高尚的动机怎么能叫人想出那么卑劣的做法，弄虚作假、背叛和谎言怎么能成为施恩和慈善的工具。最后，这么多歪门邪道怎么能与正直联系在一起？难道我错了么？你看看你自己，回忆一下你对我说的所有的话！啊，你至少要承认，这么多的暗中手脚居然成了美德的外衣，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你的证据很有力，战胜了这些阴谋诡计能使我产生的怀疑。我明白了，不论怎样，这种奇怪的做法，不论我觉得它多么不像话，仍不失为一种仁慈怜悯之举。希望一个恶棍免受他本来应该受到的对待，就必须采取不同寻常的措施以防止这种宽容成为丑闻，将其代价定为既不会使别人来仿效，也不会让他本人去滥用。这样，当我看到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争先恐后地让他饱受侮辱和屈辱，我不但不可怜他，反倒更加蔑视他了；他居然以这样的命运为代价来如此怯懦地换取不受惩处！

所有这些话，你已经对我反复说过很多次了，每一次我都一面悲叹一面跟着你将这些话告诉自己。我内心的痛苦并不能阻止我的理智被征服。而且我不得不对你表示赞同，由此产生出对一个命运多舛的正直的人来说最为残酷的精神状态。人们无情地夺去了他的全部安慰、全部经济来源、全部的希望。如果有这些，也许他的苦难还可以承受。

但顷刻之间，一缕阳光来到，将这一切都还给了我。当我想到，当你自己也向我证实，这个人因为这么多的滔天大罪受到如此侮辱性的对待，却不曾承认任何一桩罪行时，你就用一句话推翻了你所有的证据。在你宣称看到了显而易见的欺诈的地方，我却没有看到欺诈。至少这种显而易见在我眼中已不复存在，以致在你向我指出的一切之中，我只看到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骇人听闻、无法揭穿的秘密。在我看来，只有犯罪者的承认才能使这个秘密真相大白。

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你和我想法大相径庭。在你看来，罪行的显而易见可以代替承认。而在我看来，这种显而易见本质上应存在于承认本身之中，没有承认也就没有显而易见。只要还没有听取被告人的陈述，判他罪的证据不论怎样强有力，不论这些证据看上去怎样有说服力，都缺少一个印证来证明这些证据是确凿的。即使在无法听取被告人陈述的情况下，例如在对一个死者进行诉讼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在事先推定此人可能无言以对的时候，人们可能有道理。但是将这种推定变成肯定而对他进行判决，则是错误的。只能在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怀疑时，才能对罪行进行惩处。但是，如果到了拒绝听取一个还活着而且在场的被告人陈述的地步（虽然做这件事不仅可能而且轻而易举），如果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阻止他讲话，如果处心积虑向他隐瞒诉状、原告、证据，从这时开始，所有这些证据都变得可疑了。在我的心目中，它们失去了分量。不敢将这些证据拿出来经受考验，让考验来证实它们，这本身就让我预测到这些证据是经受不住考验的。这条伟大的原则，是整个司法的基础和戳记。没有它，人类社会就会从根基上倒塌。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是那样神圣而不可侵犯，以至于即使全城的人都看见了一个人在公共广场上杀死了另一个人，如果事先不听取杀人犯讲话，也根本不能惩办他。

法国人：什么！在法庭上，司法程序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的、毫无例外的，虽然常常是多余的，难道在赦免和从宽处理的案件中，例如你说的这个案子里，也起作用么？再说，这些程序的省略难道会改变事情的性质么，使已经被指证的事情变成未被指证的事情，使显而易见的事情变成模糊不清？在你刚刚举出的事例中，如果忽略了听取罪犯的陈述，如果只相信事实的权威性，没有经过这些惯常的审讯就将他处以车轮刑，难道罪行就会变得不那么确凿，犯人的罪行就没那么严重了么？人们就会因此对于正确地惩处了一个杀人犯而不那么自信了么？总而言之，为了证实一般犯罪而制定的所有这一切形式，难道对于一个魔鬼也是必不可少的么？这个魔鬼，他的一生不过是罪行织成的一块布，全世界的人都承认他是人类的耻辱。一个毫无人味的家伙，难道也配将他当作人来对待么？

卢梭：你真叫我不寒而栗！这么说话的难道是你吗？如果我相信确实如此，那我一定不回答你的问题而是逃走了！不，我太了解你了，你不是那样的人。让我们和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冷静地讨论讨论这些重要问题吧！人类的存续以及社会秩序的保持均取决于这些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你们总是谈论宽大和赦免。但是在审视这种赦免是什么之前，首先必须看看我们说的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赦免怎样能够发生。赦免权必须假定有惩处权，因此，必须假定犯人事先认罪。这是首要的一点。

你声称，在罪证明显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认罪就变成多余的了。而我，我认为正相反，在犯罪行为上，所说的显而易见只能来自罪犯的承认，人们只能在听取了他的陈述之后再根据证据的力度对他进行宣判。这样做的道理是：为了从偏见内部把真相挖掘出来摆在人们的眼前，这些偏见就必须相互冲撞，相互争斗，而且控告的理由必须在辩护的理由中找到一个同等的抗衡，以便使只有理性和公正来打破平衡，使天平倾斜。当一个人成了另一个人的告发人的时候，很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受到某种为外人所不知的偏见的驱使，而他要竭尽全力掩饰这种偏见。但是，不论使他下定决心的理由是什么，哪怕是纯粹美德的缘由，可以肯定的是，从他控告的那一时刻开始，他就被一个强烈的欲望驱使着，那就是要证明被告有罪，哪怕是为了不被人当成诽谤者。此外，由于他任意地采取一切措施，给自己全部时间安排好计谋，将自己的手段和证据搭配一致，为了避免意外，人们至少可以做的事，就是将这些摆在被告面前，接受他的审视和抗辩。只有这个被告有足够的利害怀着极大的注意力去审视这一切，也只有他能够给予一切必要的澄清，使之作出正确判断。证人不论有几个，他们的证言也只有在进行了对质之后才有分量，也是基于相似的理由。从这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之中，从这些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冲撞中，真相的阳光就应该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法官的眼前，这至少是表现他手中权力的最佳方式。但是，如果这些利害当中，只有一种大力地发挥作用，而缺乏另一方的抗衡，那天平的平衡怎么能保持呢？我愿意假定法官是沉着冷静、不偏不倚的，只受到热爱司法的情感驱使。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不为他人的利害去花大力气。法官怎么能保证他确实很好地权衡了此方与彼方的理由，通过自己一个人的努力看透了控告人的一切假象，从控告人臆测的、歪曲的、任意渲染的事实中正确地摘出完全属实的事实来，甚至猜测到控告人闭口不提的、改变他所陈述的事实效果的事实呢？对自己的透视能力和高尚品德很有把握，敢于将自己看作这样的一个法官的大无畏的人是谁呢？要怀着这样的信念去完成如此大无畏的责任，他必须感到自己是一位不会犯错误的神祇。

如果我在这里设想的不是一个完全忠于职守的、没有偏见的法官，而是受到一定要让被告有罪这种不可告人的欲望的驱使，只是寻求用一些说得过去的办法来证明他自己是有偏有向有道理的一个法官，那事情又会怎么样呢？

在与我们有关的这一特殊案件中，这第二种设想可能实用意义更大。咱们根本用不着去寻找别的，只说一条就够了：那就是一位著作人的知名度，他已获得的成功伤害了无法得到如此成功的人的自尊心。某人热烈赞同一个人的名气，而他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将这个人压下去，他要赶快叫这个人为他比自己更有名气而付出昂贵代价，只要他自己有一点办法可以做到这一步。一个人，只要一在某个方面表现杰出，那他就算倒了霉。除非他令人恐惧或属于某一派别，否则他就再也不应该指望别人对他采取公正态度。如果那些比他更赫赫有名的人自己能原谅他在他们希望完全由自己制造的动静中占那么一个小小的份额，那可就积了大恩大德了。

我不用再补充什么了。我在这里只希望向你的良知说话。对我刚才对你说的话，请你找寻一个你的良知能感到满意的答复，我绝不说什么。等你的这工夫，我把我的结论告诉你：一个被告，不论他怎么样，不想听取他的陈述就对他进行判决，这总是不公正的、轻率的。不论是谁，审判一个在全世界搞出了动静的人，不仅法官没有听取他的陈述，而且避开他对他进行审判，不论这位法官拿出什么动听的借口，即使他真的很公正而且品德高尚，即使他是地上的天使，也请他好好反省反省。即使他意识不到，在他内心的深处也隐藏着极度的不公正。

身居国外，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孤身一人，被所有的人抛弃，被绝大多数人背叛，让—雅克正处于人所可能处于的能被公正判决的最糟糕的境遇中。然而在判处他为卑鄙小人的不可上诉的审判中，谁为他作了辩护，代他说话了？谁怀着只有自己或最要好的朋友的利害才能叫人产生的干劲和关切，费力气审视诉状、原告、证据了？

法国人：你自己那么强烈希望做他的朋友，不是也被将我武装起来的证据弄得哑口无言了么？

卢梭：我有必要的材料能对这些所谓证据进行评价，并且透过那么多的阴谋分辨出人们得以赋予这些所谓证据的虚假色彩么？必须了解的那些详情，我知道么？对于只有被告自己才相当知晓的一些事实，对于他就这些事实会进行什么澄清，什么反驳，给予什么解决方法，我能猜得到么？可能他用一句话就可以揭开任何其他人眼中无法看透的纱幕，并且让任何世人都永远理不清的那些伎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束手投降，不是因为我被弄得哑口无言，而是因为我以为他自己也被弄得哑口无言了。我承认，对你的证据，我一个字也反驳不了。但是，如果是你在世上被孤立，无防卫能力，无人为你辩护，而且二十年来一直像让—雅克这样遭到你的敌手的蹂躏，人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背着你向我证明你背着他向我证明他做的一切的，我也一样一个字也反驳不了。对你来说，不准上诉、不愿意听取你的陈述，这不是也够受的么？

先生，在这里，自世界初次存在伊始，人们第一次那样公开地、在大庭广众面前违反社会法则中的第一条而且是最神圣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人类当中的清白就再也无法得到。不论人们对此说什么，但是说如此罪孽深重的违反，其动机可能是为了被告的利害，绝对是假的、错的。只有原告的利害，甚至是非常迫切的利害才能让他们下定决心，只有法官的强烈偏见才能叫他们跨越界限，公然违反了这一条法则。如果他们担心不公正，他们就永远不会容忍这种违反。事实并非如此，我说的不是开明的法官，而是通情达理的人，绝对没有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于胆战心惊、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向被告隐瞒罪状、证人和证据，不感到在任何可能情况下这一切都只能用原告的欺诈来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可是你还问，当罪行十分明显的时候，不听取被告陈述就对他作出判决会有什么弊病？作为答复，我倒要问问你，有那么多无罪的人确实受到审讯，听取了他们的陈述，也对质过，根据一切法律形式，作出了判决，根据所谓的显而易见的罪行被判了死刑，完全确信他们犯了罪，而事实上他们根本没犯罪。我倒要问问你，有那么多诸如此类的悲惨案例，什么人、哪位法官胆子还大到敢把一个根据所有的法律形式都算认罪的被告判处死刑呢？你问罪行显而易见时，不听取被告的陈述而将其判刑会有什么弊病，我的答复是：你的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在词语上是矛盾的。因为罪行的显而易见性基本是指被告承认，而任何其他的显而易见或权威都可能是虚假的、臆测的，可能造成一个无辜者的痛苦。还需要通过一些事例来确认这其中的道理么？可惜，这种事例我们不缺少。下面的例子便是新近的，从《莱顿时报》上引用来的，也确有引用价值。在英国一法庭上，一个被指控犯了一桩人所共知的罪行，且有众多而一致的目击者来证实。被告用了一个很奇怪的托词来为自己辩护。他提出而且证明了，就在人们看见他犯罪的同一天、同一时刻，他正在另一个城市里、另一个法庭上，忙于为自己辩护，被控告的罪名与此非常相似。这一事实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将法官们置于莫名其妙的尴尬境地。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件事，人们肯定想不到去做这些调查研究的），人们终于发现，栽赃到这个被告头上的罪行是另一个人犯下的。那个人没有他这么有名，但是，个头、脸型和五官都与他十分相像，对他们二人，人们总是张冠李戴。如果根据这个所谓的名声，不屑于听取他的陈述就急急忙忙将他杀了头，就绝不会发现这个事了。所以你看到了，这一惯例一旦被实施，生死就取决于穿这种颜色的衣服而不是另一种颜色的衣服了。

另一事例时间更近，这是1774年10月31日《法兰西时报》上摘下来的一篇文章。伦敦来信上写道：“一个倒霉蛋已经上了绞刑架，就要受最后一次刑了。这时一个看热闹的人穿过人群大喊住手，宣称自己才是罪犯，而那个倒霉蛋却因他犯下的那桩罪行被判了死刑。”这个人还补充说：“我的良心受到谴责（很显然此人不是个哲学家），不允许我在这样一个时刻以无辜者为代价来拯救自己性命。”文章继续写道：“经过对事件的重新调查，被判死刑的人被无罪释放。国王认为对真正的罪犯也应该赦免，以表彰他的侠肝义胆。”我想，我对案件重审和对案件一审的思考，你已经不需要听了。正是根据第一次审判，那无辜者被判了死刑。

你大概听说过另一次审判。那次，根据所谓的显而易见的罪行，十一位陪审员判被告有罪，而第十二位却宁愿冒着和自己的同事一起饿死的危险也不愿投上赞同的一票。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这是因为被告看上去很显然犯下的罪行，实际上是他自己犯下的。这些例子在英国更频繁，因为在英国审判程序是公开进行的。而在法国，一切都在最骇人的秘密中进行，弱者任凭强者报复而不会引起丑闻。而公众一直对审判程序毫无所知，或者审判程序受到篡改以便欺骗公众。这样，审判程序以及法官的错误或者不公正就成了永久的秘密，除非出了什么非同寻常的大事把这些扯出来。

诸如此类的事例，在我每天醒来的时候，都叫这些想法重回我的脑际。每日清晨，天还未亮，我听到圣厄斯达仕教堂敲响喜鹊弥撒的钟声。在我看来，这一弥撒似乎就是对所有法官和所有人的一种警示，提醒他们不要那么盲目相信自己的智慧，不要那么压迫和蔑视弱者，要更相信无辜者，更关切无辜者，更顾及自己同类的生命和荣誉。总之，有时要当心这样一点：对惩治犯罪过度热心会让他们自己犯下更可怕的罪行。即便我刚才提及的案件的特殊性使这些案件的每一个在那一类别里都绝无仅有，即便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愿意的话甚至加以否认，但是还有多少案件出人意料的程度不亚于此，可能的程度也不亚于此，在其类别里，也可以是同样特殊的呢？在一些案件中，人受到虚假表象的欺骗，可能将骗局当成显而易见，将谬误当成真理。哪里有十分有把握断所有这些案子的人呢？当事关一个人生死的时候，趋身上前，没有千方百计小心翼翼以防谎言的陷阱和错误的幻象就判他死刑的胆大包天的人又是谁呢？不许被告申明自己的罪行，剥夺他为自己辩护的神圣权利的野蛮法官又是什么人呢？如果罪行确实显而易见，这种权利绝对不会妨碍他认罪。而极为常见的是，这种权利甚至不足以阻止法官将欺骗看成显而易见，不足以阻止法官甚至在听取了被告的陈述之后，仍然叫无辜者鲜血流淌。说法庭为了无辜者的安全而过度小心谨慎，你敢相信么？相反，谁不知道，根本不在乎被告是否无辜，根本不去尽量找到他无辜的证据，反过来，人们只是忙于千方百计要找到他有罪的证据，要剥夺他为自己辩护的一切手段，而法律并没有正式赋予他这些手段。结果是，在某一个个案里，如果出现了法律没有预见到的重大情况，这个被告，虽然无辜，还是由他用生命来偿还法律的这种疏忽。你难道不知道吗，让法官最得意的事，便是有受害者可以折磨，他们宁愿错杀一百个无辜者，也不让一个罪犯漏掉；虽然他们确信一个人是无辜的，但是如果他们能用任何方式找到判处这个人死刑的证据，他们也会急急忙忙叫他死掉以为法律增光的。这一点你不知道吗？证明了一个被告有理，他们要为此而难过，就像为某一真正的损失难过一样。他们对叫人流血有一种贪婪的欲望，他们看见许诺给自己的猎物从自己手里跑了，十分遗憾。他们对于可以不惩处的事也毫不放过，为的是自己不要碰上这种倒霉事。格朗济埃、加拉、朗格拉德，还有成百上千的其他人都因出乎意料的情况而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又有多少倒霉蛋成了法官错判或残忍的牺牲品！他们的无辜被埋在法律程序的纸堆里永远不见天日，或者在被告死亡很久之后才偶然得见天日，而这时已经没有一个人关切他们的命运了！这一切都向我们指出或让我们感到法律的不足和法官对保护无辜被告的冷漠。这些无辜的被告在被审判之前已经受到牢房恶劣生活条件和镣铐的惩处，法官对他们又施以重刑逼供，让他们招认了并未犯下的罪行。而你，似乎认为常常流于表面的已制定的形式都是多余的，居然问如果罪行昭彰，不听取被告的陈述就判他车轮刑有什么不妥！去吧，先生！这个问题不需要我的任何解答，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时是严肃的，那么你内心的低语早已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回答。

任何时候都会有某种公认的恶棍，在人们将他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某个罪名归于他名下之前，就已经被公共舆论审判了；如果对这样一个恶棍尚从不能省去这一神圣和必要的形式，那么当我看到人们如此处心积虑、如此警觉地让这一形式脱离公审，脱离对这个人的审判，我能作何感想呢？而在公审中，这一形式是最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这个人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享受着公众的尊重和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善待，然后突然之间，他被指控为一个恶魔。即使人们自认为对别人可以略去这一如此神圣的步骤，可是，偏偏挑选那个必须优先听取他讲话的人，来拒绝听取他本人的陈述，难道这样做很自然、很讲道理、很公平么？我无法向你掩饰，所有我不说满怀欣喜而只说满怀信心这么干的人如此残忍、如此胆大妄为的防护措施很令我不快，而且令我吃惊。如果在1751年，某人预言对一个当时受到普遍敬重的人要采用如此轻率而蔑视的审判方式的话，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一点。如果公众冷静地看一下，人们给他们设计了怎样的一条路以便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带到莫名其妙的如此确信的地步，看到人们把他们不知不觉地带到这些阴暗而曲折的小径上，他们自己大概都会大吃一惊的。

你说，常理要求的小心谨慎和对一般人的公正对这样一个魔鬼是多余的，说他践踏了整个司法和整个人类之后，已经不配别人服从司法和人类定出的规则对他进行照顾，说他的罪行罄竹难书，所以要他一个个承认势必导致没完没了的争论，而所有罪行都那么显然就使这些争论成为多余的了。

怎么！因为你们为我打造了一个前所未闻的魔鬼，你们就想免提最紧要的证据了！而这个证据会证实所有其他的证据！可是，有谁曾经宣称，一个事实很荒谬，这荒谬就能给它当证据，指出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足以树立起事实的真相了？如果说，为了享有在当事人不知而又向他隐瞒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最后审判的权利，只要将罪状加多加重、将罪状拼命涂黑直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就行了，结果是罪状越不像是真的，人们就应该越相信，你们向诬蔑和欺骗开了一扇多么宽广而又容易的大门啊！我毫不怀疑，一个人能犯下一桩罪行，也能犯下一百桩罪行。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一个人被控告犯下了一百桩罪行，却可能一桩也未犯下。将罪状堆成山不等于叫人承认罪行，也不能代替叫人承认罪行。在你看来叫他承认是多余的这个理由，在我看来是又增加了一个理由，使叫人承认成为必不可少。为了挽救这么多证据叫人无所适从的局面，我只要求一项证据。但我希望这是货真价实的、驳不倒的，而且是合乎规格的，那就是第一桩罪行的证据，因为就是这第一桩罪行才叫人相信了所有其他的罪行的。这第一项罪名如果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不需要证据我会相信所有其他的罪名，但是在我心中，十万条其他的控告都永远代替不了这第一项罪名的司法证据。

法国人：你说得有道理。但是，请你更好地理解我的想法和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想法。他们重视的并不是让—雅克的罪行数不胜数，而是其可怕的性质。这一点虽然发现得晚，但最终还是发现了，而且现在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所有见过他、跟随过他并仔仔细细审视过他的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而且一致承认，正如他那品德高尚的保护人休谟先生恰如其分地说的那样，他是人类的耻辱和恶魔。当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人们没有这些事实也已经知道那些事的时候，对事实进行确实的、惯常的辩论就变成多余的了。即使让—雅克不曾犯下任何罪行，也不能说明他就干不出其中的哪一桩。人们并未因这桩或那桩罪行对他进行惩处，而是正如所有的人心中暗暗指望的那样，对他十分憎恶。依我看，这除了对还是对。人们的宽容使他们饶过了他，还让他活着，而人们的厌恶和憎恨是因为此人极为恶毒。

卢梭：经过我们前面的谈话，我没料到你会作出这种新的划分。如果脱离开事实，从他的性格来对他作出评判，那我首先必须明白，脱离开这些事实，人们怎么就这么突然、这么肯定地认出了这种性格。当我想到，这个魔鬼生活了四十年一直受到普遍的尊重和爱戴，而人们从未料到他生性顽劣，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罪行有丝毫的怀疑，我就不明白怎么突然之间后面这两件事就都能变成显而易见了！我更不明白没有这件事，那件事也能变成显而易见！就算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说这是突然之间被同一个人一起发现的，那么他本应该必然地首先要宣布事实，才能让如此全新的、与直到那时人们作出的判断截然相反的判断站得住脚，否则我又怎么能相信一些模模糊糊的、不肯定的、经常是虚假的表象呢？这些表象没有任何人们可以宣布的准确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他过了四十年被人当作正直的人而实际上他并非如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我更认为，十年来他错误地被当作恶棍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两种见解已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从前人们对他的评断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而现在人们对他的评断是只怀着偏见和成见。

法国人：正是因为以前看错而如今不再搞错了，人们看这件事才不像从前那样无所谓了。你提醒我，要对这两个那么不同、那么相互矛盾的人作出答复。从前你把他分成两个人。我现在的答复是：他的虚伪长期欺骗了别人，因为别人只相信表面现象而没有就近观察。但是自从人们开始更仔细地窥视他，开始更好地审视他以来，人们很快就发现了他原来说的大话、原来吹嘘的高尚道德全都消逝得无踪无影，他的可怕天性也从各方面暴露无遗。从前认识他，因为受了他的欺骗而尊重他、爱戴他的人，他们自己都为从前干的傻事而脸红，他们不明白如此拙劣的伪装从前居然能那么长时间地欺骗他们。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与从前显出来的样子不同，这是因为幻象消散了，其实他现在与过去一直是一个样。

卢梭：对这一点我倒毫不怀疑。但是说过去人们对他看错了，今天不再错了，这一点对你来说很清楚，对我却没那么清楚。一个人，人们事先对他已有了一个定见，或者是好，或者是坏。对这样一个人，要准确地看出他到底怎样，这比你似乎以为的要难。因为不论他干什么事，说什么话，人们都往已经对他形成的看法上去套。每个人看到的、赞同的，全是证实自己判断的东西，而对自己的判断相悖的一切，要么否认，要么用自己的方式去加以解释。对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目光，每一个手势，全都根据这个概念去诠释，与此最没有关联的，也能联系到这上头。同样的事，一千个别的人说了，做了，都没事。一旦这事是他说的，他做的，立刻产生了神秘的含义。人们希望猜透，希望自己有洞察力。这是自尊心的自然作用：人们只看到自己认为看到的事，而对自己真正看到的事，却视而不见。人们用已有的成见解释一切，而对自认为犯下的错误，人们说服自己说，这是缺乏注意力而不是洞察力不足才犯了错误，只用这个来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结果是如果两个人对第三个人看法相反，那么以后他们对那个人的观察中，这种相反的看法会一直存在下去。一个人说白，一个人说黑；在那个人最无关紧要的行为中，一个人找到的是美德，另一个人则找到了恶习。两个人中，每个人都极力要通过很微妙的诠释来证明是自己看得准确。同样一个物件，不同的时刻，用怀着不同情感的眼睛来观看，会给我们留下很不相同的印象。即使承认这错误来自我们的感官，人们也还会错误地得出结论说以前弄错了，而实际上可能是今天弄错了。如果要担心的只是先入为主的错误，上述这一切已经确“实”。如果再加上偏见起作用，那又会怎么样呢？如果随时警觉的慈悲为怀的诠释者，不断地逆着人们本来可以从自己的观察中得出的积极看法而将一切加以歪曲、把一切说得一团漆黑、将一切毒化，那又会怎么样呢？仇恨蒙住人的双眼会达到何种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谁能在自己厌恶的对象身上看出美德来呢？谁又能从来自一个卑鄙小人的一切中看不出恶来呢？人们总是极力要证明自己的情感有道理，这又是非常自然的一种心态。人总是极力觉得自己憎恨的东西是可憎可恶的。如果说有偏见的人看到的是他以为的，那么更可以说受激情驱使的人看到的就是他十分希望得到的。在这里，区别就在于：人们从前看让—雅克是不带有任何利害关系的，那时候人们对他的评断不偏不倚；而如今，成见和仇恨只允许人们在他身上看到希望在他身上找到的东西。在你看来，过去的判断和新近的判断，对这二者，理性上的先入为主应该对哪一个具有更大的权威？

正如我认为已经向你证明了的那样，如果审判让—雅克所采用的方法决定了不可能确知真相、更不可能使罪行显现，如果人们故意回避了对他进行公正的、驳不倒的、开明的判决的真正方法，其后果便是：那么权威、那么骄傲地宣布的对他的判决不仅仅是傲慢无礼、胆大妄为的，而且有最黑暗的不公正的嫌疑。从这里我得出结论说，他们根本没有像他们做的那样对他进行秘密审判的权利。他们也没有赦免他的权利，因为赦免一个犯人只不过是免除正在服的、司法上判决的徒刑。因此，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所吹嘘的对他的宽大也就是骗人的、虚假的，似乎他们对他果真做了一件大善事。当他们把他们所说的免除了他本应受的苦算成一件善举的时候，他们就在撒谎，就在强加于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叫他承认任何该受惩处的行为，而一个不应受到任何惩罚的无辜者不需要被赦免，这样的词语对他只是一种侮辱。所以他们是双重的不公正，一是他们将根本没施予他的一种宽宏大度自封为功劳，二是他们无非是在不受惩处地诋毁了他的声誉之后又装作饶了他。

为了感受这一点，让我们来谈谈你那么强调的这一赦免，让我们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把得到赦免的人拖到从侮辱到侮辱、从不幸到不幸中去而不留给他任何免受其苦的办法。对于人心来说，你见过像诸如此类的赦免这样残酷的刑罚么？我借助一下你自己勾画出来的图景。怎么，难道这是出于好心、出于怜悯、出于仁慈才叫这个倒霉蛋成了公众的掌中玩物、地痞流氓的笑柄、全世界的痛恨对象，剥夺了他的一切人际交流，随意将他扼死在泥沼中，将他活埋以寻开心么？如果人家要给你我二人上最残酷的刑，我们是否愿意以这样的赦免为代价以免受酷刑呢？我们是否愿意以这样过活为条件而求得活命呢？不会，肯定不会，与这个相比，任何的折磨、任何的刑罚恐怕我们都宁愿忍受。在我们眼中，与其在诸如这般的苦痛中来延长我们的痛苦，恐怕以最痛苦的方式来结束我们的痛苦都会显得十分甜蜜和令人向往了。嗨，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如果不把耻辱算作酷刑的话，那他们到底对荣誉的概念是什么呢？不，不！不论他们对此怎么说，叫一个人生不如死绝不等于叫他活着！

法国人：可是你看见了，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他并不这么想，因为在这一切羞辱中，他仍然活着而且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健壮。不能用如果一个正直的人处于他那种境地会是怎么样去判断一个卑鄙之徒的情感。侮辱只在与一个人心中怀有的荣誉感成正比时才是令人痛苦的。卑鄙的灵魂对耻辱麻木不仁，天生就是如此。一个自感就该受到轻蔑的人，轻蔑是不大会触动他的：他自己的心早已让他对此司空见惯了。

卢梭：在侮辱之中保持这种斯多葛主义的平静，对此的诠释取决于对那个忍受这些侮辱的人已经产生了什么看法。所以，根据这种冷静的态度来评判一个人是不合适的。相反，应该通过人去评价这种冷静的态度。在我看来，我丝毫看不出来，你安到这个人头上的什么看不透的伪装啊，极度的虚伪啊，怎么能够与你在这里将其说成是他的天性的这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卑鄙下流完全搭配到一起。先生，一个那么杰出、自豪、骄傲的人，充满了才华和热情，他怎么能如你所说忍了四十年，保持了四十年的沉默，然后才一鸣惊人，以其强劲的笔触震惊了欧洲！一个把别人的看法看得高于一切，以至于为虚伪的德性粉饰而牺牲了一切的人，一个怀着雄心勃勃的自信希望扬名全世界、以其才华及其美德光照同时代人、打破一切成见、傲视一切权贵、以其大无畏而被人赞赏的人，他现在竟然对如此大量的侮辱麻木不仁，将耻辱看成美酒狂饮不休，舒舒服服地在泥淖中休息，就像在天然环境中休息一样。我求求你，让你的想法更连贯一些吧！或者请你给我解释一下，在一颗可以如此热血沸腾的心灵中，这样的麻木怎么可能存在？侮辱会触动所有的人，但是对于该受侮辱的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没有避难所可以躲避的人触动更要大得多。为了尽量少受到触动，必须感觉这侮辱是不公正的，而且将荣誉和无辜当成城墙，围住自己的心，让侮辱触不到它。于是，人们可以用别人弄错了或别人不公正来安慰自己。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别人错了，在施加侮辱的人的意图中，这侮辱并不是针对受到侮辱的人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别人是不公正的，那么，施加侮辱的人并不认为他是卑鄙之徒，并不认为他就该受到侮辱。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自己是卑鄙无耻、恶毒的，他们才仇恨那些不卑鄙无耻、不恶毒的人。

但是，一个健康的心灵用力去忍受对他不公正的对待，从让他遭受这样对待的人那方面来说，并不能使这种对待变得更文明。他们未能夺走他力量的源泉，他们也未曾料到他有力量的源泉。如果以为这些人能做到，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如果这些人处于他的地位，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找不到这种力量的源泉的。你在我耳边反复鼓吹仁慈、赦免之类的辞句，那是无济于事的。在那你给他起名叫暗机的计谋里，我看到的只是精心制造的残酷行为，用来折磨一个生不如死的倒霉鬼，用来赋予最最恶毒的行为以宽宏大度的假象，给受诬蔑的人再扣上知恩不报的帽子。因为人家处心积虑折磨他，把他毫无自卫能力地交给怯懦的杀手，这些人藏在他看不见的隐身之处不冒任何风险地向他投以匕首，而他对这些没有怀着满心的感激。

这就是你那些大人先生们那么大肆吹嘘的所谓赦免的具体内容。这种赦免甚至对一个真正有罪之人都不是一种赦免，除非他同时还是人类中最卑鄙无耻的小人。那个大无畏的人，顶着那么多的抵制和可怕的威胁，自豪地来到巴黎，以他的存在向极不公平的法庭提出挑战。这法庭清清楚楚了解他的无辜却向他发出了通缉令。让他们赦免他呀！对背信弃义的人，这个高傲的人极少掩饰他的蔑视。这些人缠着他，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实际上将他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叫他们赦免他呀！先生，这正是我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事。如果他真的是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也还要知道他自己是否同意以这种无耻的代价保住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因为，一次赦免也好，任何其他的赠物也好，只在至少事先设定收受人同意时才算合法。我倒要请问你，是否让—雅克的言行让人可以事先设定他是同意的。所以任何强加的赠予都不是赠予，而是敲诈。强迫一个人违心地向我们感恩，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狡诈的暴行了！把强制对待冠以赦免的美名，这是无耻滥用“赦免”这个词，这比惩罚还要残酷。我在这里是假设被告有罪。如果正如我可以而且应该做的那样，假设被告是无辜的，只要他们处心积虑叫他认罪，这一赦免又会是什么？可是你说他是有罪的，人们对此确信不疑，因为他居心不良。你看，你是怎样叫我左右摇摆的！上面你对我陈述了他的罪行，用以证明他居心不良。现在你又对我说他居心不良，用以证明他的罪行。通过事实人们发现了他的性格，你又对我引证他的性格用来回避对事实的正常讨论，你对我说，这样一个魔鬼是不配叫人们遵照让一般的罪犯认罪所规定的程序的：人们不需要听取如此让人厌恶的恶棍的陈述，他的恶行已经为他说话了！你给我描绘的这个恶魔，如果存在的话，说他不配享受既为无辜者的确认又为罪犯的认罪所制定的任何防范措施，我会同意。但是为了证明他确实存在，为了充分确定你所说的他的恶行确实是他的恶行，就需要而且更需要这些防范措施。本来就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恰恰忘记了这一点。因为归根结底，要忍受同样对待，对一个罪犯而言，他会觉得这很轻微，这很和缓；而对一个无辜者来说，他会觉得这很可怕。援引这种对待的轻微与和缓来回避忍受这种对待的人是否认罪，这是既生硬又不讲道理的诡辩。加之，你一定会同意，这个魔鬼，正如他们很开心地给我们塑造的那样，是一个怪模怪样的、全新的、非常矛盾的人物，是一个发高烧说胡话编造出来的、想象出来的、由性质不同的部分乱七八糟拼凑起来的一个人。这些性质不同的部分，无论从其数量，还是从其不合比例，还是从其互不相容来说，都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这种组合的荒谬和怪诞，只这一点就可以成为一个理由用来否认该人的存在。对你来说，也是一个理由，可以不屑于证实就承认该人的存在。这个人罪孽太深重了，不配别人听取他的陈述。这个人太超出自然之外了，人们不会怀疑他的存在。你对这种思维方式作何想法？然而这正是你的思考方式，至少是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的思考方式。

你向我保证说，这是出于他们的大善心，这是出于他们的极度仁慈，他们才免去了他看到自己被揭露的耻辱。但是诸如此类的宽宏大量与吹牛的人胆大包天十分相像，只在远离危险的地方才表现出来。我似乎觉得，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虽然我很可怜那个人，但我还是宁愿在众人面前公正而严厉地行事而不是出于怜悯进行欺诈和骗人。所以我会一直向你反复重申：让那个倒霉的家伙不仅背负着沉重的仇恨，而且背负着受人讥笑的耻辱，这种仁慈只会用来剥夺无辜的人的正当权利或让有罪的人逃脱受此酷刑。这种仁慈实在是太奇怪了，它不可能是仁慈。我还要补充一句，那就是：你向我吹嘘的对他的命运作出裁决的人的那些美德，感谢上帝，不仅仅我自感无法具备，我甚至都无法设想。人们怎么能热爱一个叫人厌恶之极的魔鬼呢？对于一个如此作恶多端、如此残忍、如此嗜血的人，人们怎么能满心怀着如此温情脉脉的怜悯？对一个人类的祸害，人们怎么能对他那么关心备至、钟爱有加，损害其疯狂行为的受害者，去关照他，而且怕他伤心难过，几乎要帮助他把世界变成一座庞大的坟墓？……先生，他怎么会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个小偷，一个投毒犯，一个杀人犯！……我不知道在魔鬼群中，对这样一个人是否会存在仁慈这种情感。但是在人群之中，这种情感在我看来似乎具有该受惩罚的罪恶的味道，而绝不是什么美德。不，只有他的同类才会喜欢他。

法国人：不管你会说什么，如果在这一宽大为怀的行为中，人们自认为这是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习性使然，饶了他总还是一种美德吧！

卢梭：你在这里又改变了问题的性质，你前面说的不是这个。算了吧！

法国人：让我们设想一下，第一个发现这个恶棍的罪行及其可怕性格的人，自认为有义务不仅仅要在公众面前揭露他，而且要向政府揭发他，别人也没什么可说的。然而，对老关系的尊重使他不愿意充当此人毁灭的工具。这样假定以后，难道他不应该像他所做的那样行事正直，给揭发加一个赦免恶棍的条件，而且在揭露他时又那么照顾他，以至于在赋予他一个小人的名声的同时，还给他保留了一个正人君子的自由吗？

卢梭：你的假设包含着一些相互矛盾的东西，对此我有很多话要说。即使如此假设，如果是我，我肯定行事方法完全不同。你也一样，任何一个注重荣誉的人也一样，对此我确信不疑。首先，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永远不会希望揭发他而自己不露面，也不希望使他狼狈不堪，特别是考虑到你所假定的从前的老关系。这种老关系就更深一层地迫使控告人必须事先告知罪犯，自己的义务使自己对他不得不这么做。再退一步，我更加不会希望采取一些不同寻常的措施以防止我的姓名、我的控告、我的证据传到他的耳朵里。因为不论诉讼情况怎样，一个隐藏起来的揭发人总是扮演着一个可恶、卑下、怯懦的角色，很有欺骗的嫌疑；因为没有任何理由足以让一个正直的人干出不公正的有损名誉的行为。你一旦假设有义务揭发坏人，你就也假定了有叫坏人承认罪行的义务。因为这两个义务中，第一个必然带来第二个。而且，要么自己露面而且叫被告人狼狈不堪，要么躲起来和所有的人一样闭口不言，二者必选其一，根本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被告承认与否，不仅仅对人们自认为不得不申明的事实真相是必不可少的考验，而且是揭发人对被告本人的一项义务，任何东西都不能免除他这一义务，尤其是在你提出的这个案情里。因为美德是丝毫没有矛盾的，美德永远不允许通过模仿一个骗子来惩罚他。

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你的想法与让—雅克不一样：

对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必须用对他背信弃义的办法来惩罚他。

这是他的信条之一。你对此有何回答？

卢梭：你心里怎么回答，我就怎么回答。一个对任何事都没有顾忌的人对背信弃义也没有顾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正直的人通过仿效他的榜样自认为也可以毫无顾忌，那就太叫人惊异了。

法国人：仿效他的榜样？不能笼而统之，但是对他，如果人们照他自己的箴言来办以阻止他滥用这些箴言，对他又有什么坏处呢？

卢梭：对他照他自己的箴言来办！你真想得出来呀！这是什么原则！什么道德！如果对别人可以而且应该照这些人自己的箴言办事，那就必须对说谎者说谎，对无赖进行敲诈，对投毒犯下毒，将杀人犯谋杀，对恶棍小人也任意当恶棍小人了！如果只有和正直的人在一起，人们才不得不当正人君子，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义务就不会让任何人为美德花费什么大的代价了。你为我描绘的那个坏蛋，他就有资格给别人上课，教别人怎样欺诈和背信了。但我很为你那些大人先生们感到惋惜，在他上过的、更值得听的那么多优秀课程里，他们只利用了这一课！再说，我不记得在让—雅克的著作中找到过任何诸如此类的话。在什么地方他提出了这个与所有其他箴言都完全相反的新箴言呢？

法国人：在一部喜剧的一行诗里。

卢梭：他什么时候叫人上演的这部喜剧呢？

法国人：从未上演。

卢梭：他在什么地方出版的这部喜剧呢？

法国人：没在任何地方。

卢梭：我的天哪！那我可就一点也听不懂你的话了！

法国人：这是他从前在某一快乐光景里住在乡下时几乎即兴匆匆写就的一出滑稽剧，他甚至不屑于修改。我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偷了他很多其他东西，一样也偷走了这部滑稽剧，然后按照他们的方式加以改造以启发公众。

卢梭：但是，在这个剧本里，这个诗句是怎样使用的呢？是从他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吗？

法国人：不是。是一个少女，自以为被她的情郎所背叛，在非常气恼的时刻说的，以鼓励自己去截留、打开、保留这个情郎写给她的情敌的一封信。

卢梭：什么？先生！一个坠入情网又受了刺激的少女，在从前匆匆写就的一部滑稽戏的爱情情节里？这部戏既未经过修改，也未经印刷，也未演出过。她在盛怒之下，凭空说出的一句话，只不过想给她的某一行为找个支撑点，这一行为从她那方面来说，甚至不算什么背信。你们很高兴地把这句话变成了让—雅克的箴言，然后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据此编织出关于背信弃义的一大片谎言将他包围，其唯一权威性的依据就是这句话？你想让我对此严肃地作出回答么？可你自己对我说这话是严肃的么？不，你说这话时的那种神情就足以免除我作答的任务了。不论对他是否有义务不背信弃义，每一个看重名誉的人难道自己不负有义务，对任何人不要背信弃义么？我们对他人的义务虽然可能会随着时代、对象和场合发生变化，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义务是丝毫没有变化的。我无法想象，一个人不自认为必须对所有的人都做个正直的人，会对不论什么人都是个正直的人。

不过，对这一点我们不用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再往下说吧！我们来说说揭发人是懦夫、是背信之人却不是骗子，说说法官是说谎者、心口不一却不是不公正吧！这种既阴险又恶毒的做法如果都成了正确的、被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你们提出的最后结果又有什么用处呢？为了赦免一个罪犯，不听取他的陈述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为什么搞了这么多的诡计和假象，唯独只向他一个人隐瞒他的罪行？而如果他真的犯下了这些罪行，他应该比任何人对此都知道得更清楚。为什么那么心怀恐惧地躲避、摒弃最可靠、最公正、最讲道理、最自然的方式呢？这种方式能查明他的罪证，除了叫他受自己把自己弄得很难堪的伪君子的罪以外，不会受其他的罪。这是来自事物本身的惩罚。这个惩罚与人们想对他进行的赦免最符合，与人们为将来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最符合。只有这种惩罚能防止两大丑闻，一是公开罪行，二是又不惩治这些罪行。然而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却把避免丑闻的考虑提出来作为他们一系列欺诈做法的理由。但是，如果丑闻主要在于公之于众，那么，向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罪行的罪犯隐瞒他的罪行，又在毫不知情的其他人当中大肆扩散这罪行，我就丝毫不明白这样做能避免什么丑闻了。对此种公布作出神秘状和保留状，只会加快其传播。无疑，公众对于人们向他们倾心泄露的秘密是忠诚保守的，这些秘密从未从他们当中再传到外面。但是很可笑的是，他们将这个秘密俯耳告诉每个人，却只向一个人非常小心翼翼地加以隐瞒。他们希望用这种做法避免丑闻，而且把这种开玩笑的神秘当成是施恩和宽宏大量之举。实际上那一个人如果有罪，他必定比任何人都先知道这个秘密。在我看来，与其对罪犯如此温情脉脉仁慈有加，我宁愿选择叫他难堪而不是对他进行诽谤，也不会选择对他进行诽谤而不叫他难堪。既然你们采取了相反的做法，肯定有其他原因，你没有说出来，这种仁慈也不包含这些原因在内。

让我们假定一下：与其在他脚下挖所有这些弯弯曲曲的地道，费那么大的劲在他四周修造漆黑一片的三重大墙，让公众和整个欧洲成为丑闻的同谋和见证，还装作要避免丑闻，让他安安静静地继续作恶、满足于看到自己的罪恶、一一悉数这些罪恶而不去阻止任何罪恶，倒还不如采用下面的做法：不搞这些阴谋诡计，而是公开、直接地找到他本人，找到他一个人，当面把手里拿着所有证据的他的原告介绍给他，对他说：“你这个装成正人君子、实际上只不过是个混蛋的小人，现在你真面目已经暴露，人们认清你了。你的犯罪事实都在这里，证据也在这里，你有什么要说的？”你一定会说，他会否认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对于已经明示的东西，否认又有什么用？他可能就承认了，而且狼狈不堪了。这时人们就可以指出揭发他的人补充道：“请你感谢这位热心人，他的良心迫使他揭发你，他的善心又促使他保护你。由于他的说情，我们同意让你活下去，并且让你自由。只有在你的行为使得必须揭露你才能防止你继续作恶时，才会在公众眼中揭露你。你要想着，明察秋毫的目光在不停地盯着你，惩治之剑就悬在你的头上，你再犯一宗罪，你就无法逃过它。”在你看来，对他来说，还有什么更简单、更可靠、更直接的做法能把公正、谨慎和慈悲结合在一起么？在我看来，这么做，人们可以用谨慎查明他的情况，比大搞阴谋要好多了。何况大搞阴谋并不能阻止他我行我素。如果那样做，也就根本不需要那么野蛮地（或者按照你的说法，那么宽容厚道地）把他拖进泥潭了。也就根本不需要用恶毒和谎言的可耻行径来包装公正和美德了。他的告密者和他的审判官也就根本不用被迫在他面前不断钻到自己的洞窟里，好像罪人躲避他们的受害者的目光、害怕白日的阳光一般了；总之，除了犯罪而又不受惩治的双重丑闻，人们又可以防止第三个丑闻，那就是一个既有害而又没有道理的准则，即只要有才气又写出了好书，就可以干各种坏事而不受惩罚。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通过他的事例似乎想确立这么一个准则。

如果绝对希望照顾这样一个恶棍，唯一切实可行、要打定的主意就该是这个。但是，对我来说，我要向你申明，这种不顾危险让他自由的所谓宽大，我是极不赞成也不理解的。我不像别人向我们介绍的那样，说他是可怕的魔鬼，我恰如其分地说他是个作恶的人。在这类的赦免中，我既找不到理智，也找不到人道，也找不到安全，对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闹出那么大动静大肆吹嘘的所谓温情与仁慈，我从中找到的更少得多。将一个人变成公众和市井小民的玩物，叫人相继将他从所有最偏僻、最孤寂的避难所赶走（他是自己主动将自己关在那些地方的，而且从那里他肯定够不着干任何坏事），让下等民众向他投掷石块，出于讥笑嘲讽把他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让他总是背负着新的耻辱，甚至剥夺他与人交际的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夺走他的生活来源以便对他进行施舍，让他在整个地球上离乡背井，将一切对他来说最重要、需要知道的事全都变成无法刺透的奥秘，让他在人们眼中变得那样另类、可憎、可恶，以致每个人在需要的时候应该在同类中得到的消息、救助和建议，他不但得不到，而且到处只得到陷阱、谎言、背叛、侮辱，一言以蔽之，将无人支持、无人保护、无法自卫的他交给其敌手巧妙的敌意，这样对待他，要比人们查证了他的罪行将他关起来要残酷多了。在监禁中，所有的人都很安全，说不定也能使他找到自己的安全，至少能找到安宁。你告诉我说，他很希望，他自己要求过这样的监禁。而人们不但不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又把这个要求变成了他的一项新罪行、一个新的可笑之处。我认为，我既明白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是什么，也同时明白拒绝的理由是什么。他在最孤寂的退隐之乡都无法找到避难所，从山中从湖上被相继赶出来，不得不从一处到另一处躲避，不得不不断地流浪，在危险与侮辱之中艰难度日，花费又奇大，被迫在初冬时节跑遍欧洲以寻找一个避难所，却再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事先就确信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安宁，在如此多的风暴的打击下身心疲惫。他希望在一个平静的监禁场所了此残生，是很自然的，而不是在晚年遭受追击，被驱逐，到处颠沛流离，连一块放脑袋的石块都没有，连一个能喘口气的避难所也没有，直到有一天，由于到处奔跑，到处花钱，人们将他逼得穷困而死。或者总是到处流浪，靠迫害他的人给的令人痛苦的施舍活命。这些人很热心要走到这一步，为的是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叫他饱尝屈辱。为什么他们不同意采用监禁这个办法呢？这个办法这么有把握、这么简单易行，他自己也提议用这个办法而且作为一种恩惠来请求。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样满怀温情地对待他，也不愿意让他找到如此希冀的安宁么？难道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给他任何的喘息机会，也不愿意将他置于一种新的境地么？在那种境地里，他们可能不能每天把什么新的罪行和新书安在他的头上了。也可能通过温情和耐心，他会叫负责看守他的人丢掉他们想安在他头上的那些错误概念。最后一点，难道这不是在他们视如珍宝、一贯执行、大家联合起来相互配合想把他打发到英国去的计划里，又掺进了别的谋划，而他在那个国家小住以及小住在那里产生的效果似乎充分地构成了这一谋划的目标么？如果有谁能给这种拒绝提出别的动机，请他对我说出来，我承诺一定会指出那些东西是虚假、错误的。

先生，你告知我的一切，你向我证明的一切，在我眼中都充满了无法想象、相互矛盾、荒谬的东西。这些东西要让人接受，除了足以进行最完全的显示所需要的证据以外，还要求其他类别的证据。正是这些荒谬的事情，你们无法使之经受最必要的考验，而这一考验将证实其他所有的考验。你给我任意编造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人，一个非天造非地设、任何真实性之外、任何可能性之外的魔鬼，由互不调和、互不相容、相互排斥的部分组成的魔鬼。你们赋予他全部罪行的起因是最疯狂、最无法容忍、最过分的自傲。那他一定是从出生到暮年都把这种自傲伪装得极好，以至于在那么漫长的年代里，都没有露出任何痕迹！而且直至今日，自从他倒霉以来，他又克制、压抑得那么好，以至于人们也没有看到一点点征候。虽然有这种桀骜不驯的高傲，你们让我看到了这同一个人还是一个小小的谎言家，一个小恶棍，一个经常光顾下等酒馆和龌龊场所的小混混，一个卑鄙无耻满脸麻子的淫荡之徒，一辈子就是去地下酒馆向经常光顾那里的粗人讨得几个铜板。你声称这个人物和那个四十年当中一直生活在所有人的尊敬和爱戴之中的人是同一个人。他也是一位作者，在本世纪中，只有他的著作让读者心服口服。读这些著作的时候，人们感到，是对美德的热爱和对真理的热情造就了无法模仿的雄辩。你说这些叫我内心感动的书是一个恶棍的表演，他那么满怀热情与激情道出的东西，他自己一点都感受不到，他在正直的外表下隐藏着毒汁，他想用这毒汁来毒化他的读者。你甚至迫使我相信，这些既自豪又感人又谦和的作品是在酒瓶和酒缸之间，在作者度日度夜的妓女家写出来的。最后你又在我面前把这种暴躁、魔鬼般的狂傲变成了一颗麻木不仁而又卑鄙下流的心，这颗心饱食公众的仁慈任意浇灌的侮辱而不觉痛苦。

你为我描绘了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他们任意处置他的名声、他的人格和他整个的命运，就像他们处置美德模范、慷慨大度的奇人，对他充满温情，像做善事的天使一般。你同时还告诉我，他们全部温情脉脉的照顾，其目标就是要将他变成全世界的厌恶之物，变成最受贬斥的人，将他从耻辱拖到耻辱，从不幸拖到不幸，让他不慌不忙地在最最不幸的生活的灾难中去感受一颗骄傲的心灵看到自己成了人类的玩物和败类时所能感受的撕心裂肺的痛苦。你告诉我，出于怜悯，出于宽恕，所有这些品德高尚的人有意剥夺他得知这一切侮辱的原因的任何手段。为了照顾他，这些人自贬为阿谀奉承的人和背信弃义者的角色，对他寻求的每一点澄清都巧妙地加以回避，在他的四周布满地道和陷阱，这陷阱布置得那么好，以致他每走一步都必然要掉进去。总而言之，那么巧妙地欺骗他，以致他虽然受到所有人的侮辱，却永远无法知道原因何在，永远无法得知一个字的真相，永远无法击退任何侮辱，永远无法得到任何解释，永远无法找到、抓住任何挑衅者。每时每刻他都被残忍地咬伤，他感到四周的人里面既有毒蛇在钻来钻去，又有蛇的毒液四处喷溅。

你们建立了一整套体系，关于义务，关于美德，关于一些准则，人们对他是遵循这个体系的。可我对这些义务毫无概念；这些美德让我厌恶；这些准则颠覆了我思想中关于公正和道德的一切准则。请你想象一下，有些人，他们首先每人戴上一个假面具，系得牢牢的，他们自己武装到牙齿，然后突袭他们的敌人，从身后抓住他，剥光他的衣服，将他的身体、双手、双臂、双足、头部一一加以捆绑，让他动弹不得，在他嘴里塞上东西，挖掉他的眼睛，将他打倒在地。他们终其自己高尚的一生来慢慢地将他杀死，因为怕他受伤而死，这样的话受的罪就结束得太早了。这就是你希望我赞赏的人。先生，请你回想一下你的公正、你的正直，请你的良心感受一下，我对他们能有什么赞赏之情！我承认，你尽量用你遵循的方法向我证明了，被这样打倒的那个人是个可恶之极的魔鬼。但是，当事情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难以置信的时候，我要申明，对他实施这样的一个计划，其策划者及领导者在我眼中，要比他本人更可恶。

当然，你的证据很有力。但是，在我看来，说这种有力已达到罪证昭彰的地步，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轻罪，还是重罪，罪行显然与否根本上取决于一项检验。而在这里，人们精心地回避了这一检验，太精心了，所以这种略去肯定有什么重要的动机是人们要向我们隐瞒的。要了解这个动机却很重要。不过我承认，而且我不能再反复说了，这些证据很令我惊异。如果我没有找到在我看来会使这些证据失效的其他毛病的话，说不定这些证据也能动摇我的看法。

第一个毛病就在这些证据的有力和这些证据来自多方面上。这一切从司法部门规定的司法程序来说，在我看来似乎非常好。但是，就个人而言，更糟糕的是，就朋友而言，他们费这么大的劲，花这么多的钱，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收集这么多的信息和证据，赋予信息、证据这么大的力量而没有受到任何义务的驱使，那他们肯定是受到某种非常强烈的偏见或成见的驱使。他们越是要顽固地隐瞒这种情感，就越使我怀疑这种情感会产生什么结果。

我在这些驳不倒的证据里找到的另一个毛病，就是它们证明的事过多，它们证明了一些从自然规律上来说不可能存在的事。这就相当于向我证明圣迹，可你知道，我是不相信圣迹的。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有众多的荒谬之处，虽然这些荒谬的东西也有证据，但是照我的思想，是无法接受的。人们对这些地方的解释，据你向我保证，所有的人都觉得很清楚，但在我眼中，依然是荒谬的，而且更加可笑。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似乎已经叫让—雅克背上了罪名，就像你们那些神学家让他们的学说背上了教义条文一样。虽然说服的好处是能加以肯定，但是他们受到了轻易地让人相信一切的诱惑。偏见使他们变得盲目，他们在事实上加上事实，罪名上加上罪名，毫不谨慎，毫无分寸。待他们最后终于发现这一切的不相容之后，想要弥补已为时过晚。他们为了要证明一切而花费的巨大心思同样又迫使他们把一切都接受下来，否则就要完全摒弃。所以必须寻求千万个灵活的东西以便尽量将那么多的矛盾之处说圆了，整个这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在让—雅克的名下产生了一个最虚幻、最荒诞的人，只有发高烧说胡话才能想象出来。

这些驳不倒的证据的第三个毛病，是在那么神秘、那么小心谨慎地来提出的方式上。为什么要来这一套呢？真相不会这样拣暗处，也不会这么羞羞答答地向前走。这是一句法学箴言，从一个人不走直路，偏要走斜路、走暗道，就可推定此人有鬼。还有一句格言说，一个拒绝正常审判而且隐瞒其证据的人，就可以被推定干的不是好事。这两句箴言对于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的那一套真是太适宜了，以至于人们简直要相信这就是特意针对那个人说的。这个人姓甚名谁我就不说了。如果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人们证明的事情从未按照规定得到证明，那么那样小心翼翼地避开被告所证明的事情对原告要比对被告更不利。仅仅通过这一点，被包上了一切秘密证据的控告就应该被推定为欺骗。

最后，整个这一套东西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论建立在谎言之上还是真理之上，这一套肯定能够成功，不以这种方式，则以另一种方式。请你设想一下，不是这个让—雅克，而是另一个人，真正的正人君子，他被孤立，被欺骗，受到背叛，孤单一人，被强大、狡猾、戴着面具、残酷无情的敌手包围，这些人在他周围任意罗织阴谋诡计却不会在任何一个人那里遇到障碍，那么你定会看到，落到一个邪恶有罪之人身上的事情也将丝毫无损地落在清白有德的人身上。不论是从证据的内容，还是从其形式，正因为这证明得过多，所以这一切什么都证明不了。

先生，当几何学家从证明到证明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的时候，虽然这个荒谬的结论已得到证明，但是他们不会接受，而是要返回原地。他们确信在他们的原理或思考之中，有什么他们没有发觉的不合逻辑的推论溜了进来。找不到这个，他们不会停下来。如果他们发现不了这个，他们会把他们所谓的证明留在那里，而走另一条路去找到他们寻找的真理。他们确信真理是绝对不接受谬误的。

法国人：为了避免所谓的谬误，你掉进了另一个谬误，这个谬误不说它更大的话，至少更使人反感，难道你一点没发觉么？你为一个人辩解，谴责这个人令你不快，但是你不顾整个民族。我怎么说呢，是整个一代人。你把这一代人当成了一代骗子。因为归根到底，一切都很和谐，整个公众，所有的人，毫无例外，全都同意那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在你看来却是那样应受指责。万事俱备，就要实行这个计划了，没有一个人不赞成，没有一个人走漏一点风声而使计划失败，没有一个人给被告一点点暗示、一点点消息能让被告准备好自我辩护，对于人们随心所欲要压垮他的重负，他没能从任何人的嘴里问出一句能弄明白的话。一切都迫不及待地加强人们将他包围的迷雾，人们不知道每个人还能更起劲地干什么，是在他背后对他诋毁、诬蔑，还是当着他的面对他进行挖苦嘲弄。所以从你的论据里必须得到的结论就是，在眼前的整整一代人中，没有一个正直的人，没有一个真理之友。这个结论，你同意吗？

卢梭：但愿并非如此！即使我想同意，也不会针对你。你一向刚直不阿，又发自内心的公正，我是了解的。但是，成见与偏见对最善良的心会起什么作用，错觉有时是多么难免，我也了解。你的异议在我看来是有理有据的。其实在你这么提出来之前，这个想法早已在我头脑中出现过。在我看来要驳倒它比让它站住脚更容易，至少大概它既叫你也叫我为难。因为，归根结底，公众不全是由恶人和骗子组成，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对一个人背信弃义，但公众也更不是毫无例外地由做好事，宽厚仁慈，全无妒忌、贪婪、仇恨和鬼心眼的人组成。这几种毛病难道在大地上已经那么彻底灭绝以至于在任何人的心里都没有剩下小小的种芽了么？然而如果说人们针对让—雅克那么忠实地执行那一整套的密谋和背后捣鬼只不过是做好事和发慈悲的话，那还真得这样相信。咱们且把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放在一边吧！他们全都是心灵高尚的人，你对于他们对让—雅克的温情脉脉的慈悲为怀又十分赞赏。你亲口对我说过，这个让—雅克在各个国度都有大量的劲敌，这些人肯定不会让他日子过得舒服而温馨。在这一大群人里，所有的人都同意饶了他们憎恶的一个恶棍，不要叫他惴惴不安，饶了他们讨厌之极的一个伪君子，不要叫他感到羞耻，你想这可能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至少为了享受一下叫他难堪的快乐，会受到诱惑将人们关于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你想这可能吗？这一切相互配合，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所有人都胜过天使般地忍耐他在巴黎市中心向迫害他的人挑衅，用相当难听的词语称呼那些纠缠他的人，傲慢地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信者，大声说吧！我在这里！你们要说什么？”面对这些刺激人的斥责，在这一大群人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能力没有一时一刻抛弃一个人。所有的人对于他发出的责备都无动于衷，他们为了对他好，就忍气吞声了。而且害怕让他有一点点难受，他们任由他怀着蔑视对待他们，因为他们始终保持沉默，这种蔑视也就越来越得到默许。这种温和，这种品德高尚，普遍地驱动着他的所有敌手，没有一个人在哪个时刻揭穿这种普遍的宽容和善良，你总得同意，在这个生来就不太爱别人的一代人当中，这种忍受和宽宏大量合二而一至少与搞阴谋诡计同样叫人吃惊吧！而你是否认对阴谋诡计的猜测的。

要解开这些难题，依我看，应该到某种中间状态中去寻找。这种中间状态推测，这整个一代人既没有天使般的美德，也没有魔鬼般的阴险，而是人心中的某种天性，通过为达此目的而巧妙安排的手段，产生出一律的效果。但是，在我自己的观察在这方面向我提供某些合理的解释之前，请允许我向你提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假设经过细致、不偏不倚的调查证明让—雅克非但不是你认为的地狱般的灵魂和魔鬼，而恰恰相反，是一个单纯、多愁善感、善良的人，就连那么不公正对待他的人也普遍承认他是无辜的，他的无辜会迫使你还他以敬重，也迫使你因为对他抱着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看法而自责，这时请你深入你的灵魂深处，告诉我，这一变化会怎样触动你？

法国人：你可以肯定，一定是很厉害的！我感到，到那时，我在敬重他、还他以公正的同时，可能会因为我的过错而比现在因为他的罪行恨他而更加仇恨他。我永远不会因为我对他不公平而原谅他。我为这种心态而自责，我为此感到脸红。但我感到内心深处的这种状态是自己挡不住的。

卢梭：你真是本色、爽直的人，我对你没有更多的要求了！我记下了这一招认，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我会再次让你回忆起这一点。眼下，让你对此加以考虑，对我就足够了。此外，请你为这种心态而自慰吧，它只不过是自尊心最最自然的一种扩展而已。这种心态是你和所有让—雅克的审判官共有的，区别就在于，你可能是唯一勇敢而直爽地承认这一点的人。

至于我嘛，为了克服这么多的障碍来决定我的判断，我需要由自己来进行澄清和观察。只有到那时我才能充满信任地向你坦承我的想法。必须首先从看望让—雅克开始，这一点，我是完全下定了决心的。

法国人：啊！啊！你看你最后还是回到我的建议上去了吧？你不是已经那么不屑地拒绝我的建议了么？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去接近这个人了？在他与你之间，地球的直径恐怕都是个太短的距离吧？

卢梭：接近？不，我永远都不会去接近你给我描绘的那个恶棍，我要去接近的，是我设身处地设想的那个被歪曲了的人。我去找一个令人厌恶的恶棍，目的是纠缠他，窥视他，欺骗他，这种坏事是永远都不会与我的心挨边的。但是，在这个所谓的恶棍是否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倒霉的正直人、最阴险恶毒的阴谋的受害者的怀疑之中，我去亲自审视一下我该怎么想，这是一个正直的心灵所能强加给自己的最美好的一项任务。我怀着对自己的敬重和满意去从事这项高尚的研究，如果怀着与此相反的动机去从事这项研究，那我就会满心悔恨和羞惭了。

法国人：很好。但是在这么多证据当中你还保留着怀疑，怀着这种怀疑的心理，你怎么做才能驯服这头几乎无法接近的大熊呢？肯定你得从阿谀奉承开始，可你对这些又怀着深深的厌恶。其实如果你用这种方法能比别人得到更大的成功，那就已经很幸运了。那些人在他面前毫无节制、毫无顾忌地道尽了甜言蜜语，结果只招来他的粗暴对待和蔑视。

卢梭：他有错么？让我们说句直爽话吧！如果用这种方法就能轻易将这个人拿下，那么只从这一点，对他也就可以下半个结论了。听了你给我讲的人们对他使用的那一套以后，对于他十分轻蔑地推开大部分接近他的人，我是不大感到惊讶的。而那些人因此责备他戒心太重也是大错特错。因为戒心就意味着怀疑。他对这些人不会有什么怀疑。他看到了人群中人家用什么目光看他，这种目光逃不过他自己的目光，他应该从这些人对他的殷勤里轻易地看透他们的动机，对这些虚情假意地拍马屁的人，他还能怎么想呢？他应该看得很清楚，这些人的意图既不是真心与他交朋友，甚至也不是想研究他、了解他，而仅仅是为了骗他。对我来说，我既没必要欺骗他，也没想要欺骗他，我根本不想采用那些抱着这种企图去接近他的人所采用的那些假惺惺的做法。我丝毫不会向他隐瞒我的意图。如果他对此产生警觉，我的研究就算拉倒，我在他身边也就再无事可做。

法国人：要让人将你和那些怀着恶意接近他的人区分开来，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你根本没有办法与他敞开心扉谈话，向他申明你的真正动机。如果你仍然信任我，请你记住，你对于他的罪恶行径以及他的可怕性格所知道的一切，他永远都不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不能泄露的秘密。你在他身边时，这个秘密也应该永远藏在你的心里。如果他发现你有保留，他也会如法炮制。而且由于这一点，他会对你保持警觉，他只会让人看到他希望人们看到的一面，而不是他真正的样子。

卢梭：所有每天接近他的人，并没有使他产生更多的信任，而他们全都看到了他，而且如你所说，还看得那么清楚，完全是如你给我描绘的那样，为什么你愿意设想只有我一个人是睁眼瞎呢？如果说当人们观察时，虽然他很提防、很虚伪，虽然他努力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他却是那么容易了解和看透，那为什么我心中充满了欣赏他的强烈愿望，我反倒是唯一的无法达到目的的人呢？尤其是我怀着那么希望得知真相的心态，除了得知真相没有其他任何兴趣。他们肯定已经事先对他有了评价，而且对这种审视不加任何怀疑，他们见到的他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他，这难道令人惊异吗？而我，我的怀疑不会使我漫不经心，而是使我更加谨慎。我寻求的不是看到我想象的他，而是看到他确实是怎样的他。

法国人：那好！你难道不是也有你的想法么？我确信，你非常希望他是无辜的。你会和他们一样，只是方向相反，你在他身上将会看到你寻找的东西。

卢梭：情况很不一样。是的，我非常希望他是无辜的，而且是衷心地希望如此。如果我在他身上找到我寻找的东西，肯定我会很高兴。但是如果我在他身上找到的不是我寻找的东西，我以为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我弄错了，那对我也会是最大的不幸。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并不处于这种追求真相的心态之中。我看到他们的计划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的原来就有的大业，他们不受到惩罚是不会放弃这件大业的。到那时，他们使他饱受的羞辱会完全飞溅起来落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甚至躲不开公众的控诉。所以，不论是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还是为了他们良心的平静，只把他看成一个恶棍对他们来说就太重要了，以致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人再也看不到其他东西了。

法国人：可是，归根到底，对于你感到那么震惊的证据，难道你能设想出、想象出什么站得住脚的抗辩么？你将看到的或者认为看到的一切，难道能摧毁这些证据么？假设在理性、良知和所有的人都向你指出是一个恶棍的地方，你找到的是一个正直的人，那结果又如何呢？是你的眼睛欺骗了你，还是整个人类，除了你一个人之外，全都没有辨别力呢？这两种假设中，哪一种在你看来最自然，到最后你会坚持哪一种呢？

卢梭：两种我都不坚持，而且这种非此即彼对我并非像对你那样必要。还有另外一种更自然的解释可以解决许多难题。这就是假设有一个联盟，其目标就是对让—雅克进行诬蔑、中伤，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孤立他。我刚才说什么？假设？不论这个联盟组成的动机是什么，它确实是存在的。根据你自己的报告，这个联盟似乎还是世界性的。它至少很庞大，很有力量，人数众多。他们联合行动，而且对于没加入的人特别是他们攻击对象的那个倒霉蛋，他们的行动绝对保密。这个倒霉蛋，为了保护自己，既没有外援，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依靠，也没有人给他支招，也没有信息。周围只有陷阱、谎言、背叛、阴谋。他绝对是孤身一人，势单力薄，他也不该指望这人世间会有谁来帮助他、援救他。自人类存在以来，如此奇异的处境是独一无二的。

为了完好地判断处于这一处境中的那个人以及与其有关的一切，人类判断所依据的普通方式再也不够用了。无论如何，被告是可以说话，是可以自我辩护的。我可能必须有不同寻常的把握才能相信，在还他这一自由的同时，也将必要的信息、工具和手段给了他，以便能让他自己来证明他是否无辜。因为，归根结底，虽然他被控以不实之罪，如果他对为他罗织的全部阴谋、将他包围的全部陷阱均一无所知，如果他能找到的仅有的辩护人装作对他怀有热情而实际上他们是被选定来背叛他的，如果证人本来可以为他作证却闭口不言，如果说话的人被别人争取过去要让他背负罪名，如果有人制造假文件来给他抹黑，如果有人将能为他正名的文件隐藏起来或者毁掉，那么，面对着一百个伪证，他说“不是”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家让这一百个伪证说“是”。面对着一致的肯定，他的否定是无效的，而且在人们眼中，他并不因此就没有承认他实际上并不曾犯下的罪。根据事情的正常规律，这种否认根本没有同样的力量，因为人们没给被告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自我辩护，来戳穿伪证，来指认欺骗。人们事先并未推测到有一个可恶的联盟。这是一个数人的联盟，目的是搞垮一个人。在这里，这个联盟确实存在，没有什么比这更确实了，你也亲口将此事告诉了我。只凭这一点，被告为自己辩护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对这个人来说，就已全部被剥夺。但是原告在剥夺他这些的同时，又可以反过来用这些优势来对付他本人。他完全是受他们的摆布。这些人成了绝对主人，想怎么确定事实就怎么确定事实，不需要担心任何矛盾。他们成了审定他们自己的文件是否有效的仅有的法官。他们的证人确信，既不会有人来与他们对质，也不会被人弄得难堪，更不会受到惩罚，于是放心大胆撒起谎来，而不担心任何不良后果。他们确信给他安上罪名时，他们有大人物的保护，有医生的支持，有文人的赞同，有公众的喜爱。他们确信，如果为他辩护，自己就要完蛋。先生，这就是为什么自从这个联盟形成以来在联盟头目的领导下作出的所有针对他的证词对我来说都没有任何威信的原故。如果是在此以前的，——我怀疑有以前的——，我也要在仔细研究是否既没有造假也没有日期倒填之后，尤其是要在听取了被告的答辩之后才会采纳。

例如，为了判断他在威尼斯的作为，我不会愚蠢地认为，查问人们对此之所言及今日人们所证明的那些东西就完了。我要去询问，在威尼斯、在法院、在御前大臣那里已经被证明和承认的事情，询问所有那些在舒瓦瑟尔公爵大臣之前、在贝尼斯修道院院长在威尼斯的外交使团之前、在勒布隆领事到巴黎旅行之前知道这件事的人，了解在这些人中已经被证明和承认的事情。事情发生以来人们的想法越是与人们当时的想法不同，我越要更好地研究这么晚这么不同寻常的变化其原因是什么。同样，要对他在音乐方面的剽窃作出判定，我要找的人既不会是达朗贝尔先生，也不会是他的帮凶，更不会是你们那些大人先生们。我要在当地通过没有嫌疑的人，也就是说不是他们的熟人，去研究是否有真实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著作在让—雅克说是自己的著作之前就已经存在。

这就是良知迫使我要遵循的步骤，以便核实自从阴谋形成以来人们不断加给他的罪行、剽窃和各种各样的责难，我以前对这些一点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察觉到。只要我无法进行这种核实，想向我提供多少证据就能提供多少证据，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对这些证据，我无法作出任何抗辩，对我的思想也不会产生任何说服力。

要想准确知道，对你说的所谓罪恶昭彰我能相信多少，我就必须清楚知道，整整一代人结成联盟反对一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以向自己证明对于这个人他们想证明的一切，特别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隐藏起来，不叫他知道这种方式。当没有一个人来反对他们的阴谋，没有任何东西来阻挡和制止他们不可见人的运作时，通过使用大量的时间、诡计和金钱，有什么是权势和阴谋所战胜不了的呢？如果所有操纵这事的人，或通过权，或通过势，或通过舆论，全都协力齐心，用他根本无法看透其秘密的暗中手法去蒙骗他，人们难道还不能想欺骗公众到什么程度就欺骗到什么程度吗？当人们以为这些人并不相识，他们却相互步调一致，在欧洲的两端，这些聪明的骗子在某一个巧妙而又有权有势的阴谋家领导之下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使用的是同样的语言，对一个被他们剥夺了声音、双眼和双手、捆住了手脚交给他的对手让他们为所欲为的人，用同样的面貌来描述他，谁又能确定这些一向强大、人数众多、团结一致干坏事的阴谋家们能够蒙蔽人们的视线到什么程度呢？说你的那些大人先生们不是此等人士，而是正如他们向所有的人叫嚷的那样，是他的朋友，说他们将自己的保护人在泥沼中弄得窒息，这样做无非是发自善心，出自宽宏大量，出于对他的怜悯。算了吧！我根本不想听他们在这里抢占这些新的美德。但是从你自己的讲述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有一个联盟。从我的判断方式来看，只要存在一个联盟，为了判断它带来的证据，人们就不应该遵循一般的规则，而应该确立更严格的规则，以便确保这个联盟不要滥用他们异口同声的巨大优势，而且由此将这个优势强加于人。他们肯定会这么做的。现在，相反，我看到的是一切都在这些人之间进行，他们相互之间毫无抵抗、毫无矛盾地证明他们轻而易举便相信的事情，然后又把他们的一致当作是新的证据提交给那些他们希望说服使之赞同他们的情感的人，根本不接受被告答辩这一不可或缺的考验，人们精心地剥夺了他对罪状、控告人、证据甚至这个联盟的知晓权。这么干，比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还要坏一百倍：在宗教裁判所里，如果要迫使被监禁者自己认罪，至少不拒绝听他说话，不阻拦他发言，不向他隐瞒他被控告了这一事实，而且只在听取了他的发言之后才对他进行判决。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同意被告自我辩护，如果他能够自我辩护的话。但是，我们这里，人们不希望被告能够为自己辩护。

这一解释是从你本人向我陈述的事实中引申出来的，它应该使你感觉到：公众虽然不是没有良知，但是受到千百种幻象的诱惑，对于一个归根结底他们并无多少兴趣的人，一个其与众不同之处引起他们虚荣反感的人，一般来说，他们希望证明其有罪而不是无辜从而堕入错误之中。这错误并非故意，而且几乎是可以原谅的。也应该使你感到：也是对这个人，如果怀着更真诚的兴趣，更多些关切，要亲自研究一下他，人们可能也可以对他产生与所有的人都不同的看法。也并非不得不得出结论说：公众是在胡言乱语，或者人们受了自己眼睛的欺骗。可怜的托美思河的小癞子被捆绑在缸底，只有头露在水上，头上满是芦苇和水草。当人们将他当作水中妖魔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展示的时候，看客们难道不是荒谬地真把他当成怪物了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人们不许他说话。如果他想叫喊，说他不是水中妖魔，一条暗藏的绳子偷偷一拉，他立刻就沉下去了。假设看客当中有一个人更细心，窥出了这个机关并由此而猜测出了其余的一切，他会向他们大喊一声：“有人在骗你们，这个所谓的魔鬼是个人！”难道不会有人为这一呼喊感到受到冒犯而大动肝火，就好比是有人责备他们全是精神失常或失去理智一样吗？公众只看到事情的表象，为表象所蒙蔽，是值得原谅的。但自称比公众聪明的人，也犯同样的错误，则是不可原谅的。

不管我向你提出的理由怎么样，我觉得即使不依赖这些理由，我也足够有资格对于任何人都不觉得可疑的事产生怀疑。在我心中有比你所有的证据都更有力的见证，证明你给我描绘的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至少他不在你看见他的地方。让—雅克的祖国也是我的祖国，他唯一的祖国足以向我保证，根本没有这个人。在这个国度里，从来没有出生过这类人。无论是在新教的国度里还是在共和国里，都没见过这类人。他被控犯下的罪行是奴隶的罪行，这些人从未接近过自由的灵魂。而在我们的国度里，人们从未见过类似的人。我需要比你向我提供的证据更多的证据，才能让我心服口服，说在日内瓦能出生一个投毒犯。

我对你说了，为什么你的那些证据，不论在你看来是多么显而易见，对我却没有说服力。而我既没有也不可能有必需的材料足以判断这些证据虚假到什么程度，足以让我通过貌似真相的假象作以上的想法。但是我还得向你承认，这些证据虽然不能说服我，却使我感到担心，使我有些动摇。有时，我也抵挡不住。当然，我衷心希望这些证据是假的，这些证据使之成为魔鬼的那个人不是一个魔鬼。但我更希望在这一找寻中不要迷失方向，不要任我的个人好恶将我诱惑。在这样的处境中我能做什么才能达到——如果可能的话——去伪存真，那就是要在这个事件中摈弃全部人间强权，摈弃一切依赖他人见证的证据，只根据我亲眼能够见到的和自己了解的来作出定夺。如果让—雅克确如你那些大人先生们所描绘的那样，如果所有接近过他的人都轻易地认出了他确实如此，那我也不会比他们更倒霉。因为对这件事的研究我不会减少关切，降低干劲，缺少诚意，而一个如此顽劣、如此畸形、如此堕落的人，只要稍加观察，也确实应该很容易看透。所以我坚持我的决心，要亲自审视这个人，要根据我对他的一切所见来对他作出判断，而不是用我心中不可告人的欲望，更不会用别人的演绎，而是通过我能得到的良知和判断能力的尺度来衡量。在这一点上，不参考任何人的权威说法。我可能会搞错，因为我是人。但是在尽了一切努力以避免发生这种事之后，如果还是发生了这种事，那我也会成为令人安慰的见证，证明无论是我的热情还是我的主观愿望都压根儿没有给我的错误帮忙。保证不犯错误，并非取决于我。这就是我的决心。现在，请你给我实施这一决定和接近这个人的办法吧！因为据你对我之所言，接近他并非易事。

法国人：特别是对于你。因为你对仅有的能为你打开他的心扉的那些办法都很鄙视。我再重复一次，这些办法就是用巧计、曲意奉承、坚持不懈的纠缠，钻到他的身边，不断地拍他的马屁，百般热情地跟他谈他的才华、他写的著作甚至他的美德。因为在这件事上，谎言和虚假是善行。特别是“赞赏” 这个词，对他有神奇的功效。而用在另一个意义上，则相当充分地表示出一个如此这般的魔鬼叫人产生的情感这个概念。我们这些大人先生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这种诡谲的双重理解，使得他们经常使用这个词，让—雅克对这个词已很熟悉，他们跟他说话时使用这个词也很方便。如果这一切都不奏效的话，对他的冷淡接待也不要气馁，对他粗暴的拒绝不要当回事。这时可以立刻过渡到另一个极端，对他训斥、责备，用尽可能最傲慢的口气，极力制服他。如果他对你说粗话，你一定要忍受，就当这是一个下流胚说的。受到一个下流胚的蔑视，人们是不会为此而感到难堪的。如果他把你赶出家门，你再去；如果他给你吃闭门羹，你就在那儿待着，直到家门再次打开，然后尽量钻进去。一旦进了他的窝，你就在那安下身，好好歹歹待下去。如果他敢用暴力将你赶出门，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满世界大叫大嚷，说他杀害了抬举他前去看望他的人。根据别人向我担保的话，根本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钻到他的身边。你是不是要采取这种办法的人呢？

卢梭：可是你自己为什么从来都不曾愿意采取这种办法呢？

法国人：我嘛，我不需要见他以了解他、认识他呀！我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了解他。这已足矣，甚至太多了。

卢梭：那些对他的为人与你一样态度明确的人，虽然如此，仍然与他常来常往，对他纠缠不断，竭尽全力想跟他套近乎，你对这些人怎么想？

法国人：我对这个问题已经作答，看来你对那个答复不满意。

卢梭：连你自己也不满意，我也看出来了。所以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我的道理的。在这次谈话中你对我说的话，几乎全部都向我表明，你之所说并非据你自己所想。我从你这里得知了别人的情感，是否我将永远不会得知你自己的想法了呢？我看出来，你假装定出一些准则，其实要你接受这些准则，你恐怕是很痛心的。你跟我更直截了当地说说吧！

法国人：请你听着：我不喜欢让—雅克，但我更憎恨不公，更憎恨背信弃义。你对我说了一些事，使我很震惊，我想考虑考虑。你原来拒绝见这个倒霉蛋，现在你下定决心要见他。我从来拒绝阅读他的著作，现在我也跟你一样改了主意，理由很明显。你去见那个人，我去读他的书。这事做完了，咱们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