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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的重要著作人之一，是对当时及后代影响重大的作家，也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作家。他的《忏悔录》《新爱洛伊丝》《爱弥儿——论教育》等著作早就有了中译本，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这一次我们奉献给大家的，则是卢梭的“晚年三部曲”（或称“晚年三‘录’”）中唯一尚未译成中文，也是中国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及《法国文学史》中从未提到的第二“曲”、第二“录”——《对话录》。让我们紧跟着《对话录》的脚步，再一次发现卢梭。
提起18世纪法国启蒙文学，我们脑海中立刻涌现出来的是“四大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在这四人中，卢梭的地位很特殊：他不仅是文学家，也是很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理论家。他不仅写的自传和小说很有名，也是音乐理论家和作曲家。他的理论著作，如《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而且写得富于文采，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他的文学作品又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他宣传自己社会理想的重要工具。在这“四大家”里，卢梭也是唯一的平民出身（他的父亲是日内瓦的钟表匠）、自学成才、大器晚成者。他的第一篇重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获得第戎学院大奖并成功发表时，他已经将近40岁；《新爱洛伊丝》在巴黎获得成功，他已经近50岁；《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发表时，他已经50岁。可惜他的黄金时代只持续了十年，《爱弥儿》成了他生命的又一转折点。《爱弥儿》所附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引起了教会当局的狂怒，因此《爱弥儿》遭禁，此书在日内瓦被焚烧，卢梭面临被捕危险。从此他开始了颠沛流离、受攻击诬蔑迫害的生活，直至离世。最近几十年法国的卢梭研究者认为，他因此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患上了精神病，有妄想症、偏执狂及广场恐怖症等表现。
1766年他开始写《忏悔录》，1770年完成。此后他开始在一些场合朗诵他的《忏悔录》。这又刺痛了某些人，他们要求警察出面干涉，禁止他朗诵《忏悔录》（在他逝世以后四年的17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忏悔录》第一部，逝世后十一年的1789年出版第二部）。为了能开口说话，1772年他开始写《对话录》，1775年完成，历时四年。《对话录》亦无法发表。1776年秋他开始写《孤独漫步遐想录》，1778年4月完成。当年7月2日逝世。《对话录》和《遐想录》均在他死后四年（1782年）在日内瓦出版。
从上述创作时间上看，《对话录》是在《忏悔录》之后，《遐想录》之前。《对话录》是继《忏悔录》之后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遐想录》篇幅仅为《对话录》的四分之一，且为内心独白性质），此“三录”为他生命最后十二年创作的晚年三部曲。
创作这三部作品时，卢梭的处境、心情基本上是一致的：政治上受到迫害，生活上颠沛流离，穷愁潦倒，心情抑郁、悲愤。但三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及所追求的目标仍有所不同。
卢梭所遭受的攻击和迫害来自几个方面：政府、教会、故友以及受这三方面影响的公众。对政府和教会，他始终是不屈服的。而故友变成了敌手，对他进行攻击、诬蔑和诽谤，尤其使他痛心。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他逐渐形成了“所有的人联合起来搞阴谋对付我”的想法，对一切反应也更加敏感甚至是病态。这正是《对话录》的基调。
《忏悔录》是卢梭对政府与教会的迫害进行的反击，是为自己辩护、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尊严的作品。是“我”面对所有的人讲话，充满悲愤与坦白，并由此构成作品的特点和感人的力量，成为文学史上著名的自传性作品。《对话录》则有三个人物：卢梭与一个法国人谈论让—雅克。这里的“卢梭”并不完全是作者，他是《对话录》中的一个人物，而这里被谈论的“让—雅克”才是真正的卢梭。卢梭选择这种对话的形式，是因为“这种形式最适合于讨论正还是误”。把“一个法国人”作为谈话人之一，是为了通过他的口道出卢梭敌人的论点、所作所为和一般法国人在反卢联盟影响下对卢梭所持的看法。然后“卢梭”（《对话录》中的人物卢梭）对此一一加以批驳和澄清，其情绪是激奋的。在这些驳斥中，卢梭并未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而是通过辩论进一步地发挥了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中已经阐述过的关于法律、公正、正义、人权等方面的观点，对当时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展现出他作为启蒙时代思想家的风采。特别是“法国人”作为“反面教材”而引述的卢梭著作中“最有问题”的那些段落，实际上是卢梭经典名段集萃。尚未见识过卢梭其他著作的读者，在这里可以一览作家的思想和文风。经过辩论，这个“法国人”最后还是认清了那些攻击诬蔑卢梭的“大人先生们”的真面目，回到了较为公正的立场。从这里我们看到，卢梭虽然在写作《对话录》的数年内心情是忧伤而痛苦的，但是他仍然抱着一丝希望，希望广大民众能够觉悟起来，认清真相，还他以公正。全书从头至尾，“公正”“公平”“正义”“真相”“真理”的字眼反复出现，这正是《对话录》的写作动机：维护自己的声誉，揭穿对立面的阴谋。所以，在《忏悔录》中，是作者对自己的正面展示，是“正回忆录”；而在《对话录》中，是我方与敌方的短兵相接、对峙、辩论，是“反回忆录”“反忏悔录”。到了写作《遐想录》时，卢梭对于还他以公正已经绝望，眼看自己在世之日无多，只能靠遐想度日了。那是受迫害的孤独老人的内心独白，充满了悲凉与哀叹。
卢梭说他在《对话录》中是“公正真实、既不褒也不贬地谈论我自己”“尽量公正地不偏不倚地履行如此艰难的一项义务，不触犯公众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盲目，不自豪地赞美他们不承认的美德，不自责他们喜欢强加于我而我并没有的恶行”。这样一个任务对他来说，肯定是十分痛苦的事。他只能写一段放一放，再去采集植物标本自我排遣一下，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一下，然后再继续写下去。因此，《对话录》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矛盾：每个人的讲话都过于冗长，阅读起来比较沉重，甚至难读；重复较多，条理性不够，连贯性较差。其实卢梭本人是第一个发现这个缺欠的人。但是，进行修改，无异于“再次触动”他的“伤痛”，年老而健康状况欠佳的他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再一次的折磨”了。好在读者能体谅他的心情。而且这样似乎更反映出真实的卢梭，我们似乎感觉到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者正坐在我们身边与我们交谈。
对于已经阅读过《忏悔录》和《遐想录》的读者，《对话录》是他们对卢梭进行新的发现的宝贵机会；对于未读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在对卢梭进行第一次发现的同时，一定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产生要去读《忏悔录》和《遐想录》的强烈愿望。对于这后一类读者，译者还建议他们可以先去读《忏悔录》，再来读《对话录》，然后再去读《遐想录》。这“三录”读完了，你才会实现与卢梭的全方位零接触。如果一时找不到另外两录，译者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先读本书后面第三部分《附录》中的《致德·圣日耳曼先生函》。这封致友人的信函，写于1770年2月26日，早于《对话录》的写作两年，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卢梭的“微型自传”，信中将自己的童年、青年时代的成长、自己的秉性习惯、自己的人品一一道来，将他的仇敌一一指名道姓报告出来，并讲述了与他们结怨的原因。从这封具有自传性质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窥见卢梭的一生，对阅读《对话录》定会有所帮助。
“那些只想匆匆忙忙读些令人愉悦的文字的人，那些在我的《忏悔录》中只寻找这些也只找到了这些的人，那些不能为了正义和真理忍受一些辛劳和坚持全神贯注的人，他们最后就免了自己读这本书的厌烦算了。”这些是卢梭关于《对话录》所说的话。我们当然不是这样的人。
最后，关于也是首次在中国译出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译者也想简单说上几句。这部作品的创作情况，我们从《附录》部分的《源起》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作者在身处逆境、被迫出逃的情况下，居然能找到创作的灵感，并且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创作，所以卢梭称这部作品“永远”是他“最喜爱的作品”。如果我们读一下《圣经·旧约·士师记》（也称《民长记》）中第十九、二十、二十一章，就会看到，这个非常惨烈的故事只有4 500字左右。但在卢梭笔下，它完全变了样，成为非常“卢梭式”的作品：强烈的个性解放精神；对感情的描写充满激情；优美的自然景色描写，激发起我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它与《对话录》的风格截然不同，却又与《对话录》相辅相成，全方位地呈现了卢梭的形象。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是，当你仔细研读《对话录》时，你会发现：卢梭在两百三十年以前说的话，讲述的事，今日读起来仍那么鲜活，那么具有现实意义。让我们随着《对话录》和《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脚步，再次发现卢梭。
袁树仁
2006年12月16日
Barbarus hic ego sum，quia non intelligor illis.
奥维德
不知本作品会落入何人手中。对这些人，如果我斗胆提出一个请求，那便是：恳请你们在处置本作品甚至在向任何他人谈起本作品之前，将它从头至尾读一遍。但我事前便可以肯定，我不会得到这种恩典。所以，我也就一言不发，而将一切托付于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