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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济南相任上做了两件事之后，虽然并不后悔，但也感到后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说，当时“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主动提出辞去济南相，并请求留在京城做宫禁保卫方面的差事。曹操在十几年后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追述他当时的心情也说，“故在济南……违迕诸常侍，以为豪强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曹操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诸常侍和豪强怎么能容忍他如此损害他们的利益呢？曹操乞留宿卫，纯属以退为进，实非本意。但就是这点心愿，宦官和贵戚们也不能让他得到满足。权贵们的心计是既要把他调离济南相位，又要把他排挤在京师以外。于是“征还为东郡太守”。东郡太守与济南国相地位相等，用现在的话说是同级调动。且就当时的地域重要性而言，东郡地位和济南国地位也不相上下。曹操由这次调动验证了自己的担心，因此托疾不就。因为不去做东郡太守，朝廷便再次给了他一个闲差事，任命他为议郎。此时他的头脑很清醒。他既要躲祸，又要试图从另一个方面建立自己的名誉。因此对于议郎一职也是“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据记载，曹操回到家乡谯之后，“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应该说，鉴于当时的情势，曹操称疾归乡里，实乃韬光养晦，沽名钓誉的绝好机会，也是充实头脑、锻炼身体的好机会。曹操常以“非岩穴知名之士”而自憾，如果能得机会做一段“隐士”，当是莫大快事。由此看来，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的另一段话也是可信的。他说：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指同年举孝廉者）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无疑，曹操确曾做过长时间隐居的准备。第一，既然“不能违道取容”，隐居当是最好的选择；第二，天下大乱之势已定，既然不能立即驰骋沙场，“待天下清”后而再举亦是最安全之策。当然，绝不能认为曹操已经准备终生做隐士。如果那样，他就不成其为曹操了。他的落脚点是即使不得已等二十年再做官也不算晚。所以说，曹操“称疾归乡里”的最终目的是待机乡间。他作了长时间隐居的思想准备，但更重要的是隐居乡间窥视局势，等待时代的召唤。
说实在的，曹操称疾乡里，的确有屡屡干忤宦官和贵戚的原因，怕为家族带来大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曹操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家族地位才敢于“不就”官而装病乡下。据记载，曹操约在三十岁时（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为济南相，当年或次年辞官，三十二岁被征为都尉。这二三年间，正是他父亲曹嵩走红的时候。曹嵩原为司隶校尉，后为大司农、大鸿胪、太尉之职。太尉就是“三公”了，家庭根基不可谓不硬。
曹操称疾归乡里年余，中平三年（公元 186 年），征为都尉。曹操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他那“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欲以泥水自蔽（指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绝宾客往来”的愿望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名望，但他还是带着“不能得如意”的惋惜心情离开乡间，再踏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