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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约前372—前289）即孟轲，战国时思想家。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孔子孙子思学生。主张“仁政”，提出“民贵君亲”，反对战争，重视教育。其学说被认为是儒家正宗。晚年与门人著书立说，有《孟子》。
1902年，毛泽东在韶山南岸私塾发蒙时，就读过《孟子》。1903年夏，毛泽东和私塾同学因趁塾师不在，外出游泳，塾师用作对联惩罚他们。当塾师出上联“濯足”，他就以“修身”作对。1957年，私塾同学毛裕新到北京，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毛泽东记忆犹新地说：对了，“濯足”对“修身”。这个“濯足”，就是洗脚。《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中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以“濯足”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可以“修身”，可以锻炼身体，又提高修养，先生当然不责怪我们，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毛泽东品国学》，第30页）
《孟子》中很多精辟且富有哲理的话，对毛泽东一生都有影响。毛泽东经常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引用孟子的话。如：以“引而不发，跃如也”来阐明领导农民运动必须循循善诱的道理；以“心之官则思”来告诫人们要善于思考，勤于分析。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在谈及“国际援助”时，又引用了“春秋无义战”，他说：“古人说：‘春秋无义战’，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义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61页）
晚年毛泽东对《孟子》仍是恰如其分地引用。1970年，他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发表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声明中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人民日报》1970年5月22日） 此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见《孟子·公孙丑下》。
1957年秋，毛泽东问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访日归来的王震：这次访日，印象最深是什么？王震说：不少农户家挂的是“和为贵”条幅。毛泽东说：噢，日本农民把我们孟老夫子的信条供奉着。 （《王震传》，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39—440页）
毛泽东对孟子有较高的评价，多次称赞孟子是“圣人”。1939年，他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说过“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1944年7月18日，在延安会见《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美国人莫理士·武道时，也称赞了孟子，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它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是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952年10月，毛泽东参观山东曲阜（春秋时期的鲁国旧都）时说：曲阜作为王都前后有七百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影响更大，一直是中国统治阶级的思想。这里，毛泽东把孟子作为儒学的代表之一同孔子相提并论，足见孟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1954年10月21日，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就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之一的平等互利，又说：“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4页） 1958年8月，在审定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毛泽东增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充分肯定了孟子教育思想中的人民性。
20世纪60年代初，李讷大学毕业，毛泽东送给女儿四句话，其中一句，就是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毛泽东还说孟子是善于口辩的纵横家。1915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说：孟轲好辩，不得谓之佞。他读《智囊·子贡》篇时颇有感触，写了几行批语：“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 纵横家很讲逻辑、颇有口才，未必“只说空话”，而是善于高效率地处理人际、国际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孟子所做的其实也是纵横家的所作所为。
当然，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有落后的一面，这是毛泽东所不满意的。1958年11月，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到秦始皇时就说：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四百六十人。孟子主张“法先王”，所以孟子一派的书是“以古非今”的。 （《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第47页） 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说：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 （《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儒家经典著作。孟轲及其弟子万章等著，亦说为孟轲弟子、再传弟子的记录。《汉书·艺文志》著录十一篇，现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已佚，今本系明人伪作。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哲学伦理教育思想。南宋朱熹把它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作集注。注释有多种，以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清焦循《孟子正义》和朱熹的《孟子集注》（《四书集注》）为最。
孟子学说在战国时期称“孟氏之儒”，只是孔子之后“儒家八派”之一。西汉初期尊儒时，《孟子》被列为次于经书的“传记”，设博士研习。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孟子》才被定格为经典，北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追封孟子为邹国公，翌年奉孟子于孔庙。南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诏以孟子与颜回、曾参、子思共配享孔子，称作“四配”。程颢、程颐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作“四书”。朱熹作《四书集注》。
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追加孟子为邹国亚圣公，明景泰三年（1452），与孔子同去臣爵，尊为“亚圣孟子”。从此，孟子成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明清文人对孟子大加赞颂，如明代山东巡抚陈凤梧赞孟子曰：“哲人既萎，亚圣斯作。距诐阐邪，正论谔谔。尧舜之性，仁义之学，烈日秋霜，泰山乔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