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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约前390—前338）即卫鞅、公孙鞅。战国时秦国政治家。卫国人。入秦为秦孝公重用，任大良造进行变法。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制度；采用李悝《法经》作为法律，推行连坐法；推行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按丁男征赋法；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制。变法二十年。秦国大治。以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州东），即称商鞅。秦孝公死，被旧贵族车裂身死。后人辑有《商君书》。
商鞅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政治家、大改革家。毛泽东青年时读了很多经史子集，其中一本就是《商君书》。他对商鞅颇感兴趣。1913年冬，他在湖南师范读书所留有的《讲堂录》里，就记录有：“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602—603页） 来自唐韩愈《猫相乳》的文句。今天见存的毛泽东早年作品，还有一篇是他在湖南学校读书时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是文赞扬了商鞅变法，并发表议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造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进增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2页）
毛泽东的国文教员对此文倍加赞赏，有多处评语，称它“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写此文之时，正是湖南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动荡、大改组的时期，富于改革思维的青年学子多有提出寻找改造旧世界的方法，其中也包括中华古代成功变革的例子。毛泽东1913年的《讲堂录》里就记有“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给商鞅以相当高的评价。
毛泽东认定商鞅是法家。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明确地提出，不赞成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接着又说：但是，在范老（范文澜）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 （《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即《商子》、《商君》。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系法家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篇。内容叙述商鞅变法主张，提出发展耕织、奖励军功的农战政策，树立信赏必罚的法治制度；主张“坏井田、开阡陌”，从法律上保护土地私有制，而把国家最高统治权力集中于君王一人，以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对于法的起源和运用，书中也有所论列。
商鞅变法主要有两次，一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商鞅为左庶长时推行。内容是：（一）建立什伍连坐制度；（二）奖励军功，建立军功爵制度，宗室无军功者，不再享有宗籍；（三）建立鼓励生育和耕织的制度，生产粮食和织帛纳税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商业以及因怠慢而贫困，连同妻、儿没收为官婢；（四）焚烧儒家《诗》、《书》，禁止私门请托，不许游说求官。
秦孝公十年（前352），商鞅升大良造（相当于宰相），十二年（前350），再次变法，内容是：（一）国都自栎阳（今陕西临潼）迁到咸阳；（二）革除旧习，禁止成年父子夫妻同室，使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三）将小乡归并为县，全国共设三十一个县，由国君直接任命县令、县丞、县尉；（四）废井田，开阡陌，鼓励开垦，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征收赋税；（五）规定统一的斗、桶、权、衡、丈、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