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前465)春秋后期越国国君。公元前496—前465年在位。即位后,在夫椒(江苏吴县西南)为吴击败,乞和。为吴王隶。放回后,卧薪尝胆,经十年生聚,终于灭吴。后称霸中原。
1954年,毛泽东参观浙江绍兴著名的东湖。在途中对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大文豪鲁迅的家乡。毛泽东把越王勾践和鲁迅并提,可见他对勾践其人其事的重视。
毛泽东熟悉越王勾践史事,他要后人记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1957年,毛泽东在浙江对中共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书记霍士廉等讲述了越王勾践炼铁的故事。公元前5世纪,勾践为了雪耻和复国,在会稽(今绍兴地区)组织军民炼铜炼铁,铸造兵器和农具,所以毛泽东联系勾践,古为今用,指出:搞农业机械化,光靠大钢铁厂怎么行?还要依靠群众发展小钢铁。1959年新中国庆祝建国十周年后不久,毛泽东在与卫士长李银桥散步时说:法国的《快报》评论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嘛!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复国,十年强兵,后代人全忘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家家吃肉不发愁,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事,不见于先秦典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吴越春秋》:“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此处有“尝胆”而未有“卧薪”。“卧薪尝胆”成语,初见自宋苏轼《东坡集》续集九《拟孙权答曹操书》:“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元人修《宋史·胡宏传》:“太上皇帝劫制于强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也。”《金史·木筠寿传》:“陛下当坐薪悬胆之日,奈何以球鞠细物,动摇民间。”可见,勾践并无“卧薪”事。
勾践经过十年生聚、十年生息、复国灭吴,三度击败吴国。
勾践十五年(前482),勾践乘夫差在黄池会盟,国内空虚,偏师入淮,阻夫差归路,自引主力直指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大败吴军,占领姑苏。夫差急忙归国,不得不与议和;
勾践十八年(前479),勾践再度伐吴,大败吴军于笠泽(今江苏吴江);
勾践二十二年(前475),勾践大举伐吴,屡败吴军,包围姑苏。二年后,吴王夫差被围于姑苏山上,乞和被拒,自杀,吴亡。
墨子(约前468—前376)即墨翟。战国初期思想家。鲁国(一说宋国)人。墨子学派创始者。做过木匠。创建“兼爱”、“非攻”和“自苦”等墨家思想。反对战争,崇尚勤劳刻苦,利天下而为之。当时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现存《墨子》五十三篇。
墨子是春秋末战国初的学者。他的言论后被其学生整理为《墨子》,其中“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曾为梁启超、鲁迅所推崇。毛泽东早年对《墨子》也很感兴趣,与好友蔡和森经常就《墨子》中的一些观点进行讨论。1937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实践论》所说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两部分”,“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等观点,都源自《墨子》中有关“闻知”(间接经验)和“亲知”(直接经验)的说法。
1939年初,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就墨子的哲学观写了一封长达1 400余字的信。信中称:《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毛泽东“写在另纸”的意见,全文如下: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0—142页)
同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赞扬了墨子。他说:“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是官,但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280页) 又说: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椅子。由此毛泽东进一步作了发挥: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食。 (《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57页) 毛泽东在这里说墨子是体力劳动者,比孔子高明;他不做官,所以比夏禹也好些。
当然,毛泽东认为墨子的认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1964年,毛泽东在与几位哲学家就日本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毛泽东认为,墨子不可能讲清楚,这是因为有历史的局限。
赫拉克利特(约前535—前475),古希腊哲学家。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他致力于寻求世界万物的本源,把客观的自然界作为认识的起点和对象,且猜测到万物变化运动的原因,乃出自事物内部有矛盾、有对立面的斗争。提出“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