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老子 即李耳、老聃。春秋哲学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一作今安徽涡阳）人。曾任东周守藏室史（国家图书馆馆长）。弃官西行，至函谷关，著《道德经》。相传孔子曾向其问礼。唐时因同姓，封赠为太上玄元皇帝。北宋时加封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道教尊之为开山祖师。
毛泽东爱读老子的《道德经》，即《老子》。他大概是走出韶山冲在湖南长沙求学期间，开始接触《道德经》，且对老子其人及其思想有所认识的。1917年，他已熟读了《道德经》。这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第四节《体育之效》就指出“老子曰：无动为大”。也就是这年夏天，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以游学方式在洞庭湖周边诸县作社会调查，在宁乡曾去过一个前清的翰林刘家，在回答刘翰林所问读过什么古书时，他说已读了“十三经”、《老子》和《庄子》。还回答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毛泽东此时对老子博大精深的《道德经》，已有相当深的造诣。因而在这次游学中，于宁乡沩山密印寺翻阅了寺藏的《道德经》后，与方丈谈儒、道和佛共存于一种和谐的格局时，就此作了发挥：是的，中国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一打就是几百年。又说：几个宗教能够和谐地共存，对国家来说不是坏事。
《道德经》是当时毛泽东经常接触和应用的一本书。现见于蔡元培转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毛泽东所写的眉批中，就有“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页） 等批语。此处“绝圣弃智”，见《道德经》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死不相往来”，见《老子》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可见，二十五岁的毛泽东对《老子》已是相当熟悉了。
老子《道德经》充满很多辩证哲理的文句，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和谈话中经常加以引用。他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话，说明只有战略退却才有战略进攻。1947年春，毛泽东决定暂时撤出延安时，又用了这八个字来说明之。当时，有不少人想不通。他打了个比方：譬如有一个人，武艺较高，但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当碰见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那怎么办？如果舍不得包袱，他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丢掉命，也丢掉财。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能把强盗打退，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了，最后达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目的，这就叫“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退一步，进两步。毛泽东深知此理。1964年8月，他在一次会上又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还经常借用《道德经》的若干文句，赋予新的解释，以教育和启导干部，如抗日战争时期常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以及20世纪70年代前期在书信里常写的“贵有自知之明”等。1945年4月，针对国民党企图挑起内战，毛泽东就与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打过招呼：“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24页） 1949年1月，在中共七大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引用了《道德经》，批评了不“互通情报”。他说：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同年8月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引用了《道德经》，更是恰到好处、入木三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6页） 他真可以说是用活了老子的语言。
1957年2月27日，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793—794页）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就1960年计划事说：“所谓粮食过关，即有储备，平均每人占有粮达到一千斤以上，到一千五百斤，即比现在要加一倍，这也要十年，争取提前完成。还要藏一点，这是老子的办法，‘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毛泽东传 （1949—1976）》［ 下］，第1030页）
爱屋及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注意对老子和《道德经》的学术研究。1960年8月，当时中国哲学界正在争论老子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毛泽东很注意争论的内容。在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时，得悉周建人所写关于老子哲学问题的文章主张老子哲学是唯心论，毛泽东表示赞同，对周说：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怎么会是唯物的？ （《光明日报》1977年9月13日）
1963年11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四次会议（扩大）闭幕时，毛泽东接见了范文澜、冯友兰和高亨等十一位专家，在与高亨握手时说，我读过高先生关于《老子》和《周易》的著作。高亨回济南山东大学后，将其所著的《诸子新笺》、《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等书寄给毛泽东。毛泽东于翌年3月写信给高亨说：“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96页）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又谈及当时围绕老子哲学观的那次唯物唯心的争论，他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知天津有个教授叫杨柳桥，他有本《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此外，毛泽东还高度赞美《道德经》的文采斐然，他开导人们：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毛泽东对各种《道德经》版本颇感兴趣。1974年他在长沙休养时，得知马王堆发掘出土一批珍贵帛书简牍、并正在组织专家对这批帛书和简牍进行整理、修复、释文和研究的消息时，大为高兴。他说：好嘛，他们干了一件大好事，挖出了这么多宝贝东西，中华民族的历史了不起啊，你们有时间要多看一点历史书籍，对提高政治、文化水平都有好处，不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整理出来？
帛书《道德经》甲乙本由故宫博物院专家整理，由文物出版社交上海新华印刷厂出版；由北京新华出版社以玉扣纸精印一部八册一函线装书，送与长沙的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又再读了马叙伦《老子校诂》，高亨《老子简注》、《重订老子正诂》，张政烺《道德经解释》，江希张《道德经白话解说》，唐傅奕校订的《道德经古本篇》等大字本。 （《湘潮》2013年3月）
《老子》即《道德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抄写本（帛书本），“德”前“道”后，为《德道经》。《老子》分上下篇，上篇论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主要探讨宇宙人生哲学；下篇论德。“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无德”，主要探讨社会和政治学。西汉盛行老子学说，时称“黄老”，黄是黄帝，老是老子，文景之治即为黄老之治。魏晋崇清谈，于是退黄帝，进庄子，称“老庄”，且成为道家的开创和理论基础。